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飘散个体

近代上海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移民城市，周边省区和全国各地的民众不断流入上海。初期移民难免会有漂泊的感觉，势单力薄也不利于个体权益的保护，能够加入某种组织和社团，得到一些就业或学习的帮助，是这类飘散个体的普遍愿望。会馆公所、同乡会，工会、各种协会、学会等开展的活动，都对飘散个体具有吸引力，从而产生社会聚合的作用。

一、分散个体的组织化

近代上海各类社团的活跃发展反映了市民社会主体意识的确立，其重要社会表现就是分散个体的组织化趋势。社会个体的组织化是近代社会管理的内涵之一。从同乡性的会馆公所到近代兴起的各类专业和民众社团，通过为个体需求提供基本服务，自觉地把相关个体吸引和联系起来，使商品社会在客观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主动调控。

会馆公所和同乡会，一般能够为同籍来沪者提供一些介绍工作、临时落脚、个体保护等帮助，对同籍同乡具有自然的吸引力。各种协会能把个体职业者聚合起来，共同维护职业秩序和利益。各种学会、教育组织开展的学习活动能够满足人们学习知识、提高技能的愿望，从而把很多个体聚合起来。工会则能把为数众多的工人个体联合起来，遇到问题，进行统一有序的活动，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又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是工人群体愿意加入的组织。

工人是近代上海人数增长最快、最多的群体，这部分人组织起来就会使社会更具整体性。1894年上海的产业工人36 000多人，20世纪初40 000多人，20世纪20年代初仅纺织工人就超过了223 000人，^[20]，工人总数达51万多人，^[21]近代上海工人的来源，大多是为了生存，从外地移民而来的破产农民或难民。分散、孤立、自发逐利的个性特点是其早期的基本状态。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后，组织起来能够更有利于个体生存竞争的现实，逐渐使早期的工人群体，萌生组织自己阶层社团的思想和愿望。各种职工组织以群体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效果，是个体的单打独斗所无法比拟的，团体就越来越有力地把飘散的个体吸引到组织中来，更有秩序的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竞争。就工人团体而言，联合起来进行的各种斗争，是促进当时社会生产条件进步的基本形式。

工作条件差，生活待遇低，生存风险大是近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工会组织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断进行着反抗斗争。罢工是工人阶级有序斗争的主要方式，工人阶级也只有组织罢工这一有力的有序斗争方式。工会组织下的统一行动，不但是有序的，而且比早期以捣毁生产资料的个体发泄形式，上升到了更高的文明层次。

这种斗争不能被认为是引起社会混乱，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社会生产秩序提高到新水平的必要措施。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推动有序的正义斗争是社会管理的特殊形式。

二、提高个体的公众意识

个体公众意识的提高、公民行为的自觉，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社团作为民间社会的自主组织，是个体进入和扩大社会关系的自然领域。近代上海社团的发展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社会关系基础而推动的，社团的繁荣培育了近代上海市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奠定了近代上海市民社会规则的基础，保护了快速发展的移民社会的基本秩序。

各种社团以自己的活动方式把社会个体纳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宣传和学习活动提升社会个体的主体责任意识和公民观念。

会馆公所和行业公会等传统型社团虽然带有明显的地缘色彩，是血缘宗族关系的泛化传承，但在近代上海开放性市场经济的洗礼中也在不断地向民主化演变。新型的传统社团从理念到形式都进化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以社团的公共理性展示其社会形象，对同籍或同业群体的公民意识提出更高要求。

各种学会、协会或吸引个体知识分子共同研究学术，或吸引民众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公民观念，起到了促进社会进化的引导作用。如编印书报，传播知识，办学兴教，集群讲学等。

有些社团虽未开办专门的学堂，但通过集群讲学的方式，传输新知，具有很大的社会凝合作用。如实业讲习会每周日开讲，讲习的科目包括地理、历史、理科、文学、音乐等，“无论入会与否，均可入座听讲”。卫生讲习会除星期天外，每日下午授课，主要“讲习生理卫生及诊病法与体操，其他关于卫生之学科，皆演述其要略”。江苏教育总会则办有法政讲习所，由留日归国的雷奋担任主讲员，“听者极为踊跃”。

组织演说、宣讲也是吸引社会个体的有效方式。20世纪初年，集会演说，蔚然成风，许多社团都“定期集会，邀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期增进群众知识”。青年会下属的政治研究会，时常“敦请中外名儒，定期演讲”中外历史。商学会定期举行演说，其主题从“热学及寒暖计之制法”到“立国必以战争”，从“中东商业之异同”到“合群以求自立”，从“商战之险要”到“挽救垂亡之南市”，虽多与商业有关，但绝非限于一端；演说者，既有本会会员，也有严复、王清穆、张謇等社会名流。甚至连家政改良会这样的社团，亦每周集会，演说诸如“家政与社会之关系”“家庭之进化”“家政改良”“儿童教育”之类的题目。这种演说、宣讲，使城市充满了上进的气氛，无疑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积极秩序。

为了启发稍识之无或根木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一些社团还常常利用音乐、戏剧、幻灯等人们乐见的形式作为辅助手段，进行宣讲。沪学会成立后，鉴于“感人入深者莫善于讲求音乐矣”，曾设立音乐会，复又“召集有志研究新剧之同志若干人，并敦请专家，方便指导，着手开演文明新剧，稗一切见闻者，于娱乐中无意中得受绝大之感化”。袁希涛、龚杰等人组织的通俗教育社，集资购置了一套“电光活动写真”，即幻灯，四处试演“延请讲员随演随讲，相机指点”，“以期设法开通下流社会”。春阳社、进化团等社团，致力于戏曲改良，时常以编演新剧的方式，寓教于乐。这种社团活动通过吸引民众的兴趣，启发了民智，也具有消解城市分散个体可能存在的混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