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小麦好还是吃大米好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从1770年到1820年大约增长了四倍，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机器生产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数量巨大、成本低廉的商品。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业资产阶级同地主中贵族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工业革命的进展而变得异常尖锐。这个斗争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关于《谷物法》的存废。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大卫·李嘉图都是站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为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二）李嘉图的贸易思想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仅可以依据绝对优势原则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只要它与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各种商品的相对成本不同，那么这个国家仍然可以通过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并出口，来换取它自己生产中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获得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纳为：在国际分工中，如果两国的生产力不等，一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均低于另一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另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时两国仍存在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两国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产品，处于劣势地位的另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产品，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双方仍然可以在相互贸易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李嘉图用实例由个人推及国家说明了这一道理，他说：“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子，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些。不过制帽子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就专门制鞋，那个较差的人就专门制帽子，这样双方都能获利。”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依据这一思想进行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对各方都有利。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于177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富有的交易所经纪人家庭，14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在交易所从事证券金融业务。因婚姻和宗教问题与父亲脱离关系，自己经营交易所，做得非常成功，10年之后就拥有了200万英镑的财产，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房地产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投资家，后来又当上了英国上议院议员。功成名就后，他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了自然科学。1799年，李嘉图在巴思逗留期间偶然得到一本《国富论》，成为这本书的一个真正的“赞赏者”。当时英国脱离金本位制的特定环境使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最终，他在分析、批判前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提出的问题，将经济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嘉图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著作，几乎涉猎了经济学中的所有方面，他首先研究的是货币。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的倡导者。他在1809—1811年发表的几篇文章和几个小册子中，批判了当时的货币流通制度，并且拟定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纲领，甚至提出要创立新的国家银行，显示了他极大胆的建议方式和极雄辩的著作能力。他的货币理论思想主要有：① 稳定货币流通是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条件；② 这种稳定只有以黄金为基础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③ 在流通中黄金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甚至完全为按固定平价兑换黄金的纸币所取代。之后，他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书中，他主要研究了价值理论。他以斯密的价值理论为出发点研究价值问题，力图在基本点上纠正和揭露斯密价值学说的混乱和矛盾。他坚持了耗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并将这一原理始终贯穿在他的经济理论中。他考虑了劳动性质与价值的关系，认为各种不同性质的估价由市场决定，并且主要决定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最不利条件下的劳动决定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劳动总量，即不仅包括生产该商品时所需的劳动，而且包括生产用于该过程的资本物所需的劳动。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理论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贸易自由的坚决支持者。在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一书中，李嘉图以一个有关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论支持了自己的观点。该理论包括了比较优势学说——该学说或许可以说成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的“真理”（马歇尔，188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论对外贸易》一章中，他对苏格兰和葡萄牙的外贸进行了研究并用精彩的例子“葡萄酒”和“棉布”说明了比较成本，以及得到了贸易的结果使贸易参与国更加富裕的结论，即后来所谓的比较优势原则。这个基本思想在后来被无数经济学者引用并发展。他还从比较耗费原则中得出了与他在贸易自由条件下和谐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相适应的结论。

终其一生，李嘉图都以严谨的思维、数学逻辑性和精确性著称。他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发展了斯密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观点，即社会3个主要阶层最初收入的观点。他认为，地租只是从利润中扣除，从而利润被说成是收入最初的基本形式，而资本是收入的基础，即利润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之一。1819年，他成为一名议员，积极参与讨论银行改革、税收提议等问题，并成为伦敦政治经济俱乐部的奠基人。

（资料来源：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96—214）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

（一）基本假设和生产贸易模式

比较优势模型的假设与绝对优势模型基本一样，强调两国之间生产技术存在相对差别。

在比较优势模型中，生产和贸易的模式是由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决定的。各国应该专门生产并出口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产品的比较优势可以用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生产成本或者机会成本来确定。

（1）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相对劳动生产率是不同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或两种不同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用公式表示：

如果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家同样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该国在这一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反之，则只有比较劣势。

表25中的数字是根据前面假设的例子（表21）所计算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中国大米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1吨大米/0.5吨小麦，即2吨大米/吨小麦。美国大米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0.8吨大米/吨小麦，2＞0.8，中国大米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中国具有生产大米的比较优势。两国小麦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则正好相反：中国为0.5吨小麦/吨大米，美国为1.25吨小麦/吨大米，美国具有生产小麦的比较优势。

