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公益社团

公益社团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华文化中有乐善好施的精神传统，在近代上海的社会发展中以公益社团的形式得到体现。一般来说，社团组织都带有某种公益性质，这里主要介绍慈善、风俗改良等公益社团。

一、近代上海的慈善社团

太平天国战争以后，为了应对战乱善后环境，上海出现了大量慈善组织。1910年代初，上海有慈善组织50家左右^[76]。民国以来，上海的慈善社团发展迅速，到1936年，增至199家^[77]。各慈善组织都将济贫救弱作为己任，如上海广益善堂以“济困扶危、救生恤贫”为宗旨；仁济善堂以“救济贫穷、育婴兴学”为目标；沪南广益中医院在章则里也明确表示，以“慎重贫病”为宗旨^[78]。

1912年—1937年上海的民间慈善社团主要有：上海慈善团、上海仁济善堂、上海广益善堂、位中善堂、中国济生会、至圣善院、闸北慈善团、上海孤儿院、净业社慈善部、上海一善社、莲社法会、上海邑庙董事会、上海钱业公义会、沪南慈善会、中华黄卍字会、同仁辅元堂、上海联义善会、沪南公济善堂、祗园法会、上海贫儿院、上海残疾院、沪南广益中医院、明德集义会、上海善德善社、中国崇德会、览德轩、上海灾童教养所、上海华洋义赈会等等。

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不断进步，由传统的应急施舍，到建慈善医院和收容所，再到收容同教化相结合的办法提升慈善事业的社会效益。

（一）应急施舍

为死去的贫苦者提供棺材，为无衣无食者施舍衣米，向无钱治病者赠送医药，掩埋暴尸，照料寡妇、孤独者，收养弃婴等。

例如，同仁辅元堂，其活动内容有抚恤老弱，发放衣米、粥饭，施舍棺材，收容、埋葬尸体等；同仁济善堂，该堂1927年发放内科药121 000次，外科药24 000次，施舍棺材670个，抚恤200人，创办仁济育婴堂，月平均收养60～70个弃婴^[79]。

（二）建慈善医院和收容所

西人基督教会的慈善事业开了近代上海民间慈善医院的先河。西人先后开办的仁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婴医院、广仁医院等为贫民免费或减费治疗。20世纪初，华人慈善事业受其影响，也开始创办慈善医院，如李平书1904年创办的上海医院，随后建立的上海广益中医院、沪南神州医院等都是免费或减费为贫苦百姓治病。1911年上海有实力的资本家发起成立了中国救济妇孺总会，收容被诱骗拐卖的妇女，或送回家，或收留在留养院，尽力安排工作，自食其力。1929年10—12月，上海残疾院、妇女教养所、游民习勤所、普益习艺所等慈善团体共留养5598人，其中3 947人住养^[80]，很多人由此走向新生。

（三）收容同教化相结合

近代上海的游民乞丐很多，是社会安全的一大隐患，无业游民经常引起社会混乱，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1922年末，上海30多个主要慈善社团的代表，酝酿成立收养游民的工厂。1925年12月，华界、租界的各界士绅商人联合发出倡议，扩充原先作为残疾人收养机构的上海残疾院，以后成立了收容乞食游民的淞沪残疾乞丐游民教养院^[81]，传授工艺技术，增长生存能力，图求社会的安宁。1926年末又设立了淞沪教养院^[82]，收容游民，教授技艺。很多游民经过收容劳动锻炼，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在做出不再成为乞食游民的保证后离开。

收容教养院等慈善社团以拯救弱者、塑造新人为目的，为近代上海的城市化秩序做出了贡献。

二、近代上海的风俗改良社团

风俗改良社团是致力于摈弃传统陋习，倡导城市文明新风的公益社团。在新旧更替、中西文化直接碰撞的近代上海社会，必然引发人们很多习俗和心理适应的问题和矛盾。风俗改良社团是在社会风气剧烈演变的状态中应运而生的，是市民适应文明新风的助力，帮助减缓新旧过渡的心里摩擦和行为不适。

