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文化强国战略

当前文化发展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薄弱环节在哪里？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是什么？希望从研究问题着手，梳理思路，要抓住关键词：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布局和布点、投入、保障条件和措施。

战略机遇期

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大家探讨得比较多。就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对整个文化建设，应该说“十二五”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可以说一枝独秀，在世界的地位应该是越来越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面临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这对文化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再有一个，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化，使得我们不得不从过去依赖于出口、投资转向了依赖扩大内需，这也给我们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通过文化消费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适应这种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化。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就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于传播力或者传播能力，对我们整个文化的行业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就是说文化的自身的发展也会创造出一些需求。所以说我们觉得“十二五”时期是文化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确立文化强国战略

关于文化发展的定位，要从文化的功能出发去探讨定位问题。文化到底能做什么？以前大家认为文化的作用比较“虚”，因此更需要在这次规划中，把文化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方面体现出来。初步考虑有以下功能：展示中国形象、提升综合实力、激发创造活力、振奋民族精神、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战略目标，主要还是侧重于指导性，分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总体目标，就是要确立文化强国的战略，主要是三强：一是文化吸引力、影响力强；二是文化发展活力、创造力强；三是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强。这是一个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些具体的量化的或者是指导性的目标；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的；第三是内容创新，我们应该有一些目标；第四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主要体现在文化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两个方面。

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可以考虑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关于“定性”，是否可以考虑“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具体涵盖的内容和特征，一方面是需要再研究，另一方面是的确需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探索的过程，在2020年前，基本定型，可以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关于“定量”，有三个指标非常关键。第一个指标是，到“十二五”末期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绝对额多少，到2020年应该达到多大的绝对额，绝对额的概念可能比占GDP比例的指导性更强，因为GDP的比例是很难左右的，取决于GDP，分母一直在变。第二个指标应该是占GDP的比例。第三个指标是年均增长速度。有了目标以后，下一步可能还是算它的支撑条件——投资要保证一个什么样的增速，什么样的绝对量？投资至少得30%以上的增长速度才能支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再有一个是政府的投入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

体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联系

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目的是为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这次规划中要体现二者的联系。如果把文化的积淀和积累作为文化事业的话，它主要是惠及大众的，而且一个是满足基本文化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激发了创作，这些创作成果和当期的文化消费结合起来，以文化企业为中介，最后就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成果就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品和服务又有相当一部分作为文化的积累和积淀，实际上又供养了文化事业，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事业繁荣的基础，如果没有产业，事业可能没有更多的元素。事业是要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否则事业发展是不稳固的，同样的，产业没有事业支撑，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为此，事业要做足，产业要做透。

战略思路突出针对性

通过多次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的意见，经过内部讨论，起草组现在初步达成了共识，从战略思路上来讲，“十二五”时期重点要实现四个加快：

第一，加快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这是针对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而提出的。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集中体现为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一是总量不足，二是结构不合理。从事业和产业的角度来看，问题都很突出。从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角度来看，不能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内容。“十二五”时期必须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方面做文章，既包括了事业，也包括了产业，既包括了总量上提高供给能力，也包括了怎么通过调整结构来实现这种供给能力的提升。一是要加大投入，包括政府和社会投入。二是要吸引投资。如果没有全社会的投资，没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投资规模上不去，供给能力也上不去。三是要大幅度增加原创。光有壳了，最后没内容等于供给能力还是上不去。

第二，加快调整文化建设战略布局。这是针对当前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布局不合理有很多表现形式，调整文化建设战略布局，包括城乡布局、区域布局、事业和产业的布局。一是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城乡布局不合理。城乡布局侧重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围绕着均等化来调整布局。二是以区域差异化、特色化、协调发展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布局问题，同时打破地区封锁。区域布局一定要体现差异化、特色化，要把民族的特色文化发展起来。三是产业内部，企业组成结构不合理，中小企业偏多，骨干企业寥寥无几。四是海外布局基本是空白，中华文化“走出去”海外没有布点。

第三，加快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这是针对当前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而提出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怎么适应数字化和网络化要求，突出推动文化从资源到生产再到传播和消费全面数字化？文化发展要上一个台阶，结构升级必须要适应数字化和网络化要求。二是怎么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社会化、市场化？现在很多文化生产还是手工作坊式的，肯定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要求。三是怎么推动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使文化产业深入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要跟制造业结合，发展文化创意。创意的核心是什么？是设计，是理念。那么这个创意出来以后往哪儿用呢？往制造业里边去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都有。文化发展既可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文化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不抓住这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来推动文化自身的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在“十二五”以后文化发展就比现在还要缓慢，差距越来越大。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整合，特别是要通过推动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在流动中实现资源整合。而这种资源整合既包括了打破地区封锁，在区域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流动和资源整合，也包括打破行业壁垒，至少在宣传文化部门内部实现一种合理的流动。

