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理论

一、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

众所周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仅限于货物贸易，并没有考虑服务这种特殊商品在国家间的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迅猛发展，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这从客观上要求必须将服务贸易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视野，通过建立服务贸易的全新理论或者检验传统贸易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使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发展跟上实践的脚步。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多数学者认为，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内核可以解释服务贸易，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改良，才能使之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将比较优势理论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服务比较优势理论。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

有关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模型推导在前文已经做出详细说明，本章不做赘述，其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权取其轻。”处于完全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较大的产品，处于完全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劣势较小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各自获得好处。比较优势理论把国际贸易的研究从流通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指明了贸易理论分析的前进方向，其重要贡献使之成为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和新贸易理论的起点。

一些学者在进行国际贸易研究过程中，对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上产生了质疑。例如迪克等（1979）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法分析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在现实贸易中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理论，对18个OECD国家的各种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货物贸易理论提出的比较优势不能决定服务贸易；桑普森和斯内普（1985）提出，由于国际服务贸易不能满足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比较优势理论前提假定是“两国间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而一些服务贸易则要求服务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跨国移动，因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足以解释服务贸易。希尔（1977）则从度量的角度指出，生产者和消费者均可对交易做出贡献，而且与商品生产相比，服务生产者的改变与消费者是一体的，基本“投入”不断为消费者所拥有，这意味着生产服务的劳动活动一般不可储存。所以，把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服务贸易，存在明显的度量问题。

如前所述，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但服务贸易特征使传统比较优势的某些特征被扭曲或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在解释服务贸易方面存在着缺陷。在诸多针对比较优势思想普适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学者们发展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服务贸易模型，比较优势思想开始伴随国际服务贸易理论的进展而不断演化。

（二）迪尔道夫模型

1985年迪尔道夫构建出传统2×2×2（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一种货物、一种服务）模型，考察比较优势理论是否能够用于解释国际服务贸易。迪尔道夫在模型中将服务贸易分为作为货物贸易补充的服务贸易、有关要素流动的服务贸易和含有稀缺要素的服务贸易三类。分别讨论了各类服务贸易中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1.作为货物贸易补充的服务贸易

这种服务贸易是为了方便国际商品贸易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如运输业、保险业等生产者服务业。迪尔多夫分别分析了这类服务在封闭经济、自由贸易经济、半封闭经济三种不同环境下利润最大化时的市场均衡状态，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

2.有关要素流动的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使资本要素或劳动要素从出口地转移到进口地。一旦允许生产要素跨国移动，他国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移到本国，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结合，使自身优势得以发挥。显然，这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因为实际上进行的贸易不是这种服务本身，而是服务的生产要素。

3.含有稀缺要素的服务贸易

这种服务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管理、研究开发等人力资源要素，例如证券投资需要有老练的、善于市场操作的证券经纪人员，医疗服务需要一个成熟的、符合资质的专业医疗团队等。这种生产要素往往存在稀缺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短期无法通过市场来获得，一旦发生对外贸易，则类似公共物品无法定价，一国只要拥有这种稀缺要素，即使其稀缺要素价格更高（如付给管理人员的高工资），该国依然能够成为这种服务产品的净出口国。这种情况下难以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三）服务价格国际差异模型

1984年克拉维斯的研究指出，一个典型穷国比富国的服务价格显得更低。各国贸易品行业的工资因生产率的差别而不尽相同，由于各国贸易品行业的工资率决定非贸易品（主要是服务）的工资率，而且服务行业的国际生产率差异相对较小，穷国的低生产率贸易品行业的低工资，运用于生产率相对于富国并不低的服务和其他非贸易品行业，结果导致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服务和其他非贸易品的低价格。克拉维斯有关各国非贸易品行业生产率相等的理论假设是其服务价格差异决定模型的严重缺陷。

同年，巴格瓦蒂在克拉维斯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他假定富国和穷国行业之间不存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两者具有相同的工资租金比，且穷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为丰裕的基础上，与克拉维斯的结论相同，穷国的工资率是低于富国的。其实，虽然巴格瓦蒂的研究较以往的确更进了一步，但与现代服务业由资本、技术要素主导的现实情况相比，存在一定脱节。重新假定服务生产存在于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型行业，运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富国资本密集型服务价格较低的原因。综合来看，经过修正的巴格瓦蒂的服务价格国际差异模型，可以成为较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基本理论框架。

