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情谊,维系群缘是一部分社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内容,这种活动是对社会个体,特别是对离乡背井人们情感需求的有效服务。会馆公所在这方面具有重要功能,会馆公所的建立都是以联络乡情,维系乡谊,给本籍来沪人员提供服务为基本目的的。
一、联移民散涣之情
开埠后,大量外地商客开始旅居上海,各地商民建立的会馆、公所是19世纪末之前上海社团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会馆、公所是一个移民群体的集体象征,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联谊乡情,敦睦本土情感,使远离家乡的人有一个倾注情感的环境,产生向心力和归属感。有了情感的联结,一个群体的行为就会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个人行为也会伴有一定的责任意识。遇有矛盾与情绪对抗的事情,会馆公所也是同籍人疏解心情,稳定紧张情绪的地方。从近代上海早期不同地区移民所建会馆公所留下的碑刻史料可以看出,敦睦社群情感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创修山东会馆碑记:
“昔管仲相齐,擅鱼盐之利,发山海之藏,卒霸齐国。嗣是以来,流风未沫,大率四出谋生,以佐耕桑之不逮。地濒海也,番樯市舶,无往不通。论商业者,各国未通商以前,以吾乡为极盛焉。上海在我国朝之处,仅海陬蕞尔邑,而吾乡之商此土者,至今二百余年。尚有田址之留贻,若预知今日之繁盛,以备后来者恢张之用,盖先民之所见远矣。余自光绪甲午,承乏镇道,丙申权摄沪关,则常进吾乡之商于斯者,询以利弊。既稔知来者之多,与旅居之不易,每思辟地为馆,以生合群之力,而联散涣之情。”[2]
行商异地,人生地疏,各种困境风险在所难免,远离血缘宗族情感慰藉的客商和谋生者易生情绪失落涣散之感。在很多情况下,比客观困难更使人难以应对的是情感的失落。山东会馆创设记,载录了本籍涉沪经商前驱者就有建立会馆的“留贻”。随着近代上海的繁盛发展,同乡来者日多,修会馆联涣散之情成为同籍有识之士的责任之举。通过会馆公所的祭祀、联谊和各种典礼活动等情感凝聚形式,使身处异地经商、生活的同乡产生情感依托,不但能够填补“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情空白、缓解“旅居之不易”,而且从社会意义上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一个群体的稳定状态。
大多会馆的创立都以敦乡谊、联乡情为基本功能。再如,浙绍公所碑序:
“自乾隆初年间,绍郡商绅在上海地方贸易,立有铺户,计在长久。犹虑樯帆来往,无总会之局,于是就近本城北门,置得隙地一处。当即具呈纳粮,建立公所。一则以敦乡谊,一则以辑同帮。”[3]
把“敦乡谊、辑同帮”当做本帮长久立沪谋业的事业考虑。
重修泉漳会馆记:
“吾闽泉漳两郡人之贸迁于外者,夙称繁盛,凡所托足之处,类皆建有会馆,所以联商情而敦梓谊,法至良意至美也。”[4]
表达了对会馆公所在“敦梓谊”方面良好作用的推崇和建馆的主要宗旨。
创建建汀会馆始末记:
“嘉庆初年,先君子与同邑王君耀光、傅君晋三、杨君学祥,醵金置上海南郊田创立义冢,复于董家渡购屋数椽,春秋祀天后。借祭余以联乡情。”[5]
建会馆,通过祭祀活动达联乡情之目的,成为号召旅居群体的普遍共识,也成为社会责任人士光明磊落的建设会馆宣言。
建汀会馆记:
“会馆义冢之设,所以联乡谊、妥旅魂,法至良、意之美也。上海商贾汇集,凡贸易于斯者,类有此举。”[6].
