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城市的无序膨胀

近代上海城市的无序膨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人口的多次超常增加造成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二是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调。

一、大量移民造成的人口负担

开埠前的上海县人口约为50多万，还没有能进入全国大城市的行列，开埠后上海的人口超常增长。1880年时人口突破百万，即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至1910年上海的人口为129万人，解放的时候上海市拥有545万多人^[1]，百年内净增500万人。近代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世界城市人口增长史上的奇迹。

近代上海人口增长的速率不是均布的，经历了几次突发的人口迁徙高潮，使城市不堪重负。

第一次为太平军进军东南时期，时间为1853至1865年。自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东南沿海的地主、富商、绅士及一般百姓为避战乱进入上海，租界人口急剧腾升。1855年英、美租界人口仅2万余人，到1865年增至9万多人，法租界同期增长了4万多人，其中第一批是南方的难民，从粤、闽直到宁、绍、湖、常、苏、锡。第二批是苏北一带的难民，他们的到来将传统帮会天地会、青帮等带进了都市，这些帮会以后在上海蜕变恶化，尤其是青帮，成为著名的黑社会组织。

第二次人口迁徙高潮出现在辛亥革命以后，1910年上海全市人口129万，五年后猛增到200万人，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口突破200万大关的都市。这一时期，清王朝覆灭，民国建立，但正常的社会秩序并未建立，社会状况日益混乱，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到处骚扰破坏，各地帮会头目也进入上海，建立和发展其组织，烟、赌、娼等业迅速扩张，黑社会组织急剧扩大，后来名震中国的黑社会头目大多是在这一时期打下根基的。

1937—1942年是上海人口高潮的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东南各省，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大批工商业者和难民如潮水般涌入租界。1936年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分别为118万和47万，到1942年已分别增至158万和85万，共增加78万人。由于日伪机构的推波助澜，从事赌博、贩毒、拐卖人口等邪恶事业的黑社会势力空前发展。

最后一次人口迁徙高潮出现于1946至1949年，由于内战的全面爆发，山东、苏北等地成为战区，三年之中有208万难民到达上海。这一时期，大规模的黑社会组织由于社会环境有所变化而没有出现，但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诈骗、偷盗、绑架、屠杀等暴行层出迭起。

上海城市人口迅速发展，是由以下社会原因造成的：

第一，英美法租界的确立，并逐渐演成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的国中之国。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摆脱中国封建社会控制，躲避中国连年战乱、饥荒、疫病追踪与肆虐的乐土福地，自1853年起，中国人进入租界，使上海城市人口猛增。

第二，上海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及外国资本、中国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工商业的依次产生与成长，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工商贸易中心。这些企业和部门吸收大量的劳动人口。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就业机会，对处在政治腐败，天灾人祸频繁环境中的内地农民，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同时，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使长江三角洲原来的工商业市镇衰落而规模缩小，这样，为了谋生，人们由各地趋向上海，从而造成了长达百年的人口迁徙运动。

第三，上海城区的扩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成为可能。原来上海城局限于老县城一地，租界建立后，城区推进到苏州河畔，以后按由东而西，由南而北的走向扩展，期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经历了三次扩展，将界址推进到静安寺至徐家汇一带。华界的虹口、沪西和闸北也迅速崛起，南市城区也延伸到浦东。人口的流入，使市中心区域人口过于密集，导致人口向近郊扩散，近郊也逐渐转化为市区。

第四，市政建设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租界初期，已建有道路、地下水道、路灯、行道树等市政设施，以后又有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到20世纪初，电车、汽车相继引进，还建有挪威别墅式、英国乡村式、希腊古典式、欧洲宫廷式等成百上千风格各异的别墅洋房。文化娱乐方面，拥有旧中国最多最先进的电影院、戏馆、游乐场、舞厅、弹子房等，犬马声色独步一时，使上海成为中国有产者的理想乐土，吸引了一批批下野军阀、失意政客、逃往地主和富家子弟。