第四，加快发展文化对外贸易。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一定要大力发展文化的对外贸易，一是以外需拉动国内文化产业大发展，二是以文化贸易的形式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公共文化服务要有需求导向

有了目标，有了思路，怎么去落实？从任务上讲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肯定是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去考虑，而不能再用过去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硬件建设，即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可能也要拓展一些思路，第一个就是要与城镇化相适应，能够做到城市扩张到哪儿，公共文化设施跟到哪儿；第二个就是要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要与整个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融为一体，就是要学会借力；第三个就是与提高城市品位相适应，在城市中搞一些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建设。硬件建设重点要放在基层，基层主要是农村和社区。不要立足于在每个行政村都要去做一套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发改委和财政部现在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建立一些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在硬件建设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利用率，现在已建的网点和设施怎么发挥作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要把失去的拿回来，形成一种机制，避免边建设边流失。

公共文化服务的软件建设也非常重要——我们要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内容的提供方面一定要根据老百姓的需求，有一个供给和需求怎么匹配的问题，不能因为是公共文化服务，是免费的、是低价的，就把原来城里边卖不出去的东西搁到农村，老百姓需要的见不到，不要的给了一大堆，肯定不行。要根据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配备一些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运行机制的问题，怎么有活力，服务水平和质量要提高。

中华文明数字化展示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除了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还有公共文化鉴赏，这个问题过去谈得特别少，这次把它突出出来，要成为“十二五”文化规划的一个亮点。

怎么来提高公共文化鉴赏的覆盖面，用传统的方式去做是一个方面，比如说免费开放，现在更重要的可能要落在数字化和网络化上。现在文化发展方式跟科技发展水平相比，显得落后了。如果能把馆藏品、把过去承载着文化的载体数字化，就意味着整个文化发展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数字化，通过网络化，实际上能够超越地域、超越时间的限制，还原历史，还原中华文化的灿烂历史。

文化传承要着眼下一代。80后、90后是看着屏幕玩着计算机长大的，至少从“十二五”开始，怎么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数字化、网络化，通过下一代比较习惯的文化消费方式传承下去，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或者是我们的使命。

怎么数字化，怎么网络化，数字化什么，网络化什么？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考虑的。第一要分清轻重缓急，要突出重点。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包括纪念馆，包括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30年能做完就不错，那么“十二五”时期重点做什么，就得排出来一个轻重缓急。要考虑清楚，优先做什么，代表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的馆藏品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数字化和网络化肯定是分阶段的，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阶段，或者叫作三个部分。一是数字化保存；二是专业解读，动员社会力量来解读，解读的目标就是让死物说话，就是把死的东西变活；三是传播，应用一切文化载体，利用一切传播手段，展示中华文明，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华文明展示工程。

中华文明的数字化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多方面的结合，不可能单打独斗。第一要跟教育结合。实际上，数字化和网络化给宣传文化部门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跟其他行业融合。为什么呢？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之后打通了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关节点。第二要跟创作人才结合。如果这个工程做起来，全国能有上千人、上万人，甚至于数十万人专门来做，解读这个层面要有一支队伍来做，已不是简单的团队的概念了。第三要跟新业态企业结合，如腾讯等，其拥有这么大的用户群，传播力更强。还有一个就是跟人才培养结合。全国现在做科教影视制作的人太少了，或许可在北大、清华这些理工科院校里面专门找一批本科生，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学点影视制作，去做科教片。

文化产业发展要有生物链

说完公益性便轮到说经营性了。文化产业发展面对无数个问题，这几年的探索已经有一些思路。比如说市场主体的建设，既包括骨干企业，也包括中小企业，一个合理的生态环境，不可能全是大象、全是老虎，而是要有一个生物链。骨干企业和中小企业要共同发展，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把骨干企业捧得挺高，地位提得挺高，好像只有骨干才能把事干成。另一个极端是把中小企业当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希望。骨干企业作为“航母”也好、“巨龙”也好，它是引领这个产业发展的，但是中小企业要为它服务。骨干企业和中小企业要结合到一起，这是个布局问题。

骨干企业的培育，一定是走“高架桥模式”，“车况”不好的，下高架，“车况”好的，允许上高架，始终保持至少50～100家企业在“高架”上运行。支撑“高架桥模式”的，是财政、金融以及资源三大支柱。改革不仅仅是要“逼”，还要让改革先行，有利益的驱动，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达到上“高架”标准的，就要给予大力扶持。

在市场主体建设方面，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传播渠道建设，而且放在优先地位。我们叫文化传播渠道，不叫现代流通组织，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扭过来，我们讲的是文化传播，主要包括四个渠道，即出版物发行、广电网络、电影院线和演出院线。

