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后的冲击与发展

开埠以后，上海经济社会在客观上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外部条件^[26]。上海的大门虽然是被侵略者用炮火轰开的，但是，硝烟过后，面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经营方式的洗礼，从此风气渐开，开始挣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文化逐步更新，市场竞争意识逐步增强，经营方式更加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放眼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这种洗礼是严酷的。外国资本和人员以不平衡的经营和身份优势进入上海，并以租界为据点，以财富为目的，在上海进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贸易、投资、冒险及投机的活动。外国商人、传教士、冒险家，甚至落魄汉都一起涌了进来，对近代上海发展形成巨大冲击。

一、冒险家的乐园与行业公所、帮会组织

外国商人、冒险家来到上海，首先建立起各种洋行，以便从事各种开发和商业活动。开埠之初的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设立了11家，十年之后达到120多家^[27]，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这些洋行都抢先租占黄浦江沿岸的土地，以至后来的外国商人无法插足只得向西扩展，无形中使沿江一带成为前街，离江稍远的地区成为后街。

1847年上海常驻外侨108人，到1850年增至143人^[28]。现在看来，数目不多，但在封闭的封建社会，与洋人为邻，他们的行为习惯和做事方式无疑对华人具有强烈的冲击。他们最初居住在南市城外沿黄浦江一带的民房，到40年代末陆续搬进城外原本荒芜的租界。他们开始经营外滩，并逐渐向西扩展。包括今天外滩的租界原来只是芦苇丛生的沼泽地，江边只有一条船夫背纤的狭窄走道。开埠以后，先铺了一条用煤屑、炉渣、卵石等铺筑的临江大道。到19世纪50年代，外国洋行、银行陆续在外滩设立营业所，在外滩建筑了一些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二层洋房，以及他们所属的仓库、堆栈和码头等。

1850年，英国一些洋行的大班按他们的生活方式，联合成立跑马会，占五圣庙（今河南路、南京路拐角处）附近的80亩土地，辟作花园，并在花园东南处设置了一所抛球场，围绕花园筑成一条专供跑马的跑道，举行春秋季的赛马比赛。每逢赛马之期，吸引很多人都来参观，这里成为英租界最早的游乐中心。由于生活和享乐的需要，他们还于1848年成立了上海图书馆，1850年创办了英华书馆，同年，又创刊《北华捷报》。他们还组织两个名叫“浪子”和“好汉”的剧团，经常在洋行货栈里举行演出。1852年，外国商人联合商船水手，在黄浦江中举行划船比赛。这些对华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和心理冲击。总之，随着西方殖民者的纷至沓来，上海的面貌和社会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往兴隆的上海城厢逐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原本荒芜的租界的日益繁荣。西人正在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上海建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冒险家的乐园”。

开埠以后，洋行贸易对上海地区的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的外贸迅速增长。开埠的最初六个星期里，就有七艘外国商船驶入港口。第二年即1844年，共有44艘外国船只进口，载重量为8 584吨。1849年，进口外船增至133艘，载重量为52 574吨，其中英国船94艘，载重38 875吨，美国船25艘，载重10 252吨，其他国家船只共14艘，载重3 447吨。1852年的最初九个月里，进口外国船只达182艘，载重量78 165吨，其中英国船103艘，载重38 420吨，美国船66艘，载重36 532吨，其他各国船只共13艘，载重3213吨^[29]。在进口商品中，毛织品和棉织品占有极大的比重，1845年，仅各式布匹一项，就进口1 440 062匹，价值1 121 190镑^[30]。巨量棉毛织品的输入，首遭其害的是上海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据当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捐税）横暴，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31]又载，“我邑（上海县）濒海，多沙地，棉花实所宜种以此作布，利倍于粟，真美利也。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盛行，而木棉顿滞，盖亦一厄云。”^[32]外国商品的猛烈冲击，使上海城乡手工业日益走向衰落，只能被纳入外国资本主义市场，或破产，或作为原料供应，或经营洋货买办，或改弦更张实行机器生产提高效率和质量，或为城市市场服务，如，从种棉到种菜，搞养殖业等。