于是，上海迅速地从一个沿海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集合城市。

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城市区域人口拥挤，交通、教育、住房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难民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地区安家落户，他们用毛竹片、油毡、旧木料等搭成简易棚户或半地下的蜗居。在数百万平方米的棚户区里，均没有像样的道路和下水道，没有自来水和电灯，没有有效的社会治安控制。于是，黑社会组织便乘虚而入，这里成为窝赃销赃、聚众斗殴、策划犯罪的藏污纳垢之所，成为社会恶势力的培养基地。同时，为确定棚户区内的社会“行为规范”，维持该地的“正常”生活秩序，其内部也会产生流氓集团，如“十八条汉子”“三十六股党”等。

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总是有限的，不能立即容纳如此迅速膨胀的人口，有相当部分的难民即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系统之外，从而导致了失业、无业人口的增加。于是，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过剩人口群——无业游民阶层。

近代上海的游民阶层是一个庞大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主要是由以下成分构成：

破产农民。这是游民中的主要成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一身力气外，两手空空，别无长物。他们憎恨这个社会，具有叛逆心理，在长期失业的贫困、饥饿折磨下，为了生存，他们只得从事偷窃、抢劫、乞讨，甚至贩毒等活动，从心理的叛逆发展为行为上的叛逆，破坏性日益增强，部分人因此加入黑社会。上海黑社会中不乏破产农民出身的人物，如顾嘉棠，原来就是北新泾花农，后来经营不当破产，只身到十六铺谋生，凭一身拳术，打家劫舍、聚众结伙，渐成黑社会的首领。

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因外货的竞争、税捐的加重、生产的不景气而破产来沪。一般为有手艺者，如篾匠、泥瓦匠、木匠、白铁匠、铁匠等。运气好时，他们能维生，但不少人常是半工半歇，役有固定的职业，常陷于贫困，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杜月笙的四大金刚之一芮庆荣，原来就是曹家渡的铁匠，青帮重要骨干杨启棠、侯泉根、姚老生、黄家丰也是手工业者出身。

失业漕夫、水手。咸丰元年（1851年），遭粮改河运为海运后，成千上万的漕运水手、运河两岸的码头工人等均告失业。同样，由于轮船业的兴起，帆船、沙船业水手也大批失去工作，他们流入大城市后，为生活所逼投入山堂，契结金兰，声气相通。在没有希望的处境下，结伙成帮，铤而走险。上海黑社会中的青帮头目早先大多是运河上的漕运水手或头目。

破落的地主、富农和商人。各地入沪的富商大贾及其子弟，或受动荡经济的影响而家业衰败、倾家荡产，或迷恋于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将祖宗积蓄花在长三堂子或赌台之上，青蚨挥尽后，无技可依，而沦为瘪三、浪荡子，于是犯罪和投靠黑社会就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路途。

流浪儿童。流浪儿童有两类，一是上海乡镇在经济动荡中产生无数家庭的破裂，从而使这些家庭的孩子无家可归；二是外地的儿童流入上海，他们或为濒于死亡的父母所卖所驱逐，或父母亡故后，只身流浪，也有被拐骗而来。社会学家李斯恃曾指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2]流浪儿童缺少家庭教育和家庭温暖，时刻在死亡线上挣扎，只要有人或有机会能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投靠，甚至为其卖命，这些人组成了黑社会源源不断的预备队。

除以上五类人员外，还有被裁撤的士兵、失意的政客军阀、占卜算卦之辈，也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到黑社会的队伍中去。

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群体结构的失调

上海城市超负荷的发展，使人口群体结构严重失调，家庭纽带严重弱化。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在经济上维持成员生活、担负养育和教育后代的职能，又是其成员活动的中心。而超常都市化带来的经济与文化的冲击，使人们的观念迅速变化，大量移民的流入，使得单身家庭、婚外同居现象增多，家庭分裂趋势明显，传统的婚姻和家庭价值日渐下降，家庭成员之间联系减少，感情淡薄，严重削弱了家庭的传统维系职能，相当一部分家庭甚至遗弃、散养孩子，或因贫困无力抚养致使孩子离家出走。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往往加入或形成瘪三团伙，成为职业黑社会成员的部分基础与后备力量。