表25 中美两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1）

（2）用相对成本来衡量。所谓“相对成本”，指的是一个产品的单位要素投入与另一产品单位要素投入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低于别国生产同样产品的相对成本，该国就具有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上例中两国每吨大米和小麦的相对成本如表26所示。

表26 中美两国大米和小麦生产的相对成本

中国大米的相对成本比美国的低，而美国小麦的相对成本比中国的低。因此，结论与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是一致的：中国有生产大米的比较优势，美国有生产小麦的比较优势。

（3）一种产品是否具有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还可用该产品的机会成本来衡量。所谓“机会成本”指的是为了多生产某种产品（如小麦）而必须放弃的其他产品（大米）的数量。用大米来衡量的每单位小麦产量的机会成本为：

式中，QR是大米产量，QW是小麦产量，“△”表示变动。

在前面的计算中可以看到，在给定的时间（或土地）里，每个中国农民可以生产1吨大米，也可以生产0.5吨小麦，但不能同时生产1吨大米和0.5吨小麦。也就是说，在中国，一个农民要想多生产1吨小麦，他就不得不少生产2吨大米。每吨小麦的“机会成本”是2吨大米。在美国，一个农民要想多生产1吨小麦，就必须少生产0.8吨大米。每吨小麦的“机会成本”是0.8吨大米。同样，可以算出大米的机会成本（小麦机会成本的倒数）：中国为0.5吨小麦，美国为1.25吨小麦。中国生产大米的机会成本低，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小麦的机会成本低，具有生产小麦的比较优势。

由此可见，三种方法的结论是相同的，都能确定本国产品的比较优势。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不同。一国之所以能够出口获利，只需在该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而不一定要有绝对优势。一国可能会在所有的产品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一定会在某些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任何国家都可以有出口的产品，都有条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与“绝对优势”学说相比，“比较优势”学说更有普遍意义。在前面的例子（见表24）中，美国不但拥有生产小麦的绝对优势，也拥有生产大米的绝对优势。根据“绝对优势”学说，美国应该生产所有两种产品并向中国出口，中国应该什么也不生产只是进口。但是，这种情况实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贸易本身是双向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如果只有在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才能出口获利，那么中国什么东西都不能出口，中国和美国就不会发生贸易。

但是，根据比较优势学说，贸易仍能在两国间发生。中国虽然在所有两种产品上都不拥有绝对优势，却在大米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生产1吨大米的机会成本，在美国是1.25吨小麦，在中国只是0.5吨，也就是说，用0.5吨小麦在中国就可以换到1吨大米，在美国则要用1.25吨。中国生产大米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美国高：2＞0.5（见表27），中国则有生产大米的比较优势。从而中国可以集中生产大米并出口美国，同时从美国进口小麦，两国之间发生了贸易。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比较优势”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更广泛地论证了贸易的基础，在实践上也部分解释了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贸易的原因。

表27 中美两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2）

（二）贸易影响与贸易所得

在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中，人们对贸易所得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因为一国出口产品的绝对生产成本一定比别国低而且进口的也一定是自己生产成本绝对比别国高的产品，所以贸易一定能够赚钱或省钱。但在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所得就不是那么直观。一国有可能出口比别国生产成本高的产品，也有可能从别国进口生产成本不如本国低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利益（所得）何在呢？

1.总体均衡分析

“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用图形和曲线来说明。在总体均衡的分析中，可以使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说明供给，用社会无差异曲线表示需求。在前面的例子中，中国和美国都只生产两种产品：大米和小麦。因此，在我们的总体均衡分析中，也只有大米和小麦两种产品。图21中的（a）（b）两图分别说明中美两国的生产消费情况，两图中的纵坐标都表示小麦的生产量，横坐标都为大米的生产量。如果各国都将所有的人力用于生产小麦，不生产大米，小麦的生产总量分别为50吨（中国）和100吨（美国）；或两国将全部资源投入大米生产，可分别生产100吨（中国）和80吨（美国）大米。这是两个极端的情况。各国也都可以生产一部分大米和一部分小麦。如果中国将一部分劳动力用来生产大米，中国的小麦产量就不可能再保持在50吨，新的生产组合可能是40吨小麦和20吨大米，或者是30吨小麦40吨大米等。这种可能的生产组合会有很多。如果将各种可能的组合都表示出来即可得到各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于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投入，而劳动生产率又是固定的，因此，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就固定不变了。各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都是直线，用PPC表示。