另一方面，在“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下，洋外国人的税额负担相对于我国民族商品的税赋要轻得多，这就扼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经济。同时，也令国人反思，刺激民族工商业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洋行贸易的冲击加剧了市场动荡，促使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抛业进城寻觅生活，成为帮会团伙的后备军。处于勉强支撑的业主则组织起来，“抱团”求生，同业公所逐步诞生。1868年成立的上海苎麻业公所碑刻资料记载：“彼外人之能以商战争雄者，惟其对于内则精益求精，对于外则同心同德故也。而吾国商人积习相沿，但知各图利益，不思合力竞争，欲求人和，亦难矣哉！”希望建立公所能领导同业“筹进行之方，图生利之策，协力经商，同心御侮”。^[33]

在外国输入上海的货物中，鸦片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外国商人、冒险家一开始都是为从事鸦片贸易来到上海的。怡和、旗昌、颠地、沙逊等洋行都是进行鸦片贸易的重要据点。最初，鸦片进口是以走私方式进行的，由配备武装的海盗船只运到吴淞，卸到趸船上，然后空船进港，与上海烟贩谈妥生意后，再去趸船提货。这样的贸易方式一直延续到1858年鸦片被改称“洋药”，列入“合法”贸易的范围为止。许多外国商人和冒险家因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大发横财。鸦片贸易也催生了近代上海黑社会这一民间组织的变异体。

鸦片买卖滋生贪婪、堕落和犯罪组织。一些不法中外商人网罗地痞流氓暴力垄断鸦片销售，在租界开设赌窟、烟馆、娼寮等糜烂场所。这对社会造成极坏影响，城市流民和无业者结成的聚赌团伙、诈骗团伙、偷窃团伙、乞丐团伙等带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开始蔓延。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维持妓院“正常营业秩序”的流氓团伙。这些黑帮团伙的滋生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上海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没落转型的恶果。

在外国工业品和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也源源出口。据统计，上海开埠后由外商直接操纵的出口贸易逐年扩大。1844年出口货值487 528镑，1845年增至1 344 650镑，到1853年出口货值更高达5 381 000镑。在出口货物中，最主要的是丝和茶，1850年，丝占上海港出口货值的52%，茶占46%。^[34]马士写道：“中国丝产量最大——在当地差不多全部产区——而且质量最好的产区，都是在一个一百英里稍长些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东北端便是上海。因此，在内地税方面即使占不到什么便宜，产品却流向这个港口。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求的全部。”^[35]

由此可见，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开始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分解作用。它一方面破坏了作为自然经济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小手工业，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和农副业的发展。上海地区城乡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和商品市场的扩大，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

外国廉价纱布充斥市场，使专事纺织的农民无纱可纺，生计日绌。由于外国航运业的排挤，沙船业陷于困境。于是，失业的手工业工人、水手、破产的农民纷纷涌入上海，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当时有很多外地水手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流落在上海，如，广东人就有八万，福建人也有五万。由于城市的就业容量有限，他们很难一下子找到固定职业，就在城市中流浪，为各业提供了大量剩余的廉价劳动力，也是帮会甚至黑社会组织吸纳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也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当政府不能满足社会的有效保障和安全的需求时，社会就会进行自行组织，寻觅保护，争取利益。

二、外贸行业的增多与同业团体的建立

开埠以前，上海虽然已是樯桅林立，商贾辐辏，但主要限于国内埠际之间的贸易，对外贸易只在较小范围之内间接地进行。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重心自广州口岸北移，上海的商业贸易便逐渐从原来基本属于封闭性的内贸型市场转变为开放性的外贸型市场，进出口商品贸易的总值与年俱增。开埠后的第三年，即1945年，英国经由上海输入中国的商品和从上海口岸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比上一年增加63.8%；到1853年和1856年，更分别比1844年增长2.6倍和5.7倍^[36]。在后来若干年份，依旧保持着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上海进口与出口贸易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尤其19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大。1892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865年增长1倍以上，1898年比1965年增长2倍多，1902年比1865年增长3倍多^[37]。

上海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导致外国在沪洋行的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企业大批设立。这类商业企业，集中于上海县城以外的北市租界地区，因而使当时“上海市面，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新兴起的北市商业“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例利者也”^[38]。

