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管理和西式管理

谈到管理，人们容易想到美国管理和日本管理。

1911年泰罗出版了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他所提倡的操作方法标准化、工作定额科学化、工资按额差别化、操作标准普及化、管理职能明确化是西式管理的核心。泰罗开创了管理科学化的先河，被誉为管理学之父。西式管理学家的名字可以列出一大串，法约尔、韦伯、泰罗、德鲁克、科特勒、韦尔奇等。

日式管理是在美式管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日本因为空间有限，不能照搬美国的东西，因此发明了能够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不同品种甚至不同产品的柔性生产线，发明了工厂里不设仓库而是由供应商直接把零部件送到生产线上的零库存管理。

这两种管理应用在两条汽车生产线上，这就是美国的福特汽车生产线和日本的丰田汽车生产线。

中国的企业和管理学界最先接受的就是美国管理和日本管理。

当国内的企业家们对西式管理趋之若鹜的时候，西方的企业家们却在挖掘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他们一个个捧起了《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研究起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孙子兵法》的英文译本《The Art ofWar》在美国多达数百个版本。

随之，中国式管理也在中国引起人们相当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与西式管理有什么不同？中国式管理与西式管理如何结合？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曾仕强对中、美、日的管理模式进行比较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式管理强调专业性，重视专业知识；日本式管理强调一致性，重视团体精神；中国式管理重视变动性，一切要都看情况。西式管理太过理性，中国式管理强调人情，可与之相补充。因为西方管理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过理性，但管理的主要对象——人，却并非总是理性的。这就需要中国式管理与之补充。

成君忆认为，中国式管理和西式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式是以人为本，更讲究人情味和人性，而西式则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稍显生硬，更讲究规范和秩序。

有的学者认为，中西管理的不同可以用刚与柔来区分。西方是刚性的，中国管理是柔性的。中国的人文环境构成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除了“方”的本能要求外，还要求“圆”，即外圆内方。在外“圆”的表象下，推行内在“方”的制度，使企业的硬制度在柔性管理中推行。只有这样，中国式管理才有存在的可能性。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先生认为，现在我们企业所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大道理比较多，但是怎么操作不知道。中国式管理形成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以道驭术，以中国的道驾驭外国的术。中国式管理如果成功了，我认为最大的魅力是一个字，是“和”字，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企业内部要和谐，企业与社会要和谐，中国的企业与外国的企业要和谐，如果我们中国这种文化出来，我认为会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多讲竞争，比较残酷。如果在21世纪我们把和谐创造出来，而且融入到我们管理当中，不仅对中国有利，也会成为世界的一个向往。

《细节决定成败》的作者汪中求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企业眼前最需要学的还是先从术入手，我不赞成企业学过多太高深的东西。道说不明白，文化和哲学更是应用起来非常困难。我们必须从规则入手，先去研究我们管理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从管理工具来起步，用最简单的东西先做起来。研究易经不是没有用，而是少数人去研究，不是大多数企业家去研究哲学，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这么误导下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最基本的管理手段，管理的工具，管理的方法，管理的规则。

清华紫光集团总裁李志强认为，每个人都是有道的，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很多东西是融化在我们骨子里面，融入我们血液里面，这是中华民族带给我们的东西。所以道不是学来的，而是感染过来的。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军人物，要定战略，选人才，带队伍，如果没有好的道，没有好的方向，我们企业向何方去？所以我坚持认为道是最重要的。

林正大先生认为：道和术有效整合，这个整合过程可能会在企业里面三个阶层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层者道多术少，中层者道术合一，底层者道少术多。在企业发展当中，企业的地基创造的时候要有道支撑你的方向，但是做的时候可以先从工具，先从术应用，让你快速掌握一些进入市场的能力。

戴远在《清华管理评论》上发表文章，论述东方人和西方人在管理学方面的分歧。他认为在中国，完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契约为行为准则的所谓企业根本就不存在，一些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管理行为应当被称为“权术”，用得最多的不是激励、策划之类的现代语言，而是个人魅力、威严以及祖宗训言及典故。也有可能我们可以举出管仲和范蠡等人来证明管理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实际上那种管理在现代管理面前，就相当于方士炼丹术之于现代化学理论。

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有的学者认为，不管是中式管理，还是西式管理都要为我所用，取长补短。当中国的企业家们正在津津乐道于西方MBA管理学课程时，国外同行正在潜心研究如何将东方古老的哲学学到手。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一味看着别人碗里的东西好，丢弃了自己的宝贝都是最愚蠢的。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智慧，其基本模式的借鉴价值不很大，作为少数领导人的一种知识养分可以，而作为管理蓝本的可能性很小。古代智慧中多管理之道，其中不少对于启发我们的管理实践和创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甚少阐明具体实施条件和实施方法，不能直接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

洪兵先生认为《孙子兵法》在国外商界流行，正如同MBA在中国风行一时，完全西化的MBA使人学会规则，而传统的孙子兵法让人懂得策略。比如细分市场，西式管理中可以用10个标准来进行细化，这些标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有效。但是战略决策，更多的是需要战略决策者的智慧，这些要求助于中国传统智慧。

新加坡中圣国脉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梅霖博士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式管理，最应该提倡四个字——移情于法。所谓移情于法，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制度（法）把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情）贯彻下去。如果没有移情于法，也就是没有文化制度化，恐怕再精妙的中国式管理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王辉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姜美芝在《中国经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更不需要去侈谈什么中西管理的结合。无论是西方管理还是中国式管理，都基于某种管理哲学，而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说的，西方管理有科学、制度和流程而没有文化，中国式管理有文化而没有科学和规章制度。只不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对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或者说硬性管理与软性管理的侧重程度不同而已。不管是西方管理还是中国式管理，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达到现代管理的要求，而不要妄谈西方管理与中国式管理的结合，不要将管理复杂化。总之，无论是西方管理还是中国式管理，只要能在硬性管理与软性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都会取得不错的管理绩效。

本人认为，管理在这一点上很像西医与中医的关系。中医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望闻问切，经络针灸。中医的经验很重要。中医很讲究生命的整体的和谐和调理，这些东西西方人没有。西方人有的是通过医疗设备，一看病在什么地方，然后用刀子割掉。所以，现在中国医学结构里，形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我相信若干年后，中国的管理模式也会这样。只是因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形成得比较晚，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也非常有限，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有一个过程，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不说，改革开放以后的身份有的叫个体户、有的叫农民企业家，就是很多现在热得烫手的房地产商，没有穿上西装以前他们的身份叫建筑队。不信你问进入中国富豪榜的严介和试试。他们没有过多的理论，他们只讲实用，好用就行。他们靠的是什么？他们靠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智慧!这些智慧从哪里来？可以说，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来。实际上，所谓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更本质地说是中国人的日常智慧。

对此，管理大师德鲁克有过精辟的论述：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就是成就。

说到这里，明白人一看就清楚，中西管理的争论涉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一个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吸收人类文化的所有优秀成果。

日本管理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杂糅文化，既没有排斥美国管理，执著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的工具和技术；也没有放弃东方文化，充分地吸收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精华，强调人本管理，形成了中西结合的日本管理文化。

新加坡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儒联名誉主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如是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在中国，海尔是最优秀的中国企业之一了。在海尔的发展过程中，它吸收了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吸收了美国人的个人价值追求，“你能翻多大的跟头，我就给你搭多大的舞台”。海尔的企业管理也形成了一种杂糅的特色。

胡平在《企业文化》一书的序言中说：“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我们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