（四）技术比较优势模型

2010年诺德斯利用OECD国家的投入产出表，研究货物与服务在生产和贸易方面的内在联系。在其构建的技术比较优势模型中，通过使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产品生产和贸易过程中，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的比重，确定货物与服务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他指出，知识和技能的差异引起货物和服务的比较优势，从而促进贸易。而当各国提供服务的技术和产业组织技能存在差距的时候，服务贸易中的技术比较优势就此形成。

诺德斯建立了两个国家、一种生产要索、多个生产部门和多个服务中间品的数理模型，分别从服务中间品与生产要素互补和替代两种假设出发。描述国家间存在技术差异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第一，如果贸易一方在组织技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将在服务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且获得比在自由贸易条件更大的贸易利益；第二，如果服务市场关闭，大国或拥有更高生产率的服务行业所在国家将在服务密集型产品方面拥有比较优势，不过全球自由贸易后，这种比较优势会因别国赶超而逐渐消失。

技术比较优势模型认为，具有更先进组织技能的国家，容易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上获得比较优势，但这种基于技术技能的比较优势会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而丧失。技术比较优势模型从投入产出数据出发，检验了技术技能对比较优势的决定作用，论证了技术差异和组织技能差异是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源泉，使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研究有了现实数据基础。

二、配第—克拉克定理与服务贸易

（一）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的主要内容

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法国、荷兰的经济情况分析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将比农业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而商业又将比工业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出版了《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书中搜集整理了20多个国家的各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结构变化理论。克拉克发现，一个国家内从事三个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会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升而变动；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律。由于克拉克定律是建立在配第观点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是对配第观点的印证，因此，经济学说史上将这一理论合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是较早分析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的理论，该理论也相应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日益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也会相应加大。

对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的原因，克拉克认为是这样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有规律地提高的，而农产品的需求特性是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难以随着人们收入增加的程度同步增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下降，是引起第一产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主因。就第二产业来说，无论是按每小时劳动的产出还是按人均产出，其增长速度都比其他产业更快，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随着经济的进步，工业劳动力就必然会逐步减少。即便是对加工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也可以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会减少。也就是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对其产品的需求增长相对较低。而对于第三产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必然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

（二）配第克拉克定理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

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将来自于第三产业。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从“非市场化”向“市场化”发展的趋势，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各种专业化服务公司产生并日益增多，提供诸如家政服务、财会服务、营销咨询等各种消费性及生产性服务。服务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各类服务，无须进行自我服务。服务业市场化发展促使服务行业专业分工细化，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和容量，促进了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从而推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揭示的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服务业从内向化到国际化的一个发展过程，当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诸多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共同影响。

1.促进因素

（1）企业活动日趋复杂化，导致对雇员的监督日益困难。对经理人员来说，更方便、更廉价的方法是同外部供应者谈判，而不是同雇工订约来保证其经最低费用获得所需的服务投入。

（2）专业化的加强和技术诀窍的变动，使得在国际市场购买某些种类的专门技能比在厂商内部生产更有利。

（3）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和交通费用下降，这导致服务的市场交易费用下降，更多服务消费者愿意以更低的代价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更好的服务产品，这促进了国际服务专业分工和贸易规模的增长。

（4）发达国家受法律与工会组织的影响，对企业雇用工人的福利保障要求更高，比如，规定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厂商需要给予员工有偿假期、解雇通知的时限要求等，诸如此类的各种规定提高了厂商的雇用成本。这样，购买服务就会比自行提供成本更低，更多厂商选择在国际服务外包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

2.制约因素

（1）在许多行业中，产品、工艺与销售革新的步伐，随着信息技术及其他最新技术的利用而加快。这种革新要求在商业上或技术上保守秘密，这样通过内部提供而不从外部购买，就比较容易做到。

（2）计算机与电子设备的最新发展，提高了监督厂商雇员工作的能力，降低了管理成本，厂商就有可能通过雇用员工内部生产服务来降低成本。

（3）不断扩大的厂商规模与交通运输的低廉费用相结合，使得保持内部扩大的服务专业化成为可能。

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在上述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的作用下发展的。总体上看，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和专业化分工。因此，国际服务贸易是不断向前推进的。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出身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只受过2年的早期教育，14岁就外出谋生，在商船当见习水手。后来在一次航海事故中折断了腿，被抛弃在法国的南海岸城市戛纳。在这里他申请进了一所耶稣会学校，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数学和天文学等。这对他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643年他到了荷兰学习了医学、解剖学和音乐等。同时在巴黎结识了霍布斯和培根，并深受其影响。回到英国后继续在牛津大学研究医学，并于164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次年晋升为解剖学教授，并担任一所学院的副院长。之外，他还做过音乐教授，主讲过解剖学、音乐诸课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