表达了会馆作为乡籍人们生死相寄的情感依托之所,成为城市移民的普遍心理倾向,就像今天大使馆对于本国侨民一样的情感象征。
建汀会馆碑记:
“仕宦商贾之在他乡者,易散而难聚,易疏而难亲,于是立会馆以联络之,所以笃乡谊也。”[7]
为了生活、事业在异地拼搏,建会馆以聚亲睦情,有助于同乡的情感联络,对稳定城市移民心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潮惠会馆碑记:
“吾郡距沪四千里,其航海而懋迁于是者,我潮阳及海阳、澄海、饶平、揭阳、普宁、丰顺、惠来凡八邑。溯始来至今日,百有余年矣。朋簪既盛,物力滋丰。嘉庆年间,于洋行街捐厘公建潮州八邑会馆,奉天妃祀焉。以迓神庥,以敦梓好。”[8]
潮惠会馆二次迁建记:
“会馆之建,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与乐其乐也;亦以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涯毗,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痏。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皆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明神,盟之息壤。俾消衅隙,用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9]
潮惠会馆在潮州八邑旅沪移民心理占有很重要的情感地位,后来该会馆拓展了很多社会事业,得到本籍人士和社会的支持。这得益于以会馆为形象的情感维系,通过睦敦社情的活动,团结了一个群体,凝聚了一方力量,善济了一批弱者,稳定了一方秩序。
新建豫章会馆碑志:
“昔闻诸父老日,间尝走通都,过大邑,见夫士商云集,或游宦,或服贾,群然杂处其地者,罔不设立会馆,为同乡汇叙之所。各直省尽然,尤莫盛于北之幽燕、南之吴越。其时余年尚少,辄识之于心而不忘。迨余壮岁离家,在申贸易,吾乡人之藏于其市者,实繁有徒。平居各勤其业,弗尚往来;即伏腊岁时,彼此过从,仅十之二三。方欲创一公所,凡事遇公私,集议其中,藉可时常亲近,未始非联属乡情之善举。终以俗务纷投,刻无休暇,而事不果行。迟至道光二十一年,知上海县事虔南曾公,籍本江西,与余同省。久入仕途,颇敦乡谊。下车伊始,招叙衙斋,询及豫省士商,众居兹土,宜营会馆。俾春秋佳日,宴集谈心,不时聚首。虽处异乡,情同故里,一举三善,其快何如!”[10]
表达了游子的经历再长,也不会忘却情感的归途,而“情同故里”则人生乐事也。各方人士存心于“同乡汇叙之所”的会馆建设,不能不说会馆这类社团是适应于移民社会需要的。
上述列举的一些会馆联络移民情感的创建始因,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社团组织具有服务旅居商民情感需要的基本功能。
二、交事业同人之谊
同业公所或同业公会具有明确的交流同业之谊的建设目的。旨在通过建立同业的“人和”关系,营造良好的同业发展秩序。一些同业公所的修建记,记载了同业公所睦敦同业之谊的愿望。如,重修桐油苎麻业公所收支碑:
“窃维实业不兴,商界所由堕落;机关不备,市场何自振兴。按桐油苎麻一业,向仅流通于内地,近则畅售于外洋。而油麻之原料既美,需用实繁,尤为外人所欢迎。故近年出口既多,销场益盛。且逆料前途,必有加无已,此可为同业贺者也。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为营业之关键。今既上承天时,下尽地利,尤当注意于人和。彼外人之能以商战争雄者,惟其对于内则精益求精,对于外则同德同心故也。而吾国商人,积习相沿,但知各图利益,不思合力竞争;欲求人和,亦难矣哉!本公所自同治柒年创立以来,前人成绩,班班可考,详载于碑。惟先辈既创设于前,则同人自当维持于后。”[11]
碑刻记述了桐油苎麻公所,强调事业发展的“人和”作用,希期公所睦敦同业情感,同心同德共谋发展。
重建沪南钱业公所落成记略:
“沪市南北钱业如林,而发达之机,实以南市为初桄。中西互市以来,时局日新,商业日富,奇货瑰宝,溢郭填壖。而握其枢者,实赖资本家斥母财以孳息,稗群商得资其挹注,于以居积而乘时。顾商战之要,业欲其分,志欲其合。盖分则竞争生,而商智愈开;合则交谊深,而商情自固。公所之设,所以浚商智联商情也。”[12]
希望钱业公所起到“合志”“交谊”的作用,以达固商情、浚商智、维护行业秩序的目的。
其他各类同人社团也都具有同样的联谊功能,诸如,各种学会、研究会、俱乐部、职业社团等,通过社团的联谊活动和联络关系,给行业发展、职业进步奠定有序的认识基础。
上海早期社团组织中,主要是以地缘乡谊为纽带作为组织基础的,这类组织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的同乡观念,为来自某些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移民提供世俗情感上的联谊,这是初期上海移民社会的一种反映,适应了上海商业和航运业为主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构成的流动性。这类组织与移民的精神需要有关:即集群、思乡、互助的需要,作为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是对移民乡土情感失落心理的一种补偿,是其寻根意识的一种表现,是移民力图保持乡土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13]。这种社团所突出的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带有传统宗法性色彩的组织原则,尽管有很明显的封建意识和落后性,却不失为是早期移民社会中联合群体、扶助弱势的互助组织形式,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和安定民生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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