一般谈到市场体系，主要是商品市场、消费市场，实际上，还有要素市场，比如上海和深圳在探索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就是要素市场。不仅要建立要素市场，还要借助现有的要素市场为文化服务，一定要避免搞成“孤岛”。更多的要素市场要学会借助社会上已经形成的市场，比如说证券市场，不可能说文化企业上市不是到上交所、深交所，自己做一个交易所。中介一定要发展起来，这对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十二五”期间，全国性的文化产业协会要成立，但不可以做“二政府”，它应该具备两种基本功能：一是体现企业诉求和政府要求的桥梁、纽带，二是发挥产业统计的作用。

建设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

文化、广电、新闻三个部门都有产业基地，希望能够整理汇总一下，哪些做得不错、哪些效果一般、哪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有一个分析。中宣部和发改委等一些职能部门研究了多次，考虑在产业基地的建设上走一条新路，在“十二五”规划中想用一个新的名称来概括一下，是不是可以叫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我们不搞园区，搞示范区，要在不同的地区形成5～10家对文化产业发展有较强辐射作用的示范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地区，可能就是一个示范区。示范区的标准是什么？满足哪些条件？如何让示范区实现差异化发展，不雷同？如何实现对周边区域的产业带动和辐射推动？这些具体问题要好好研究。一旦有了“示范区”，资金、资源和政策要向这些示范区真正倾斜、聚焦。

示范区的方向就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化和特色化。示范区绝对是需要探索的，有点像改革试点地区。每一个示范区都要把上、中、下游贯通，把研发、制造、生产和销售连在一起。示范区也不应该是简单的挂牌，而是要形成骨干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合的发展生态。如果是示范区，定位必须是在文化产业的某一方面构建形成了完整的价值链，区内有无数企业在支撑这条价值链的产出效益，示范区要成为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的重要载体，有了这样的发展高度，才可以被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

发展文化使者

加大对外文化交流，有几个事是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中央财政拿点钱，每年在世界各地选一百个文化学者，来华做访问研究，就是在世界上找顶级的文化学者，对中国文化有研究，感兴趣，又友好，在国际上又有影响力，这样的学者来半年、来一年，配翻译。以前都是国内学者到国外去一样。现在需要倒过来了，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请海外的学者过来，既有发达国家的，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让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即培养文化使者。跟这个相对应的，国内也选一百个人到国外去进行文化交流。第二件事是中华经典和当代现代精品对外翻译。一年50部行不行，有没有那么多作品？争取让外国人翻译，让外国出版社出版。第三件事是加强海外文化中心建设。

文化产品出口和服务贸易，“十二五”时期一定要让它上个大台阶。研究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消费习惯，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一定要结合到一起，要和外交结合，要和贸易结合，要和会展结合。现在鼓励的是文化企业走出去，下一步是文化资本走出去，它的意义更重大。现在这个时机是在海外建设传播渠道的绝佳时期，人民币升值，国外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嫁接紧缺人才

做几个骨干企业并不难，要找一些驾驭上百亿、上千亿的高管人才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现在主要是从外系统找一些人，比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高管是专门搞基金管理的，安徽出版的高管也是做外贸出身的，河南出版集团的总经理也是从外边过来的，这些人才来了以后确实给这些企业带来很大的变化，至少理念不一样了。

怎么能够为抓紧弥补人才紧缺想点招？这段时间也出了一些招，包括人才嫁接。现在这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件事跟大学生就业结合到一起，然后再搞上一年或者是半年的职业培训，将之充实到文化人才队伍当中去。再有一个，能不能把现在的业务骨干，有意识地采取国家和企业、个人各负担一部分费用的方式送出去培训。此外，能不能引进一些紧缺人才？还要解决人才断裂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就要跟高等教育、跟培养人才结合到一起。能不能借这个机会把一级学科的问题解决了？这样，随之而来的是高校的重视、教育部门的重视，然后是教材体系的建设、师资力量的充实，包括师资力量的培训。这要跟国民教育结合到一起，跟高等教育结合到一起，是后续人才的问题，不光是眼前这五年我们要做的。人才的激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要有一个量化的概念，比如说来一个万、千、百工程，紧缺人才的工程。

遴选工程项目

工程和项目的确定，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的要求或原则。第一，工程项目必须是全局性的，涉及文化建设全局；第二，一定是战略性的；第三，一定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有些项目觉得挺好，但是没有经过论证，论证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最好先不写；第四，影响力要大。

加大投入要“三进”

从加大政府投入的角度来讲，一是要进规划，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土地的利用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二是要进盘子，要进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大盘子，进财政预算的大盘子。三是财政保障要有硬指标，比如说财政对文化的投入要高于一般预算增长的幅度，还要定标准，到底公益性文化单位和公益性文化机构投入的标准是多少，应该有个标准，列出专项经费。

关于文化产业的投入，主要是侧重于引导，引导方面包括公共平台的建设、渠道的建设、体制机制的完善。资金引导主要是在重大项目，推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以及弥补产业链的不完善。最后一个是奖励的机制，包括奖励原创、奖励技术创新、奖励出口。

（本文系作者于2010年七八月间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的系列发言，根据华凌磊、韩冰两位同志的记录稿以及录音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