配第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实业家、医生和学者。他的治学之道是很值得称道的。他从小就有记笔记的习惯，每闻必录，到他离开爱尔兰时，他的著作手稿装满了53箱，他发表的著作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赋税论》（1662年）、《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政治算术》（1690年）、《货币略论》（1695年）等。

（资料来源：陈孟熙著，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经济学说史教程（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科林·克拉克

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1905年出生于英国汤斯维尔，是一个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生活过的英国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创了研究国民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使用。

在克拉克的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过许多论著，对各国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及其统计进行实证性研究，并卓有成效，所以，被公认为是研究国民收入的世界权威之一；他在进行国民收入统计的同时，对人口问题也颇为注意，并且也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理论。

克拉克教授的主要论著有：《国民收入》《英国的经济地位》《经济进步的条件》《人口增长经济学》《世界人口》《地球能养活他的人口》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

克拉克的人口理论归结为一点就是，他认为：地球，甚至整个宇宙能容纳人口的任何增长，因而没有理由认为现在必须节制生育。为了论证这一点，克拉克利用了早期重商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一些论据。

人口与国家强大与否有什么联系，克拉克在《人口增长与生活标准》一文中认为，密集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重要因素。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是克拉克研究人口时十分重视的课题。他的论点是人口增长对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他认为人口压力会产生有益的反作用，并且可能导致经济起飞。

在谈到人口与粮食供应的关系时，克拉克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地球能够养活它的人口》的文中提出：“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工贸达不到满意的生活水准，这一事实不应归咎为人类自身的缺点。”

（资料来源：彭松建·外国人口思想史选择之五——英国著名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科林·克拉克［J］，人口与经济，1981（6））

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服务贸易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主要内容

1985年，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波特认为，企业价值链中的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生产、营销、外部后勤、运输和售后服务等；支持性活动包括物科供应、技术开放、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生产活动，就是联结企业经营网络的“联系点”，它们通过影响企业各种活动的成本、收益，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见图121）。

波特还突破了单个企业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价值体系的概念，这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价值链体系的组成中，上游供应商通过提供生产企业所得的原料、零件、设备和采购等，形成上游价值链；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到达顾客手里之前往往还需要通过销售企业的价值链；企业的产品最终会成为其顾客价值链的一部分。这样，从上游价值链到顾客价值链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体系（见图122）。同类企业间的竞争，不只是单个企业间的竞争，也是整个价值链体系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

图121 价值链

图122 价值链体系

2001年，斯特恩从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生产性主体三个方面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供应商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02—2003年度世界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该定义强调了全球价值链不仅由大量互补的企业组成，而且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活动将企业网络联结在一起，所以它不只关注企业，也关注契约关系和不断变化的联结方式。

综上所述，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在商品或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的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行为的链接。创造价值的活动包括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这些活动既可以集中在一家跨国企业内进行，也可以由散布于全球各地的很多企业共同完成。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下，制造业的产业链攀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附加值的增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附加值及生产效率的提高离不开服务业的发展。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造企业通常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和部分营销等服务活动，而将其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如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外包给专业性的服务企业，从而使非核心的服务环节逐步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有利于降低制造企业固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

第二，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服务环节不断从制造环节分离出来，使作为中间要素投入的服务业不断发展，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嵌入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可以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

第三，一般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联动效应，而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越突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这种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

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促进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严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成为服务产品的主要出口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成为服务的主要进口方，要通过从外部进口较先进的服务产品来弥补本国劣势。

一般来说，国际服务贸易所引起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能够促进包括开放服务部门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但服务贸易对服务进口方的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这是因为与制造业生产的实体商品相比，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作为一种相对复杂的产品，会更加与本国的禀赋结构、人力资源情况紧密结合，进口国服务业部门进行国际学习和转移的难度较大，因此，服务进口并不意味着进口方能从中学习、模仿服务出口方的经验和技术，反而可能会排斥进口方自身的技术研发，从而形成对服务出口方的技术依赖，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