1897年，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抨击对妇女的残酷束缚，倡导女童不再缠足，已缠者放足，铲除千年谬俗，革此浇风。^[83]戊戌以后，1903年，上海成立中国天足会，并随后创办了《天足会报》，对处于动摇之中的传统心理影响很大，促进了社会新风的形成。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旧习惯被打破的问题，而是吹响了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1898年，著名改良派人士郑孝胥、郑观应发起组织了上海戒烟会，广劝戒烟。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建立了振武宗社，厉行禁烟，下设分支机构600余处，历任戒烟者3万余人。^[84]

1907年，上海建立惜阴会，改良丧葬、祭祀等礼仪。

民国初期，上海成立有：万国禁烟会、全国禁烟联合会、不吸烟会等，持志不移地倡导摈弃陋习。

1912年初，上海成立光复实行剪辫团，号召男人剪辫。相似的社团还有：礼俗大同社，剪发缓易服会，中华民国剪发助响会，沪南家政改良研究会，中国监狱改良协会等。社会习俗改良蔚然成风。

1912年，基于党派纷争，党人丧志污浊之气，上海成立进德会，提倡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的所谓“八不主义”，^[85]以唤起人们的公德心。稍后，唐绍仪、蔡元培等组织社会改良会，提倡个人自立，不置婢妾，提倡自主婚姻、离婚自由、再嫁自由，提倡少生儿女，废跪拜之礼、以鞠躬拱手代之，废缠足穿耳敷脂之习，戒除迎神、拜经及诸迷信鬼神之习，等等^[86]。同期，还成立有希社、侠义党、空无党、青白社等提倡人格修养的社团。

三、近代上海的公共事业社团

公益事业社团特指谋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间社团。在近代上海城市大扩张过程中，由于政府无力顾及公益事业，民间公共事业社团承担了很多公益事务，缓和了近代上海很多城市矛盾和紧张。近代上海公共事业社团最著名者，当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是近代上海社会自治的标志性民间组织。

1905年10月，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立，这是一个在维新思想影响下，由绅商组织的地方自治社团。其宗旨是：“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分议事、办事两大纲，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础。”^[87]局内分设议事会、参事会，“以议事会为代议机关，以参事会为执行机关”。另设户政、答政、工政三部与书记处、会计处、翻译处、采办处和裁判所分管各务。另设办事总董五人，其中一人为领袖总董，兼任参事会议长；议事经董33人，组成议事会。领袖总董任期三年，其他办事总董、议事经董任期四年，“每二年改选其半”。经选举后由上海道袁树勋委派李平书为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杯智、曾铸、朱佩珍为办事总董，姚文枏、郭怀珠等为议事经董。将上海城厢内外分为七个区，各设分办处，选派区长、副区长各一人及赞助员等。宣统元年，清政府伤令各地分设自治公所，总工程局改组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内部机构几无变化，只是将上海城厢内外重新划分为五个区，备设区董一人，赞助员六人。辛亥上海光复后，自治公所改为上海市政厅。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1854—1927），是近代上海威望卓著的绅商，先后发起成立近代上海多个有影响的民间社团，为近代上海社会治理做出积极贡献。光绪年间，李平书做过广东陵丰、新宁、遂溪知县；湖北武备学堂总稽查、提调；光绪二十九年转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董事、江苏铁路公司董事。先后创立医学会，中西女子医学堂、南市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办华成保险公司等。李平书首倡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光绪三十一年，和姚文枏、郭怀珠、莫锡纶等集议创设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报请官方同意后，总工程选出37人为议事经董或办事总董。李平书任领袖总董，统管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积极主持总工程局工作，派人接收城厢内外道路、路灯管理权，设立和资助小学堂以利初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统一巡警以维持地方治安，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租界的扩张。在掌理总工程局的4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50多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河浜9处，修筑驳岸、码头11座，年收入达16.4万余两。光绪三十三年，上海道瑞澄下令禁绝华界鸦片烟馆，交总工程局办理，李平书遂将原有沪南学会体操部、商业体操会，沪北商余学会、沪西士商体操会等五体育会组成南市商团公会，自任会长。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原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李平书仍为总董。

