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民众关切

各种社会组织联系、团结着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民众，能够把民众的实际情况集中起来向政府或社会公开表达，反映民众关切和要求，与政府沟通社情民意，起到协调、疏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一、向政府表达商民诉求

同业公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代表会员企业与政府和社会进行沟通或交涉的活动，具有社团组织这种功能的代表性。近代上海的商会和同业公会，对外发生社会关系和交涉的主要对象是官方机构，主要内容是有关税收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关切。例如，清末民初，由于日本生丝竞争，课税沉重，私贩猖獗，丝茧业营业遇到很大困，1912年民国甫立，3月份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就两次致电上海商务总会请转地方都督，交省议会酌议减收茧税，希望暂免征税三年，侯厂渐苏，然后逐年增推税收。此后，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总董还上书北京政府请求为丝厂减税。“兆鳌等既负全体代表之责，深悉丝厂茧商前年亏耗二百余万，又年又去三百万，业已大半停辍。较之往年，仅存十分之二三。本届办茧在即，若不立予补救之策，必致商情涣散，裹足不前。……伏祈总理电咨苏浙都督察核时宜，厂丝一百斛，无论产销出口正半税银，合准值百抽五为标准。”^[36]将请求政府减免过重的捐税作为公所的头等急务，不遗余力反复吁请，以挽救“岌岌不支”之缫丝业。

当行业遭遇市场危机时，同业公会则要求政府能予以政策优惠，或请求财政救济。如，1948年上海燃料煤供应紧张，燃煤大涨，导致众多熟水店难以支撑，10月8日熟水店同业公会呈文社会局，请求政府平价配给燃煤，同时“转呈主管当局，将本市公用事业各厂所烧存余煤渣直接配给本业，以免其他承包商垄断居奇而受燃料问题之威胁”，认为“此乃救济燃料荒而维持熟水业，遵守限价，减轻牺牲之良策”^[37]。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使染料危机得以缓解。

对于因外商的挤压而导致华商企业市场困境的问题，不少华商会或同业公会时常呈文政府，要求政府在税收方面或市场交易方面，对外商加以限制和约束，以资保护民族企业。有重要影响的商会，如上海总商会甚至会直接向租界当局表达华商民众的关切。此外，各行业，特别是相关行业之间交涉也是同业公会外部维权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社团组织的形式集中表达相关行业和民众的关切，以及进行相关交涉，既可以降低交涉成本，又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有序化运行。

社团组织表达民众关切的功能，在政府与民众、政府与企业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通过“下诉上达、上令下传”纽带作用，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互动。

二、沟通劳资关系

20世纪后，随着近代上海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迅速增多，劳资关系的协调逐步成为影响近代上海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劳资关系的根本解决要靠社会革命才能完成，但在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或初级阶段的时代，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经济步骤。当然，当时的思想文化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但就近代上海的社团组织尽力进行劳资关系调解的努力，在今天看来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

一些会馆公所、行业社团和同业组织，在会员企业遇到劳资冲突时，会极力进行斡旋调解，也取得过一些成效。上海总商会也做过消弭工潮的努力。工会是代表工人群体与资方进行交涉的社团，在沟通劳资关系的作用上具有主要的代表性。各种社团沟通劳资关系的过程也是反映民众关切的过程，劳资关系协调有序是工商行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劳资关系处理不当，将导致罢工的发生，这类纠纷的调节和沟通对社会稳定的意义重大。早在民国以前，广肈公所曾成功调解过几起劳资纠纷，到了民国以后，这类冲突更加频繁，对社团的调解功能提出更高要求，也显示出社团的沟通作用更加重要。再后来，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社团成为政治因素之后，其社会稳定意义的劳资沟通作用逐步趋于边缘化。

1917年，广帮木工组织公栻义堂以东家聘用外帮木工，代替本堂成员，举行罢工，见东家并未让步，公栻义堂请求广肇公所出面调解。公所接案后召集双方代表进行调解，议定木工开工条件，结果当天木工就开工上班。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双方在广肇公所主持下，还制定了一个更具体的规定，对东家什么情况下可用外帮工人，何时不能用进行了清楚的约定。1920年9月，公栻义堂工人以百物腾贵，要求增加工资，再次举行罢工。广肈公所继续前往调处，一面请工人复工，一面致函东家晓之以理。经过对双方耐心地说服、商讨工作，东家答应从明年起增加一定幅度的工资，基本满足了罢工者的要求，工人随之复工。在这样的劳资纠纷调解中，公所一般是秉持公平合理的立场的，而不是至一味偏袒东家。调节过程中，劳工组织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沟通协调，也是工人能够争取到一定自身利益的重要基础。从总体上说，通过团体组织进行的沟通、调解工作有助于矛盾的有序解决、提高调解效率。

又例如，1924年6月，在上海的徽属婺源县墨工因要求增加工资、组织工会遭到老板的拒绝而举行罢工，在上海的绩溪、歙县墨工参加到罢工的行列中。老板和工人都是徽州地区的同乡。徽宁旅沪同乡会立即派出理事出面调停，但没能很快解决问题。罢工风潮愈演愈烈，工人方面在向警厅请愿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徽宁旅沪同乡会和徽属歙县等几个县的同乡会一面将罢工工人安排在全皖会馆住下，一面与墨业店主积极谈判，望店主照顾工人的要求。7月中旬，店主同意在中秋节给墨工增加工资，并通过警厅办法颁发了公告，工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后又经徽宁旅沪同乡的劝解，工人于7月底复工。

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断出现，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城市的生活秩序也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上海总商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团，曾力谋通过与上海总工会的沟通、谈判进行消弭工潮的努力，以维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秩序。上海总商会试图消弭近代工人运动的言行，从革命发展的形势来看是反动的，但又具有调解劳资冲突，维护发展秩序的社会稳定作用。1927年3月，上海总商会同县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两业工会与入会各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近代棉纱、面粉大资本家荣宗敬发言说：“工潮不决，纷扰不已。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着寒心。务请收回枪械，以维治安。”^[38]上海总商会的重要领袖人物虞洽卿等人也曾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接触、沟通，期望遏止工潮的蔓延，但遭到汪寿华的拒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总商会在调解劳资冲突方面的作用甚为明显，五卅后期上海各业工人的复工几乎全是上海总商会协助调解解决的。如五卅后华商纱厂工人复工时，工人要求补偿罢工期间损失每人6元，厂方只肯出2元，“争执甚久”，最后由总商会拿出3万余元，补足每人3元。工人仍不满意，当时总工会处境也很困难，9月6日上海总工会召集华商各纱厂工会代表开会，刘少奇等一再解释，“交涉结果只能发3元，内1元尚系总商会所承认，总工会目下居于困难地位，望各代表顾全大局”，僵持才解决。^[39]其他各厂工人复工也都发生类似情况，最后由总商会担保才解决。显然如果没有总商会的协助调解，上海工人“有组织的复工”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社团的这种行为，我们过去往往把其贬低为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私利，目的是为了多推销他们的产品等等。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于上海总商会的调解作用以往一般也不被承认，且常以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进行批判。事实上，不管是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从有利于工人阶级奠定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来看，上海总商会在协调工潮善后问题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都是值得历史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