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公益

促进社会公益是民间团体重要的社会功能，这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社会稳定意义。特别是在政府功能软化，社会公平缺乏保障，社会关系紧张不安，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社团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维护社会的信心和延续运行。

一、建设社会事业

近代上海民间社团建设的大量社会事业，成为近代上海社团重要的历史功绩，不但促进了近代上海的社会发展，而且推进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文明。通过积极的社会事业建设，社团组织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在近代上海多因发酵、多力角逐、多头政治、多能释放的异常变动时期，成为城市秩序的重要维系力量。

民间社团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开办近代教育、文化、医院、慈善收养机构等设施，协助当局改善环境卫生、消防事业的努力等。以民间的力量填补政府社会建设的不足和缺位。

有实力的会馆公所、经济文化社团、慈善团体等，几乎都有社会的业绩。如，潮州会馆1919年12月建立上海潮州八邑职业学校，1929年创办上海潮州和济医院。潮州旅沪同乡会1933年开办业余补习学校，此后创办同乡会小学，救济失学同乡。洞庭同乡团体1920年创办惠旅养病院，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图书馆。广肇公所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到1919年，前后办了8所义学，在学人数达到1 200人，1923年又办了广肇公学，至1934年，广肇公所所办公学、义学有学生3 000人。宁波旅沪同乡会1913年开办了宁波旅沪第一小学，至1927年，同乡会所办的小学增至10所，学生达3 400多人。1858年成立的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先后开办了振华堂补习学校、英文补习学校、振华堂义务学校等，时人称誉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造就人才，功不可没”。^[28]浦东同乡会创办了浦东医院，宁波旅沪同乡会与四名公所联合创办了四名医院和图书馆，等等。

近代上海的不少社会团体，将社会事业和体恤同人及救济贫弱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写于建立的宗旨上。如，起源于光绪年间的绪纶公所在成立初期的《同业始起经费提厘议》中言道：“敬事者当尽其忱恤患赈灾，藉乐善者各抒其力，凡此经费与其处置于临时，孰若预备于平时……凡吾同业各就常年进货置本每上壹千提捐二文，年终核实汇总公议，分存生息，惟祈毋漏毋遗，愈推愈广将见日新月盛众善毕举，于吾业有厚赖焉。希望各店号能常年坚持捐提，以维持赈恤等举。”^[29]绪纶公所同业捐提金额的一部分就是专用于扶危济困的。四明公所在1905年、1906年先后投资8万元在公所大堂和西厂宁寿里设立医院，贫民就诊不收费；民初还建立了四明医院。宣统三年，四明公所成立了宁波同乡会，“援助鳏寡孤及残疾者亦所费不赁”。

社团的社会建设事业，无疑对一个城市的社会质量和城市市民的社会意识具有良好的正面影响。

二、服务社会危难

在诸如自然灾害、战争兵燹、难民如潮的社会危难时期，近代上海社团的救济公益活动同样对维系近代上海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巨大作用，发挥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显著功能。

抗战时期，上海的同乡会是最积极的、贡献最大的民间救助团体，他们或利用会员捐助的房屋财物开办难民收容所，或租用轮船把难民送回故乡。如广东同乡团体曾收容了5万多广东籍难民，占当时在沪广东人总数的一半。^[30]在战争开始的半年里，宁波同乡会就收容了2.5万名难民，他们还租用了4条轮船，专门运送宁波难民回乡，先后共送走了20万难民，甚至一些非宁波籍的难民也得到了他们的援助。正是由于同乡会和其他民间社团作出了大量的贡献，大大减轻了政府对民间的人道主义援助。

广肇公所的慈善救济功能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战后的同乡难民工作中，体现非常突出。“一·二八”爆发后，到广肇公所要求留院医治者很多，该医院因受战事影响，经费支绌，不少患病者无法留院医治，公所特拨款资助，为救治病民之用。修葺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医院收治同乡中麻风病患者。设立鳏寡老人院，安置此类同乡。另拨款给广东同乡会所办粤民医院扩充医务。资助集义善会虹口时疫医院，以加强战区防疫工作。“八一三”爆发后，广肇公所、粤商联合会及广东同乡会三个粤民团体组成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投入救助难民工作。为筹措难民救济工作经费，广肇公所发挥与港粤及各埠团体的传统关系，还向海外华侨吁请救援，筹集到不少钱款和衣被食物，用捐到的款物设置收容所。“八一三”后，该难民委员会采用包租轮船、分批遣送的办法，先后遣送16批同胞，约万余人^[31]。

近代上海的宗教社团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上海的慈善活动首先是由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和传教士们开展起来的。这些教会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开始着手于医院、孤儿院和学校的开办。“早在上海开埠的第二年，即1884年，新教教会就开始免费为华人看病。后于1846年设立了仁济医院。此外，同仁医院于1868年开设于虹口，西门妇孺医院于1885年设立于南市。天主教会方面也不甘落后，徐家汇天主教堂于1869年附设了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收益弃婴。”^[32]

在这些慈善活动的示范，以及在公共道德的驱使下，从20世纪开始，上海华人办的慈善事业，也广泛开展起来。比如，在1905年的时候，上海的绅士们就创建了勤生院以收容和教化贫民。1912年夏，在南市南门外的施粥所旧址建成了贫民习艺所，以救济并教导贫民在上海的工业社会中谋生。

进入民国以后，上海的慈善团体日益增多。“上海慈善团”是民国初期上海慈善事业的中心。它每年发行《征信录》，向市民公开活动内容以及会计情况，表明自身的慈善信念、行为方式，激发更多市民的社会公德、责任和参与意识。1928年末至1929年初的冬天，上海的20余家团体自行组织向平民开展施米活动，在那次活动中共发放一升的米票70 157张，二升米票90 724张，一共合米27万5千多斤^[33]，对社会慈善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公益社团的慈善义诊活动在近代上海是很普遍的，据1929年6月至8月间的一次统计，实施义诊送药的慈善团体和医院达23家，免费诊疗病人233 213人，平均每天1 582人^[34]。

这些慈善活动的意义，既在于它的济贫扶困的实际效果，更在于市民的社会意识的形成。对这些慈善活动给予支持，并积极参与的主体，正是上海市民。从这些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看，有一部分是各个慈善团体早先接受的土地、房屋等产业的升息生财，以及组织义卖义演的所得。上海的市民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捐助，则构成了慈善经费的源源不断的和主要的来源。

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激励和崇尚个人奋斗、个人竞争和个人进取，甚至由此形成了强烈的个体本位和自我权益意识。但是与此同时，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使相当部分的上海市民以社会良知、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意识，表达了对于弱者的关怀，促进了社会群体的融洽。这种公共意识和社会参与，无疑对个体本位的个人主义形成了有机而合理的制衡。特别是这些慈善活动超越实用和超越功利的属性，使得他们能够以心灵道德的内涵，对上海市民社会的社会整合，提供相当深刻和有力的支持。

近代上海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近代上海市场经济中人文关怀的一面。民间慈善活动的活跃，不但具有社会融合的意义，而且具有社会进步的道德意义。“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的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自己无私的美名，而我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做到了无私，在道德上是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没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35]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达表明，在近代上海冒险逐利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精神在软化着社会冲突，那就是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