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近代社团

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对上海的文化冲击，较其他地方领先一步，这些观念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明显。近代上海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市民社会雏形：如，城市的高度商业化；或多或少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共机构；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大众媒体的暴增；“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场所；自治组织等^[50]。市民社会是近代社团组织成长的沃土，同时社团组织的发达是市民社会的基本体现。

与西方市民社会主要是民主精神养育的结果不同的是，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与市民的移民经历密切相关。

一、移民的身份消解和价值趋同

各地移民无论何种原因移居上海工作生活，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原有的身份意识趋于消解，在与近代上海发展共命运的磨砺中，凝结成共同的上海情感，对上海拥有基本的价值认同，具有了这个城市共同的身份——上海市民。上海市民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造就了近代上海的社会包容力，这是近代上海的活力所在、创新优势所在。不同群体的近代上海市民，为了维护不同群体的利益，同时，也为了共同生存的城市发展，通过各种方式主动表达所关注的要求。

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代上海有一个市民利益表达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一个能够表达、容纳表达、激励表达、关注表达民间声音的社会，民主氛围较浓，有较为独立的社会空间，是近代上海社团发展的有利条件。

上海租界以割据之势形成“国中之国”的时候，也正是清朝统治走入穷途末路之际。当时内地的连绵灾害、政治压迫、战乱频仍等等，常常造成严重的民生困顿。这时候的上海租界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避祸求生的偏安之所和另图发展的机遇之地。对于移民来说，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虽有种种的际遇差别，但是现在，离乡背井成了他们共同的命运，来到上海这个新地方重新求生存、寻发展，成为共同的目的。

近代上海移民的类别可以概括为几种：战争难民、流民无产者、各种知识分子、各地绅商等^[51]。各类移民因不同的原因来到上海。

（1）战争难民。19世纪中叶始，严重的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激发了大规模的动乱，造成老百姓的流离失所。他们唯一可以避难与自救的方式，就是离开战乱最炽烈的地区，逃往相对安全的地方。

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县城中数万中国居民为避战乱而涌入租界，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同时，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流域和江浙两省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乱，造成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当时，江南地区只有上海未遭战乱，上海租界的“军队”还击退过太平军重要将领李秀成的进击。在当时的民众看来，唯有上海租界才是战乱中的安全岛。于是，大量难民为避祸求生，涌入上海租界。李秀成为攻打上海而颁布的“告上海人民书”中提到：“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有苏郡移居上海。”^[52]

太平天国战争中，难民先自浙赣，后经苏皖，大批逃往上海。他们拉家携口，甚至牵着耕牛，络绎于去往上海的路途中，进入上海以后他们又纷纷涌进租界，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内道路与空地上，挤满了一批批逃难的男女老幼。上海租界在人口急剧膨胀时，曾经不得不采取许多应急措施，比如搭建大量的窝棚以安顿难民。由此，租界成为巨大的战争避难所，“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53]战争平息以后，留在上海租界谋生、创业者仍有十万余人，成为战争难民类的移民。

上海租界从辟设以来一直到二次大战及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近百年时间里，由于中国土地上的战火兵燹接踵不断，而在每一次战乱中，上海租界都保持了“中立”的姿态，因而也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每一次的战乱，近代上海都接纳了很多战争难民类的移民。

（2）流民无产者。在社会稳定的时候，上海这个淡化传统、又展现机遇的地方，能够吸引流民无产者。他们是那些在原籍祖业根基薄弱、在家乡生计无着、甚至是“不务正业”的底层民众，诸如农时短工、平民佣夫、小商小贩，以至难以混迹的冒牌僧尼、巫婆道士之类，此外还包括为当地宗法礼教、道德秩序所不容的叛逆者、罪错者，等等。尽管当时的上海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和未知数，然而他们的选择却已经不具有太大的机会成本。当时的上海租界基本仿照西方国家的城市制度，界内居民不需登记户口，这也方便了各地流民大量入居租界。

同时，上海租界的工厂、码头、商店、公共事业、市政建设、城市各类新兴服务行业等，也需要大批劳工。“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绽、帮忙工，生计日多。”^[54]近代上海给来到上海租界的无业流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即使是人生地疏、举目无亲的异乡人，到了上海也多能糊口谋生。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轻纺工业崛起，产生大量的劳工需求，很多流民进厂成了工人。

（3）各种知识分子。开埠后的上海，中西文化的交流，拓展了上海的文化空间，以广大市民为消费者的都市世俗文化，开拓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多层次的文化形态、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以及领先发展的文化产业，使近代上海成为各种知识分子聚集最多的地方。

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甚至日本侵华势力的政治和军事介入。这种状况为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宽松、安全的活动空间。例如，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廷明令缉拿的康有为等人，都避难于上海租界，得到保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租界内。孙中山多次提到他在法租界居住的安全情况：“譬如我们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55]上海租界相对开放的政治氛围和相对自由的社会风气，与专制体制下的以言获罪、文字狱和压制言论、新闻自由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吸引各种文化人不断聚集上海。

大批文化人在上海著书立说，授业教学，办报办刊，以及从事各种文化演艺事业。近代中国文化人凡有名望者，大多在上海留下过足迹、建树过业绩，为近代上海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大批文化人因近代上海宽松的社会环境而聚居这里，也在建设近代上海的历程中，成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