图21中，中美两国对小麦和大米这两种产品的需求分别用各自的社会无差异曲线表示。在各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图中，CIC1都比CIC0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中美两国在发生贸易之前，各自根据社会的需求偏好（社会无差异曲线CIC0）和生产能力（生产可能性曲线PPC）选择S0点作为生产的均衡点，C0作为消费的均衡点。无国际贸易的情形下，如果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本国生产的产品完全用于本国消费，即S0与C0重合。在S0点上各国大米的机会成本（在封闭经济中也是大米的相对价格）都用P0来表示。中国生产每吨大米的机会成本为0.5吨小麦；美国生产大米的机会成本是1.25吨小麦。图21中大米是在横轴上，因此，大米生产的机会成本正好是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中国大米的相对成本低，中国拥有生产大米的比较优势；美国则拥有生产小麦的比较优势。

图21 中美两国的生产消费情况

（a）中国；（b）美国

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美国会专门生产小麦并向中国出口一部分小麦以换取大米，中国则集中生产大米并用一部分大米出口与美国交换小麦。各国的生产点都会从原来没有贸易时的S0点转移到S1（中国生产100吨大米，美国生产100吨小麦），然后再根据国际价格进行交换。

国际价格是双方都接受的交换价格。国际价格的形成会在分析各种具体的商品市场时讨论，在此先假定为1（P1），即每吨小麦可以交换1吨大米。对于中国来说，自己生产1吨小麦要牺牲2吨大米，现在只要用1吨大米即可换取1吨小麦，无疑是愿意的。对于美国来说，每吨大米的生产原来要花费1.25吨小麦的代价，现在只需用1吨小麦就可从中国得到1吨大米，当然也有贸易的意愿。

在给定的国际价格下，各国根据自己的社会消费偏好进行最优选择。各国都会在自己的社会无差异曲线（CIC1）与国际价格曲线相切的点（C1）上决定两种产品的消费。假设中国在这一点上需要消费70吨大米，中国就可用余下的30吨大米去与美国人交换小麦。在国际价格为11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获得（进口）30吨小麦，总的消费量为70吨大米和30吨小麦。美国也根据同样的道理选择它们的消费，在国际价格下出口一部分小麦（30吨）以换取大米（30吨）。在均衡点上，美国进口的大米量与出口的小麦量，正好等于中国相应的出口和进口量。生产（S1点）与消费（C1点）之间的差别就是国际贸易量，C1、E、S1三点所组成的三角被称为“贸易三角”。

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使中国的消费从无贸易时的50吨大米25吨小麦增加到70吨大米30吨小麦，美国的消费也从原来的28吨大米65吨小麦，提高到30吨大米70吨小麦。两国的生产能力（由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都没有变化，而消费水平却都提高了，两国都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利益，达到了比贸易前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用CIC1表示）。需要说明的是，在总体均衡分析中，衡量福利水平的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的水平而非产品的绝对消费量。如果中国特别偏好大米，那么贸易后的消费水平也可能是80吨大米20吨小麦。与贸易前相比，大米消费量增加了，但小麦消费量却减少了，但总的社会福利水平仍是提高了。因此，贸易后两种产品的消费都增加的情况可以用来说明整个国家的贸易所得，但说明贸易所得并不一定需要两种产品的消费都增加。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从贸易中的社会福利分别来自于“交换所得”与“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所得”两个部分。前者是产品在消费领域的重新配置所得，后者是资源在生产领域的更有效配置所得。在总体上，都可称为配置所得（Gain From Allocation）。

为了说明交换所得，可以假设中国在与美国发生贸易时并不改变生产结构，即仍然生产50吨大米和25吨小麦，但中国大米的相对价格是0.5，而美国大米的相对价格是1.2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愿意将50吨大米中的一部分与美国交换小麦。仍然假定其交换比例（或称国际价格）为11。交换的结果使得中国大米消费减少、小麦消费增加，并达了新的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图22中，消费从A点移到B点，社会福利水平从CIC0提高到。

图22“交换所得”和“分工所得”

现在进一步假设，在新的国际价格下中国的生产发生了变化。国际大米的相对价格是1，中国大米生产的相对成本为0.5。中国有生产大米的比较优势，出口大米有利可图。这样，中国将全部资源用于生产大米而不生产任何小麦，美国则正好相反：只生产小麦不生产大米。然后两国再进行交换。这种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中国有能力将消费点进一步从B点移到C点，并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到CIC1。这一部分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分工所得”。参与国际贸易的总收益包括“分工所得”和“交换所得”两部分。