1907年，上海各行业、各区域的民间救火会、救火社有30多个，次年联合成立了上海救火联合会，拟订了统一章程，筹集银两，建成了具有瞭望与报警双重作用的警钟楼。上海救火联合会也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民间社团，为维护近代上海社会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也显示出民间组织力量的社会关怀和积极意义。

1912年9月上海成立商业体育维持会，1913年4月成立人道维持会，这是上海商界主动组织的以维护社会治安、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的社团。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国家政府动荡，特别是长江流域，战事弥漫，兵燹阴影浓郁，社会经济环境和民众生活环境惶惶不安，动乱因素增多，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上海因有租界区域，近代以来一直是动乱时期外地民众寻求避难的地方，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同样有大量外地群众涌进，一时给上海的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压力，并带来一定的难民问题。商业体育维持会和人道维持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上海工商界力量建立的民间社团组织。

【注释】

[1]《神圣家族》，《马恩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2]谢俊美：《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36页。

[3]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会》，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上海会馆公所数据根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苏州会馆数根据王日根《乡土之链》第274－277页统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6]《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7]《上海县续志》卷三，第8页。

[8]《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页。

[9]《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3页。

[1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11]《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1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页。

[13]《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

[1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

[1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

[16]洪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17]陆兴龙：《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变化》，《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第87页。

[1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19]依据《1947年上海年鉴》（K）第30—33页和《上海概况》，书报简讯社1949年编印，第500、505页。

[20]［日］久保亨著、王小嘉译：《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6页。

[21]1923年5月《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11号。

[22]《上海商业补习教育会简章》及《商业夜校》，载1921年12月《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6号，1924年10月第4卷第10号。

[23]上海市商会档案，上档Q201－1－457“棉布、转运、米商等二十九业报送的行业业规”。

[24]刘健清：《社团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25]《申报》1895年12月4日。

[2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9—393页。

[27]《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一日。

[28]根据王世刚：《中国社团史》所载社团情况统计，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正气会章程》，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200页。

[30]《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改章程草案》，《苏报》，1903年5月15日。

[31]《民立报》1912年3月29日。

[32]《政见商榷会成立》，1912年5月28日《民立报》。

[33]《教育部关于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呈并大总统批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第101页。

[34]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35]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页。

[36]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37]全总职工运动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一集，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3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39]妇联妇女运动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页。

[40]《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41]《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42]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43]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

[44]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15页。

[45]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16页。

[4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106页。

[47]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48]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5页。

[49]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7页。

[5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页。

[51]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52]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

[53]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54]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

[55]朱邦兴等著：《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473页。

[56]《平民学社章程》，张允侯：《五四时期的社团》（四），三联书店1979版，第32页。

[57]《上海合作联合会章程》，《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版，第133页。

[58]《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

[59]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4页。

[6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61]《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统计表》，Y4－1－322《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33），上海档案馆藏。

[62]《上海会计师公会章程》，1926年《会计学报》第2期，第195页。

[63]《上海市医师公会为呈请备案向社会局报送的申请书、团体调查表、财产调查表、职员履历表、许可证及会员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18－298－1，第38页。

[64]《上海市中医公会备案批准》，《申报》1927年4月19日。

[65]《上海市医师公会近讯：上海市医师公会》，《上海医事周刊》1939年第5卷第17期，第3页。

[66]《医师公会注意难民健康》，《申报》1932年2月13日。

[67]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一九四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704页。

[68]《记者会近日招待西报记者》，《申报》1931年9月26日。

[69]《记者会招待各国驻沪记者》，《申报》1931年9月27日。

[70]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网站＼＼上海市地情资料库。

[71]刘健清：《社团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72]《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

[73]《女界协济社宣言》，《民立报》1912年3月5日。

[7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09页。

[75]《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页。

[76]梁元生：《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史林》2000年第2期。

[77]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l91页。

[78]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Q114－1－9。

[79]《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业务报告，民国十七年》第247页，上海图书馆，索书号：366006。

[80]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第142页。

[81]《申报》1927年2月6日。

[82]《申报》1927年2月20。

[83]梁启超：《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33页。

[84]王世刚：《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85]王世刚：《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86]羅家倫：《革命文献》第四十一辑，台北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144—147页。

[87]《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