移民密度增加和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是人口结构转型失调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它引起城市居民个人行为的变化。开埠前，上海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26.6人，到1914年已增到每平方公里3 600人，到1935年又增加到7 000人，1949年老闸区的人口密度竟高达14万人^[3]。在村庄和小镇内，居民之间保持着长期的面对面的交往接触，彼此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准则，关系和睦，生活平静。但在上海这个移民密度极高、成分极其复杂、规模巨大的流动社会中，市民彼此之间的接触是一种分散的、即时的社会交往。人们只在其生活道路的交叉点上才能彼此发生交往和接触，如教师与学生、店员与顾客、老板与工人。这种偶尔的接触很难建立起友爱与感情，而只能以实际利益为规范相互关系的准则。成分复杂的外来人口，使上海城市社会的文化、语言、宗教、伦理以及风俗习惯非常混杂并相互影响，促使人们在思想、语言、行为上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约束，传统道德规范和礼俗风尚的社会控制力下降，在新旧转轨的空白地带，就会衍生青少年的堕落与犯罪，蔓延娼妓、吸毒、抢劫、骚乱等城市病。

近代上海的人口性别比例也呈现严重失调现象。据民国政府1947年公布，全国性别比为110，上海性别比达到156，高出全国46个百分点。1876年上海英美租界的性别比竟高达297。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外地涌入上海寻找生计的一般总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和男性大量单身或未婚的状况，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并刺激娼妓、鸦片、赌博业的繁盛。而烟、赌、娼业的蔓延正是孕育黑社会组织的温床。

群体结构的失调，容易导致黑社会外围组织——“帮”的出现。当移民来到城市后，已丧失了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他们已没有土地财产、户籍与职业，面对严峻的生存威胁，必然会产生一种自发的、寻求帮助和协作的心理，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网络。

不同的移民素质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这里，我们试以同样是移民城市的美国纽约来和上海作一比较。

纽约的移民除了同样怀有以上的心态外，由于独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他们的思想早已刻上民主和公民意识的烙印，公众的平等观念使强迫式命令和无条件地服从无兜售的市场，公民的社会义务观念取代了狭隘的家庭责任感。因此，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上产生的是民主性质的自发性团体，例如闻名于世的“自由之子”、“自由之女”社。这些团体旨在使移民适应竞争社会的行为规范，提高移民的各方面素质与修养。

而19到20世纪的上海移民的心理与纽约移民则大不相同。长期的封建制度统治使移民不可能产生出民主与公民意识，他们中最普遍的心理便是梁山泊式的兄弟互助观念。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移民，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就产生了传统的、保守的，乃至破坏性的手段抗衡社会动荡，以求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移民社会组织——帮。故而帮的产生，是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现象。

下层移民进入城市后，初来乍到无亲可依，加之语言不通、习俗迥异，处处受到中外统治者、封建把头侵害与欺凌，有时还要遭受本地居民的歧视，尤其是游民阶层，更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此种窘境下，讲五湖四海，尚江湖义气的帮会，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投靠对象，于是，游民们歃血焚香，或投入山堂，或义结金兰，将个人的前程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基础上，帮会成为游民的集合体，也成为大量新移民在上海立足安身、谋求职业的主要靠山。

就是那些幸运的就业者们，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也须拜师交友，通过帮口、帮会的势力保住饭碗，避免卷入失业者的洪流。初期的帮会以乡籍为纽带组成，如广东籍海员组织的“联益社”“群义社”“关帝会”“同心会”等，宁波籍海员中的“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4]等。以后在一些行业中，乡籍的因素日益淡化，但结帮入会的风气一直长盛不衰，保守的估计，上海工人中至少有20万是帮会成员。朱学范曾指出：“上海的在业工人最多，失业工人最多，入帮会的工人也最多。”^[5]尤其是在海关、银行、邮局、电车等收入稍丰的行业工人中，为保住饭碗，拉帮结社互为倚靠之风盛行，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帮会队伍的壮大。

帮会作为上海下层的主要社会组织，主要是游民的集合体，游民、帮会、黑社会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游民作为无产阶级中境遇最差的一部分，只能以犯罪活动作为立足谋生的手段。游民阶层的扩大，必定使帮会组织膨胀，而帮会的膨胀又促进了黑社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