通过以上总体均衡分析，现在来概括一下李嘉图模型中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和所得：

（1）发生贸易后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造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没有比较优势的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

（2）相对价格的变化促进各国实行专业分工，专门从事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不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3）在新的生产贸易下，各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贸易所得来自于产品的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的有效配置。通过贸易，一国可以消费超出其生产能力的产品。

2.局部均衡分析

与总体均衡分析不同，局部均衡分析只讨论某个产品市场而非整个经济的情况。局部均衡分析有助于了解在某个具体产品市场上的价格、生产、消费以及这一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变动，也有助于弄清商品均衡价格是如何决定和变动的。

图23是根据图21假设的数据推导出来的中美两国大米市场情况。在中国，大米生产的相对成本为0.5。如果大米的相对价格低于0.5，那么中国将不会生产大米，供给量为0。大米相对价格等于0.5时，等于相对成本，这时中国有可能生产，也有可能不生产，产量可以从0一直到100吨（最大产量）。如果相对价格大于0.5时，中国就会将全部资源用来生产大米，但供给量不会超过其生产能力（100吨），所以这一段的供给曲线在100吨处垂直。美国的大米市场情况类似，如果大米的相对价格低于1.25，美国不会生产任何大米。在相对价格等于1.25时，美国就可能生产大米，产量在0到80吨之间，供给曲线为水平直线。但是相对价格超过1.25时，供给曲线在80吨处垂直。

在没有贸易时，各国大米的相对价格等于其相对成本，生产多少则由国内的需求（由“需求曲线0”表示）决定。根据假定，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中国大米生产量为50吨，美国为28吨。

图23 贸易前后的各国大米市场

（a）中国；（b）美国

由于中国大米的相对价格低于美国，因此，一旦发生贸易，两国的大米相对价格就会趋同：中国大米相对价格上升，美国的大米相对价格下降，从而造成中国的大米产量变为100吨，而美国则降低为0。这时，中国成了唯一的大米生产者，中国所面对的也是两国对大米的总需求，大米的国际价格由中国的供给与两国的总需求来决定。在这一例子中，假定这一最终的均衡价格为1。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两国总需求”并非两国贸易前对大米的需求（用“需求曲线0”表示）的简单相加，而是自由贸易下两国对大米的需求（由“需求曲线1”表示）之和。那么，自由贸易会使各国对大米的需求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各国对大米的需求量会受到价格变动的影响。根据需求规律，大米价格上升的国家，对大米的需求量下降；而价格下降的国家，需求量会上升。这种影响称为价格效应。价格效应表现在需求量沿原有的需求曲线上下滑动。其次，各国对大米的需求还会受到通过贸易而产生的收入变动的影响。由于参与贸易，各国不仅通过出口直接增加了收入，还由于进口便宜产品而节省了原来用于消费同量产品的开支，各国总的实物消费量都增加了。国际贸易使各国按实物衡量或按原来物价计算的总收入增加。由于大米是一种正常品（收入的需求弹性为正），收入增加，需求就会增加，表现为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是收入效应。

在例子中，中国出口大米，国内的大米相对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效应”人们降低大米的消费量，顺着原来的需求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假定消费量下降到40吨）。同时，由于中国集中生产大米并能用大米换取比封闭经济中更多的小麦，整个国家用实物衡量的收入增加，导致大米需求曲线外移（从需求曲线0移到需求曲线1），总需求量增加甚至有可能超过由于价格效应所产生的需求量下降幅度。在图23中，中国大米需求的价格效应是消费量下降10吨（从50吨到40吨），而收入效应是增加30吨（从40吨到70吨），净增加为20吨。但是中国对大米的最终需求量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则取决于价格变动和收入变动中哪一个影响更大。

对于美国来说，情况就比较明确，因为美国进口大米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对大米需求量的影响是一致的：① 大米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② 用同样量的小麦现在可以换取更多的大米使得美国劳动力用实物衡量的收入增加，导致大米需求曲线外移（从需求曲线0移到需求曲线1），在同样的价格下也增加大米的需求量。美国对大米的最终消费量增加多少无法确定，但一定不会比进口以前少，除非大米是劣等品。