20世纪初，上海租界地区发展起来的以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为业务的各类商业企业，据有关资料反映当时各业行号登记数字，约在千家以上，其中较大的行业有700余家。其中，洋杂货、五金煤铁、洋布业等进口洋货业商业企业最为活跃，煤油、颜料业逐步从洋杂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新型的商业。出口方面，除丝茶业外，一些新起的土货出口业，如皮货业、蛋业、油麻业等开始跻身于对外贸易行列。还有一些适应对外贸易需要而创设的新行业，如报关、揽载、出入口货行、保险等业也相继应运而兴。这些新兴行业大约也有千家左右，在当时上海对外贸易活动中形成一个新的商业群。

这些新式商业企业的产生，显然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它与旧式商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其区别在于旧式商业仅仅活动于简单商品的流通领域，充当买卖双方的中介人，通过贱买贵卖或依靠商业投机来赚取利润，而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经营活动的新式商业，则作为产业资本的独立部分，在流通领域内独立行使其商业资本的职能，实现和分割产业资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其经济活动，无论是代洋行收购土产投入世界市场，还是为洋行推销洋货，分沾资本剥削余沥，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范围看，同样属于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的流通环节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内市场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范围，迫使中国的商业资本在本国产业资本振兴之前不得不从属于对华经济渗透的外国产业资本，使之在外国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承担商业资本的职能。这种资本职能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企业的经营中尽力增加资本的周转次数，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使经营的商品适应市场需要，扩大市场的营销范围，以实现从流通中取得更大的价值。为此，它需要对外开放，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冲破各种条条块块的市场分割和陈规旧矩的束缚，谋求加快资金周转、增值利润的革新活动和实际成效，以及建立能够适应社会活动需要、对整个商业环境进行维系、联络、协调、组织、指导和推动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新的社会团体。

20世纪初前后，有实力的新兴外贸行业建立了同业团体以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如，洋布公所、五金木器洋货公所、洋货九业公所、震巽板业公所、报关业公所、东庄同业公所、蛋业公所、桐油苎麻公所、木商会馆、茶业会馆、丝业会馆、绸业公所、铜锡公所、书业公所、纱业公所、裘业公所、钱业会馆、振华堂洋布公所等等，会员至少包括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企业716家。^[39]同业团体的建立是在“世界潮流趋新革故”的新形势下，“一遵新法，俾洽时宜”，并“重订规则”，宗旨在于“联络同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以巽同业之发达”。^[40]

三、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社团的联合

开埠后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县城外的洋泾浜以北取得了近代上海的第一块外国“租界”，不久后，1848年美国获得了虹口一带的美侨“居留地”，1849年洋泾浜与上海县城之间的一片空地为法国“侨商所用”。英、美、法租界原本都是沿江的沼泽地或人居稀少、相对的荒凉的城外空地，划为租界后，外国商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1]，这个“世界”很快大大超过了旧的上海县城。

首先是英法殖民者雇用大批中国劳动力将芦苇丛生的外滩开拓营建为上海的一条崭新的特殊地带。他们在租界筑建宽阔的道路，设立洋行，整治环境，建立公用设施，还开辟游乐园地等。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洋人感到房地产及商业利益后，允许“华洋杂居”，租界利益明显升值。随后，三租界以越界筑路和胁迫的手段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19世纪60年代初，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开始越界筑路，圈入相邻的大片土地进行开发。90年代，公共租界强行扩张两次得到近三万亩土地。1898年和1914年法租界两次扩张获取一万三千多亩土地。这时租界面积共达到近五万亩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从房地产投机事业中获取巨额利润，在扩张的土地上征用大量中国劳动力，建造房屋，开辟街巷，扩大建设规模，设立商业铺面等。租界的大扩张使上海城市的规模加速向外延伸。

租界的大扩张，刺激了华界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闸北地区得以开发兴起，县城和南市也逐步改造扩大。1912年，上海县城的城垣最终被拆除，随着这一历经350多年封建统治象征物的倒塌，上海的租界、南市和闸北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融合成近代中国的第一大都市。

城区规模的扩大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给工商业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带来复杂的挑战，引起各界工商业社团的联合趋势。到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许多全行业或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会。如出口各业公会、银楼新同行公会、银行公会、运输同业公会、绸绫染业公会、五金工会、华商杂粮油豆饼公会、华商织袜厂同业公会、旅沪浙江渔商公会、铁业公会、全皖旅沪米商公会、卷烟同业公会、江浙丝绸同业公会、潮州糖杂货联合会、粤侨商业联合会等。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电业联合会、中国棉业联合会等更是实力较强、社会影响广泛的联合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