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政局的管控“飞地”

近代上海展现了这么一幅历史的场景：在上海市区仅有60平方公里的城市中，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和决策机构、三种警察力量、三个互为近邻又彼此独立的城区。分别是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华界是主权完整、独立的城区，它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不允许出现任何企图推翻其统治的言行，出自本能，政府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给予种种限制。华界的发展与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速度非常缓慢。同时，它的两个管区南市与闸北还被租界拦腰切断，头尾难顾。

租界则是殖民地，在租界，中国人是下等公民，受种种限制和歧视。例如，无论是在美租界的新公园（今虹口公园）、英租界老牌的外滩公园和梵皇渡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还是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中国人均不得入内。在租界里，中国人所乘坐的马车无论是在规格上还是速度上，均不准超越外国人，否则重罚。诸如此类表明，租界完全是按外国人的意志行事，华人在那里没有平等的权利，华界不能左右租界的事务。租界是近代中国被侵略和耻辱的象征，但它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及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的经营和实践中心，是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没权干涉的地方。这块地方在客观上启蒙了很多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并保护了他们在租界的活动。

封建主义专制的华界与资本主义的租界并存于黄浦江畔，不但管理不统一，而且社会建设的区别十分明显。在租界，与近代工商业文明相适应的是平坦的马路、整洁的街道、快速的电车、明亮的路灯、高耸的大厦；而华界则是“街道纵横狭隘，阔只六尺左右，因而行人往来非常混杂拥挤，垃圾粪土堆满道路，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可宣”^[6]。于是出现“居洋场者已不惯居城”，即使入城办事游览，也“往往不堪涉足”^[7]。租界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实行资本主义的信仰、出版、言论、集会等自由，与华界专制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自清末到民国革命者活动的基地。租界提倡妇女不缠足、男女同校、自由恋爱，而华界奉行“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视男女同行为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等等。租界和华界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就会对社会事件的处置有巨大差异。1903年的“苏报案”处理和判决就鲜明的表现了租界和华界的分歧和分割。这种分割治理和观念的巨大分歧给很多事件和人员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实行越界选择和逃避。1903年6月底，位于英租界的苏报馆屡刊章太炎和邹容的反清檄文，根据封建律条，是要砍头的。清廷虽然疏通租界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但租界只判二人囚禁三年和二年的徒刑，就是清廷准备“出银十万两，将诸人审实处决”^[8]，租界也没有妥协。所以，近代上海三界分立的局面会形成很多社会统一管理的断裂，造成很多社会管控的飞地。

不但华界与租界的社会管理不统一，同为租界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也是各自独立决策和独立管理的。三界相邻的地方往往成为各方管控的盲点和飞地。

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边界线就像“国境线”一样。在三界交界的海格路（华山路）上，一边是清朝穿皂衣的警察，一边是法租界身高马大的白俄警察，另一边则是面黑如漆、头缠红布的印度巡捕，这三种人分别在各自的地界站岗巡逻。三界的武装力量恪守“界河”，不能越界行事，中国的警察不得进入租界追浦人犯，同样，外国巡捕也不得进入华界。1914年，袁世凯政府为了让法租界当局在界内捕捉反袁志士，竟慷慨地让法租界扩充了13 015亩土地。

再如，今上海市延安东路，原是一条名叫“洋径浜”的宽阔河流，洋径浜东入黄浦江，西接周径浜，直通苏州河。洋径浜的两岸有两条道路，南面的叫孔子路，北面的叫松江路。河上有着八座桥梁联结两岸的南北交通。这里是英法两界的交接处，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两国。流氓瘪三们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块陷。河上的郑家木桥为他们的风水宝地。凡行人行经此地或商船停靠此地，他们常行抢劫之事，大之于货箱皮包，小之于妇女所戴耳环头簪。这些歹徒在英租界得手后，只需逃入桥南的孔子路即无危险，而在法租界作案，也只要遁入桥北的英租界亦然。洋径洪的有利地位，使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们结伙成帮，各划地盘、形成了上海黑社会的一个雏形。有一种说法，后来成为黑社会显赫人物的杜月笙，早年就是在郑家木桥发迹的。因为，经常来此的商贾旅贩为免遭麻烦，须主动向流氓群中强有力者行贿送礼以寻求庇护。这些流氓中的强有力者往往成为团伙帮派中的头目，逐渐流氓中的小金字塔形成，小地盘服从大地盘，小头目服从大头目，产生出盘根错节的地方恶势力。

上海的黑社会首先萌芽于中外各界的交叉、过渡、接壤地域。凡是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交汇地点，均为上海黑社会组织发祥的“无政府地”。华、法交界之处的十六铺，为上海水陆货物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接，货殖山积。这里也是流氓骗子的老巢，有不少黑社会的头目是在这里跌滚摸爬逐渐出头的，一些黑社会团伙如大八股党、小八股党等也是在这里聚集壮大的。在小东门城外到东昌轮渡口，原有一条通黄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桥名“陆家石桥”，桥南属华界，桥北为法租界，而支浜两侧的居民，其管理权既不属华界也不属法界，故上海有句歇后语叫“陆家石桥——两不管”。因其为两不管地区，私娼、流氓充斥其间。所谓“靠山吃山”，两界的警察对黑社会的活动眼开眼闭，有时还要有所照应，他们得到的奖赏是“辛苦钱”。私娼妓院的龟鸨们，常常是前门送走华界的警察，后门又闯入法界的巡捕。因此两界交界的老北门、八仙桥到斜桥一带，曾孕育出不少大亨。当英美租界和法租界高唱禁烟时，菜市街（今宁海东路）两旁的弄堂却成了不夜之地，因为此处弄堂前门为公共租界、后门为法租界，烟商纷至沓来，烟馆如蜂窝排列，妓女、小偷、流氓更以此为温柔乡、分赃窝。沪西三界交汇之处，也是流氓地痞盘踞躲藏之地，日伪时期更成为闻名于世的“歹土”。在早期，英、美租界接壤的苏州河畔，一度也是逃犯、窃贼绑匪的理想场所。

另外，由于殖民者的贪婪，租界被成倍地扩张，事实上，新辟地区人烟稀少，警力不及，因而那里也成为在逃犯人和黑社会分子安全藏身之地。即使是早期的美租界，情况也是很糟糕的。那里投有高等住宅，异常荒凉，连美国人也多住英租界。在19世纪50至70年代，许多蓝眼碧发的外国歹徒长年聚居在虹口的棚户区内，据1861年《北华捷报》载，此时美界巡捕仅6人，因此流窜作案的亡命之徒，被通缉捉拿的罪犯等均以此为巢穴。此地赌博、吸毒、卖淫活动猖獗，被称之为“世界上最恶劣的贫民窟之一”。^[9]

由于近代上海三界分立的城市格局，导致了上海城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管控飞地”。特别是在三界交接的区域内，地痞流氓充分地利用当政者之间的界隔与摩擦，于是，在诸如郑家木桥、洋径浜沿岸、十六铺、苏州河畔、八仙桥至斜桥这些“三不管”地段上，黑社会的势力迅速蔓延滋长，形成了近代上海黑社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