溢出效应相关理论综述

麦当格尔（MacDougall，1960）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ement，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3］。

R&D溢出的一种形式是国家或地区间在同一产业下的R&D溢出，另一种形式是某种空间下不同产业内部及其相互间的溢出。R&D溢出的最显著的表现是R&D活动的收益由研究者向模仿者转移。现实生活中R&D溢出方式主要包括：技术贸易、直接投资、R&D人员流动、企业衍生等。

阿罗（Arrow，1962）［4］最早用外部性的概念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提出“干中学”和“学习曲线”两个重要概念，并且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

罗默（Romer，1986）［5］在阿罗的溢出效应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了知识溢出模型。知识不同于商品的重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他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劳动力以及创新技术的存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帕伦特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设计了一个特定厂商选择技术和吸收时间的边干边学模型，他认为在前后各种技术吸收之间，厂商通过边干边学积累的专有技术知识为进一步的技术引进做好了准备。

科高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其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相互影响。

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决策行为对溢出的影响。一方面，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一方面，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溢出的存在。在互为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求取各自的动态最优解。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可见，除了原有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具有正反馈性质。

Griliches （1992）［6］将R&D溢出分为租金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租金溢出（ rent spillovers）是指在具有创新知识含量的新商品在商业化过程中，其价格未能完全反映知识创新带来的质量提高。当此商品作为其他企业生产过程的投入时，后者将从前者的产品创新中获得一部分收益。纯知识溢出（pure spillovers）是指由客观原因而引发的自有知识被其他企业模仿和挪用，如研发人员的流动、 自我保密措施不健全、交流活动中的不自觉外溢等，这类外溢通常也称之为隐性研发溢出。而且，如果国家和产业间技术相似性越大，研究的重合点越多，研究的关注方向越一致，产生隐性溢出的潜在可能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