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变革

社会管理是为社会健康发展服务的，社会管理的目的是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促进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不仅仅是维持固有的社会平稳，而且还有打破落后的社会秩序，组织先进的社会秩序的职责。

在近代我国民族救亡和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世界历史的特征从资本主义革命时代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变，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是一切力量兴衰成败的命运所在。近代上海是我国接受和传播近代文明的中心，民间社团组织的普遍建立和繁荣发展就是近代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各类社团组织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能否与时俱进地体现促进社会更新的历史潮流，决定其社会管理功能意义的大小。

以工人阶级组织——工会为代表的近代劳工社团和青年学生社团，适应时代潮流的新形势，在促进近代上海社会更新的历史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从社会管理的本质意义上理解，以工会为主的近代上海劳工社团，发挥了动员社会变革力量、推进社会革新事业、提高社会发展层次的历史作用，具有意义深远的社会管理功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上海的工人阶级团体和青年学生社团是服务、教育、启发、组织、动员社会变革力量，创造上海更高水平发展环境的主要角色。

一、动员社会变革力量

近代社会变革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近代社会民主以自由、平等为基础。近代上海的劳工阶级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其自由、平等的近代民主权益受到极大压抑和摧残，近代上海早期的民主启蒙也主要是资产阶级范围的事。劳工阶层社团的兴起和力量增长，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劳工阶层发展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之后实现的。此后，近代工人阶级和劳工团体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以前自发的狭隘经济利益维护和争取者，上升为促进社会变革的力量动员者。

近代上海的工会组织是动员社会变革力量的主要社团。开埠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和不断扩张，近代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行业也不断加速发展，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上海已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中心。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聚集的近代产业工人已达30万人，占当时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20几万的手工业工人，加在一起，劳工人数要占到当时总人口155万的三分之一，^[53]是人口最多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生活低劣状况，不能同时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说明这样的社会发展是不正常的，是需要进行社会变革的。

实现社会变革，需要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近代上海各业工会及其联合发展，就是推动社会进步主要的社会组织力量。

近代上海工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主要是通过发展组织联合、提高组织水平的方式来实现的。随着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工业组织“一变从来之形式，向之以师傅为一业之首领者，今则变为工厂之经理矣，向之以伙计或徒弟为工作人者，今则变为自由缔结契约之劳动者矣”。^[54]这种发展程度为近代工会的联合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和指导之下，上海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的联合发展，实现了空前广泛的社会动员，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变革有组织、有秩序、有纪律的领导力量。如，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大的工会组织就有：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沪西纺织工会、上海烟草工会、浦东纺织工会、上海邮务友谊会、上海海员工会、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浦东烟草印刷俱乐部、机器工人俱乐部等^[55]。这些工会的组织水平和思想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是早期工人的帮会组织或行会社团不可比拟的。

近代上海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把近代上海社团的整体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阶级分化及其矛盾斗争，是这一变化的基本前提，同时，工会这类阶级社团的大发展，也把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手段推进到更有规模、更有秩序、更有效率的新时期。

不断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进行思想启蒙和教育，是提高工会动员能力的基本工作。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有：开办工人夜校，出版刊物和书籍，进行斗争实践等。

二、推进社会变革事业

工会的大发展不断推动了近代上海的社会变革，使近代上海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早期的领导中心。

推进社会变革的事业主要表现为，发动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罢工和斗争，促进社会公平；启发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使之主动关心国家、民族和自身解放的使命，投入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反对社会黑暗势力；保护国家财产，恢复社会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积极为人民服务等方面。

近代工会领导的罢工斗争，一般来说是和平有序进行的。比早期行会时期劳工阶层的自发散乱斗争更有成果和规范，以文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不致造成社会生活的严重失序，可以说是“稳定有序的斗争”方式。以和平的手段解决斗争的问题，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

开办工人学校，对工人阶级进行文化思想教育。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由中共早期组织开办的工人学校，也是最早对近代上海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学校。在成立大会上，李启汉说：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强调对于“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要改革，打破！”^[56]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创办了《劳动周刊》《劳动界》等刊物，还编印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和《劳动运动史》等书籍，为工人阶级指导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

近代上海工会，联合起来发展壮大，对早期劳工组织大多受到黑社会组织的把控，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贫苦劳工从此摆脱黑暗帮会势力的盘剥和狭隘控制，获得了人身的解放，有利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

在近代社会革命和社会战争的非常时期，上海工会组织是社会财产和秩序的有力保护者。如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到了保护工厂财产、维持正常生产、维护市面秩序的社会稳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

近代上海青年学生社团在动员社会力量、推进社会变革的事业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学生社团是进步思想的传播者、社会变革的倡导者、社会运动的先锋队，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志愿者和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如在“八一三”抗战的紧迫时期，很多学生社团和青年学生积极声援和支援前线将士，参加对伤员和难民的救助，参与后方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等。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08页。

[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页。

[3]《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页。

[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

[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

[6]《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页。

[7]《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8]《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5页。

[9]《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页。

[11]《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页。

[1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8页。

[13]乐正：《近代上海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1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

[1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4页。

[16]《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0页。

[17]《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

[18]《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0页。

[19]《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

[20]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21]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2页。

[22]张仲礼：《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23]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7—878页。

[24]《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常年大会记录》，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25]《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务报告》，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26]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27]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

[28]费鼎：《移建振华堂洋布公所并创事务所记》，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公会档案卷号1。

[29]绪纶公所条议录，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230－1－48。

[30]《1938年广东旅沪同乡会救助难民委员会报告书》，《上海研究论丛》第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31]上海广肇公所、广东旅沪同乡会、粤侨商业联合会编：《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报告书》，民国二十七年5月。

[32]［日］小浜征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4页。

[33]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34]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35]［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36]《丝业请减丝茧税》，上海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案，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S37－1。

[37]《熟水店业由于物价飞涨要求调整价格与社会局往来文书（1946、2、16—1939、1、14）》，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Q6－2－755。

[38]《上海总商会议案录》1927年3月23日联系会议记录，转引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3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0页。

[4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4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16页。

[42]梁启超：《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33页。

[43]《戒鸦片烟会章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3页。

[4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09页。

[45]《上海指南》卷四，“公益团体，会馆公所”，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版。

[46]《上海指南》卷四，“公益团体，会馆公所”，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版。

[47]《博爱馆章程》，1904年3月17日《警钟日报》。

[48]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1904年4月24日《警钟日报》。

[49]《女子兴学保险会章程》，1904年4月25日《警钟日报》。

[50]耿文清：《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学习问答》，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18页。

[51]《上海指南》卷四，“公益团体，会馆公所”，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版。

[52]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53]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54]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劳动运动》，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4页。

[55]洪泽：《上海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56]《劳动界》第20期，192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