（三）评述

1.比较优势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与“绝对优势”学说相比，“比较优势”学说更有普遍意义。在例子中，美国不但拥有生产小麦的绝对优势，也拥有生产大米的绝对优势。根据“绝对优势”学说，美国应该生产所有两种产品并向中国出口，中国应该什么也不生产只是进口。但是，这种情况实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贸易本身是双向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如果只有在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才能出口获利，中国什么东西都不能出口，中国和美国就不会发生贸易。但是，根据比较优势学说，贸易仍能在两国间发生。中国虽然在所有两种产品上都不拥有绝对优势，却在大米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从而中国可以集中生产大米并出口美国，同时从美国进口小麦，两国之间发生了贸易。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比较优势”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更广泛地论证了贸易的基础，在实践上也部分解释了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贸易的原因。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不同。一国之所以能够出口获利，只需在该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而不一定要有绝对优势。一国可能会在所有的产品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一定会在某些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任何国家都可以有出口的产品，都有条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是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

比较优势理论曾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尽管自李嘉图提出至今已近200年，但仍不失为指导一般贸易实践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原理除了可以用于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以外，还有较为广泛的一般适用性。

例如，大学教授一般都要聘请助教，专门负责对学生的日常辅导，负责批阅学生的作业，同时还要帮助教授做好讲授课程的有关准备工作。但我们知道，一位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完全可以在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的同时兼顾这些工作，而且教授直接对学生进行辅导，学生们的收益一定会更大、更多。又如，经验丰富的外科大夫除了能够给病人动手术以外，肯定还完全能够胜任对病人的护理，完全能够亲自为一个外科手术做各方面准备。但外科大夫往往都要专门聘请护士。再如，企业的高级资深管理人员，除了可以全面打理公司业务外，还能非常熟练地处理公司的日常业务，至于文件的打印，资料的分类、整理、归档等，公司经理们更应是行家里手。但他们同样还是要专门聘请秘书和打字员。

凡此种种，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例子。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社会的劳动分工中普遍存在着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中的比较优势。教授、外科大夫、公司经理同助教、护士、总经理秘书相比，前者尽管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优势，但他们更大的优势或比较优势分别在教学和科研、主刀动手术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后者虽然处在全面劣势地位，但他们在辅导学生的学业和批阅学生作业、对病员进行常规护理、处理公司的一般文件等的日常事务上的劣势相对较小，或者说他们在这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可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不仅是指导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都应该成为进行合理社会分工以取得最大社会福利与劳动效率的原则。

2.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

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硬伤”，或者说，存在理论分析上的“死角”。这是因为，在李嘉图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优势之所以能够成立，全然取决于两国间两种商品生产成本对比上“度”的差异。但是，如果只是考察经过高度抽象的“2×2贸易模型”，势必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两国间在两种商品生产成本对比上不存在“度”的差异。表2-8所示即为“等优势或等劣势贸易模型”（Equal Advantage or Equal Disadvantage Model）。一旦出现此种等优势或等劣势的情况，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基本原则“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就不再起作用了。人们惊异地看到，李嘉图陷入了“此优为彼优，无甚可择”或“彼劣即此劣，何以权轻”的尴尬境地。

表28 等优势或等劣势贸易模型

另外，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短期的，没有考虑到产量变化对产品价格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虽然李嘉图也承认，当各国的生产技术及生产成本发生变化之后，国际贸易的格局也会发生变化，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一思想，更没有用来修正他的理论。

3.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与绝对优势理论都认定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的产品销售市场得以迅速扩张，因而十分强调对外贸易对促进一国增加生产、扩大出口供给的重要作用。或者反过来说，斯密和李嘉图站在当时新兴的产业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给产业资本所掌握的超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剩余产品寻找出路，从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开拓国际市场、推进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及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思想归于贸易理论研究上的“供给派”（Supplyto Send）。

但就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各自涵盖的研究对象而论，对此两者进行比较，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一国是否拥有绝对低成本的优势商品，只要存在相互间的比较优势，国际的自由贸易就可以使贸易双方都获得贸易利益。这就是说，实际上，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考察，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研究的经济现象涵盖了绝对优势理论分析研究的经济现象，而不是相反。这说明，斯密所论及的绝对优势贸易模型不过是李嘉图讨论的比较优势贸易模型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个特例。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将只适用于某种特例的贸易模型推广至对普遍存在的一般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正是李嘉图在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