（4）各地绅商。近代上海商机兴旺，而中国其他地区不断经受战乱动荡。各地绅商纷纷前往上海。“开埠后的上海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广阔的商业空间和施展才华的社会舞台，它以极大的人口容量和惊人的发展速度强烈地吸引了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和中国28个省份的居民到这里来贸易经商，投资设厂赚钱谋生，于是上海成了真正意义上‘万商之海’。”^[56]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本来就是经济富庶、盛产绅商之地，上海通商后出现的新的商机，对这一带的绅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战争动乱的因素，大量商贾、地主、绅宦投奔上海，用携带带的钱财寻机投资各种产业或商业，成为近代上海工商业经济的竞争者。

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近代上海的各类移民逐渐褪去原来身份的痕迹和旧的心理依附，以独立选择的姿态，进行新的生活。平等、自由、自主逐步成为移民群体的主流价值追求，加之客观上政治对社会控制的宽松，近代上海的移民社会逐步融合为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

具有不同经历的各类移民，在近代上海充满机遇的社会中，逐步转变为工商业经济中多层次的近代市民。近代上海市民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兴社会群体，与传统社会形态中的城市居民有着本质的不同，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从个体对等级和权力的盲目依附，转变为对平等和自主的崇尚，对社会法制和政治民主有自觉追求。

市民群体的各个阶层是开放流动的，靠奋斗实现自身利益。虽然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他们又是利益攸关方，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必须维护各方的某种共同利益。近代上海市民群体是新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多元利益主体有机结合的市民社会统一体。

二、市民社会与近代社团发展

在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里，传统的政治威权趋于解构，新的社会保障组织——社团，逐步建立起来。

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种行业公会、同人组织、职业团体、联谊团体、帮派组织，包括同乡会、会馆公所等，成为市民社会重要的组织结构。时人赞道：“沪上人文荟萃，开化最早，故会亦最多，凡学界商界各团体，往往联合同志，设立章程，以谋种种公益之发达，诚足嘉也。”^[57]“自1843年至1911年近70年时间里，上海城厢内外新建或改组的会馆公所至少在110所以上，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前近代上海200年间所建会馆公所的总和，也超过了极盛时苏州的会馆公所的总和。”^[58]其他新兴的行业团体、学会、研究会、职业社等等更是丰富多彩，不胜枚举。

社团在近代上海大量产生的现象，主要是由近代意义的个体权益意识增强，以及由社会转型中社会保障系统的断裂失范而促成的。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中间力量”维护市民的权益，有助于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法国之所以长期受害于威权传统，是因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了，即在社会中铲除了作为中介组织的等级和结社，因而在没有市民社会的情形下，使个人直接地暴露于国家的权利，这样，个人就形不成民间的力量，也就难以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地牵制……社群为调和、解决自由与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途径。社群的必要来自于人们的本性。……社群是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自愿结合的产物，尤其是那些自愿建立的社群是衡量一个社会中自由多寡的重要尺度。”^[59]

社团组织发展的历史意义在于：当人们摆脱了权力隶属，而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由社会保护的时候，市民个体就通过“有机团结”而使自己的权益以团体力量的形式出现。这种社团形式，常常成为市民个体的保护者，成为他们参与社会以及善尽社会责任的召集者，或者说是代理人。

上海的社会下层，即“弱势群体”，在清末成立相互扶助的同乡或同业小团体。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开始在此基础上成立工会组织。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上海的工会成为成员规模最大的社团组织。

近代上海社团的发展，还表现在社团组织的民主化方面。由市民社会的价值观所决定，近代社团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以及社团组织的某种民主程序。这与传统的帮会组织和早期的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形成根本区别，也与各色政党区别明显。一般来说，传统帮会和同乡会的利益诉求比较狭隘，组织形式具有浓厚的封闭性和封建等级色彩。而近代政党组织在政治目标上多为社会民主，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内部则建立绝对的权威体制，实行高度统一的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的社团是以个体意志自由为本质属性的，为了共同目标而暂时放弃个体自由，但尊重个体自由是市民社团生命力所在。近代上海的市民社团，以开放和合法形式，历史地发挥了社会整合和个体代言的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页。

[3]《筹办夷务始末二百六十卷03》道光卷七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钞本，第46页。

[4]嘉庆朝《上海县志序》，转引自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5]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6]刘兆祐主编：《万历嘉定县志》，“田赋考”物产，台湾学生书局，第476页。

[7]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8]弘治《上海县志》序，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资料6。

[9]康熙朝《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0]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通社排印本1935年版。

[11]《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12]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纪风俗》；转引自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13]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4]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5]乾隆朝《上海县志》，卷一，《风俗》，浙江图书馆缩微制品1988年版。

[16]以上有关航线的资料采据《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0页。

[17]《瀛壖杂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8]［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19]［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20]《正谊堂集》卷一，转引自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上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1]《福建通志》卷十四，转引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上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23]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业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据《钱业承办祭业各庄名单碑》，《上海县为钱业晴雪堂房产谕示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25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9页。

[26]刘惠吾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27]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28]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29]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1—402页。

[30]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上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31]包世臣：1846年《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32]毛祥麟：《墨余录》卷一，《土产》，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1923版，第11页。

[33]《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页。

[34]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3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3页。

[36]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

[37]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8]《上海市面总论》，《申报》1879年1月20日载。

[39]《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88—90页。

[40]《振华堂洋布公所规则》，《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4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42]《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43]《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

[44]鹤湖意意生：《葵丑纪闻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页。

[45]《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46]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47]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48]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49]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50]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410页。

[51]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52]《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

[53]《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54]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经济发展状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编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55]《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4页。

[56]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86页。

[57]《上海指南》卷四，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版，转引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58]熊月之：《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59]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