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思想的兴起

近代中国封建的大门形式上是被炮舰轰开的，但后盾却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工商力量，西方列强不惜发展战争的目的，是为其开拓更广大的商品市场、寻觅更多的工商业利益。在不可遏止的连续颓败面前，封建统治者也逐渐对工商的重要性有了认识。

19世纪60年代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是传统“本末”思想在实践上的初步变动。上海是办洋务的重点城市，这里较早地受到了重商思想的影响。当时国家的失败对国人的震动很大，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重商意识直接表现为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组建商会与列强进行“商战”的思想倾向。这既有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驱使，也是团结固力，有序竞争的思想反应。

一、洋务派的商战论

洋务派官僚是“商战”论的最早提倡者。早在1862年，曾国藩就提出“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的论点^[1]。70年代，湖广道御史李璠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通商”之名而行侵略之实的特点，明确主张“以商敌商”“以商制商”。^[2]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也主张“以工商立国”，强调“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3]。1887年，盛宣怀指出：“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4]1889年，刘铭传吁请“讲求商政”，“招集殷商富户”，“分头认办”各种工商实业，认为“内地办理得法，推而至于边省；中土行销既畅，推而至于外洋……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此所谓商战从容坐镇屈人者也”^[5]。这里的“商战”具有发展工商业，通过与西人的市场竞争，达到强国固本目的的含义，仍然反映的是洋务派“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

二、工商立国论

早期维新派继承了洋务派的商战思想，提出了“工商立国论”，把重商思想提高到了国本的高度。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观点^[6]；薛福成指出，西人谋富强“以工商为先”，中国应“自理商务”，“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7]，不可轻视商人，商“握四民之纲”^[8]，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9]等，都明确反映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应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放在首位的重商思想。

在早期维新派中，郑观应系统总结和阐发了洋务运动以来“商战”“商本”思想，完整提出“商战固本”论。郑观应这里的“固本”，指的是立国的基础，比洋务派“固国学之体”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商战”比“兵战”更有利于御侮，列强入侵中土，其目的是掠我资源、原料和利用我之廉价劳工，耗我国力于无形，而应对之法，莫妙于“以毒攻毒”，兴商务，习“商战”。他说：“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棓克，蔽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轰，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0]郑观应还指出，“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是西方列强对外政策的大略。“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郑观应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商业与工业的密切关系，认为“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11]，“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12]。“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宜设专厂制造机器”^[13]。为发展工商业，郑观应提出了“地尽其利”“物畅其流”^[14]的经济方略。在当时洋务重商论者之中，郑观应“危言”大论，是最有系统和深度的。

郑观应长时期生活在上海，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担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抡船招商局总办，并在好几个企业中投资。他的重商思想在近代上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

郑观应的重商思想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赀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要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15]表达了商为立国之本，富为国力之源，极力倡言保护工商组织、培育工商人才、展开商品竞争的现实意义。

三、上海总商会的成立

重商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上海潜在的商业优势，营造了浓郁的商业氛围。如果说在封建抑商的环境中，上海商贸经济的发展是一定条件下生产力的自发行为的话，那么提倡重商思想后，则为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清末“新政”也被迫发出了鼓励工商的谕旨，进一步使重商思想正统化。

到20世纪初，近代上海的民族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各业商会和行业团体也发展了起来。但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外国资本的极大挤压和排斥，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狭缝中寻机求存的，在外资技术和市场的控制下，民族工商业处于外资的附庸地位，规模弱小不能构成与外商对话的有效平台。这种劣势状况使我国在对外商务谈判和利益争取中受到极大压抑和掣肘。新兴的工商行业各业公会或商会虽然具有了历史的进步性，但总体上不能适应近代上海开放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形势需要。各自为战与市场扩大化对技术、信息、金融、联络、协调、组织、指导、稳定等工商要素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建立更高层次的工商社团，成为与外商竞争，争取平等利益，进行平等对话、稳步推进发展的迫切要求。

1902年初，应英、美、日等国的要求，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这是《辛丑条约》的补充和继续。首先进行的是中英商约谈判。当时代表英国政府到上海来进行商约谈判的，是在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委员会任职的詹姆·马凯，他本身就是大英轮船公司的股东，是一个富有殖民统治经验的资本家。代表清政府出面谈判的是被委任为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和盛宣怀。吕海寰虽曾出使欧洲，多次出现于外交场合，但却“碌碌无所短长，曾无一事之表建”^[16]，盛宣怀则是当时洋务派的著名人物，也是一名洋务实干家。他们背后还有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之出谋划策。清政府是战败国，在谈判中处处受制于人，是可以想象的。但在谈判过程中更使盛宣怀惄然生忧的是，英国商会在谈判中充分发挥了较大的能量和作用，使英方首席代表一开始便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马凯来华之前，在伦敦详细听取了英国商会的意见，途经香港，即被一批在港的英国商人接待，纷纷要求他在对华商约谈判中向清政府索求更多的权利，并纷纷献计献策。而马凯一行到了上海以后，在沪英商就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要求，英商“和明商会”，更是“日夕聚议，讨论研求，不遗余力”，^[17]因为有关“商税行船诸事，各国洋商，关系切己利害，平日既考求明白，临时又咨访精详，闻见较真，折衷自当，取益防损，厥用靡穷”，^[18]“各处调查，互陈节略，聚论未已，条理尤繁”^[19]。“和明商会”在马凯到沪之前就已为商约谈判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当中英双方正式开议前夕，马凯便很快拿出以在沪外商商会意见为基础的一揽子方案，先发制人，使中方首席代表的吕海寰、盛宣怀陷入被动境地。对新事物反应比较敏锐的盛宣怀这时更加深切地感到建立本国商会关系重大，益不容缓。他当时在上海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外商要求“探译要最”，以作交涉准备；另一方面则迫切希望得到沪上商界有关修订商约应争利权的具体主张。

其间，“虽有一二帮商人来辕陈说，然仅凭私谈，并无公论”，难以作为依据。他特别希望得到“在与洋商交涉”的上海洋布、洋货、丝、茶、钱庄等各大业帮的意见，要求他们“先行开议”，而各帮意见的汇集、通达和研究，则还须有赖于商会。所以，上海的商会未能及时组织起来，不仅有碍于商务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这次商约谈判。他感到面对着强硬的谈判对手和一大堆谈判难题，既无本国商会可备咨询，又无商业法规作为依据，办事棘手，头绪茫然，若匆忙开议，“则彼谙习而我生琉，彼萃聚而我涣散，彼措置已周而我考查未备”，“若俟议及”、“始询各商，犄互差池，断无不亏损之理”。^[20]

在这么迫切的情况下，盛宣怀决定来一个临渴掘井。他迭发手谕，伤令当时的上海道袁树勋会同上海著名绅商严信厚、郑观应、梁钰堂，施子英、朱葆三等共同磋商，于短时期内“议立总会”，并在这个上海商界“总会”的组织领导之下，为正在进行中的商约谈判提供意见，“凡商税行船各端，准各帮精明老练绅商或各抒己见，或互证所知，开具节略，不拘形式”，及时汇送到商约大臣衙门“藉备采择”，对于需要详尽推敲研究的问题，则约期面商。于是，在盛宣怀的一再敦促之下，中国第一个商界联合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诞生了。

上海组设商业会议公所的时候，陷于内外交困境地清政府正着手推行挽救政治统治危机的“新政”。“新政”的重点之一是“振兴商务”。1903年9月，清政府正式设置商部衙门，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奏请“劝办商会”，内称：“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有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中国历来商务素未讲求，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卮”，故“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21]接着，颁行《商会简明章程》26条，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商会组织法规，它具体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属于商务总会。”同时又明令“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会及商务分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一。”^[22]按照这一规定，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

上海总商会采取议董集体领导、总协理全权负责的单一领导体制。议董由会员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以得票最多者担任总理，然后报请商部批准札委。第一届上海商务总会会员数171名，会员组成分为行业帮口代表代表两大部分，行业帮口的代表18名，占10.5%，企业代表153名，占89.5%，显示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占主导优势的组织结构。

上海商务总会的职能有三点宗旨，一是“联络同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二是“调查商业，研究商学，备商部咨询、会众讨论”；三是“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争，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这三者，都是上海工商界切盼实行的振兴商务的根本性措施。从中我们看到，商会在当时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以社会团体的身份替代了本来应该由政府进行的事情，诸如关心市政建设、社会公益、商事公断等等事宜；同时，商会面临的许多直接或间接影响民族工商业生存和发展的内政外交事件，也迫使它从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出发出面表态或进行干预。上海总商会从成立伊始，就担负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管理职能，其活动以经济管理为核心，延展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理案、社会公益等方面。

上海商务总会的第一任总理是严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他出身一般，但早年曾得到著名“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的提携引荐，后又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先后被委任长芦盐务督销、署天津盐务帮办等官职，并多次奉派到各地办理饷械、筹措赈款及标汇公帑等事宜。这些受人艳羡、争夺的肥缺和差使，使他能够近水楼台，上下其手，在各个任期内积累了不少钱财。与此同时，他借助权势，在天津开办了一家同德盐号，经营官盐。以后在上海投巨资创设源丰润银号，经营官商款项的汇解存兑，利源充盈，规模日展，先后在北京、天津及长江沿岸城市里设立十多处分号，在各地都设有私人传舍，而以上海作为其事业的据点。他以所谓“劳绩”并通过加捐，取得候补道的官衔，并以此身份被派任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一方面以官为护符，取得一般商人无法获得的特权利益，另一方面又以商为渠道，取得一般官吏、士绅难以得飨的利源。他还自设轧花厂、纱厂，并在十多家工矿、金融企业中投资附股。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他不但附有股份，而且被委派为该行九名总董之一。到20世纪初，他集官位、官衔和商务局商董、通商银行总董以及大批近代工商企业的投资者、经营者于一身，声名显赫，左右逢源，是上海官、商两界公认的绅商领袖。

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议员也都是近代上海著名的绅商人物。如，梁钰堂、陈润夫、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谢纶辉、李云书、陈辉庭、虞洽卿、祝大春、曾少卿、陈瑞海等。这些人均捐有不同职级的官衔，有的还曾实授过官职，这说明上海总商会确立的是一个“绅商领导体制”的组织形式，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是相适应的。

“绅商”，是晚清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它集“绅”与“商”双重身份、双重性格于一身，上利用官与绅一脉相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势力，下利用商与商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经济联系，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里，为消除有碍于商务发展、实业振兴的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是最合适的中介力量。正因为如此，应时兴起的上海绅商阶层很快便成为各业各帮的领袖人物，在局部的行业或地区范围内起着决定行止、主宰命运的作用。而当这个绅商阶层从同乡、同业的狭隘利益，“互分珍域”“涣散不群”，进而联袂组合到一个商界组织的共同体中的时候，绅商的引领作用和社会中介作用也就从一业一帮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区的商界共同体内，形成足以支配整个商业社会的领导体制。

从成立的大致过程可以理解，上海总商会的建立不只是帮助谈判的问题，更是工商界进一步增强社会关系，管理散乱局面，筹划发展大局，谋求长期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当时上海商界中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上海工商界追赶时代潮流的创新竞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