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组织随着近代上海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对我们分析社团现象具有经验作用。近代上海黑社会社团的泛滥，对我们应如何管理社团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近代上海社团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社团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上海社团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会馆公所，到近代同业公会、商会、各职业团体、各阶层团体、各利益团体的发展过程，与近代上海商品、贸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相辅相成。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引起社团发展是由近代商品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决定的。近代商品生产增长的基本社会条件是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合作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竞争在合作的条件下进行，提高合作水平；合作包含着竞争，提升竞争能力。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是在利益主体竞争与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商品交易的信息、商品市场的扩张、商品生产的增值等，也只能在竞争与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竞争包括同业竞争、行业竞争、中外竞争等复杂的矛盾，各利益主体都需要加强各种层次的合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客观环境提出合作的要求，并通过利益主体的自觉联合逐步实现，其表现形式就是近代上海社会各层次、各范畴社团的不断产生和发展。
近代上海社团的发展，是商品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需要，同时，为近代上海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管理条件。社团一方面保护成员利益、服务成员需要、沟通成员信息、促进成员发展、凝聚成员合力、集中成员愿望，另一方面规范成员行为、协调成员矛盾、沟通外界关系、表达成员诉求、联合外界社团等。逐步形成商品经济促进社团发展、社团发展为商品经济营造了竞争与合作的社会环境。
（二）社团发展是利益关系社会化的必然反映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引起利益主体的分化组合，利益关系逐步超越血缘、地缘等传统范畴走向社会化。随着近代上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外市场的开放扩大，上海城市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不断商品化，市场需求越来越丰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利益关系日益社会化。利益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成为其实现自身利益的决定性因素。建立社会关系，组合社会团体，提高社会参与度，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基本路径。社团组织是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的纽带，通过参加社团组织、参与社团活动，利益主体把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联系起来，社团就成为利益主体实现利益的社会条件、发展利益的组织依托。
社团是利益关系社会化的反映，表现在，它既是利益主体实现利益的社会条件，又是规范社会生产和交易关系的组织保障。普遍发展的各类社团，成为近代上海城市面貌的重要特征。
（三）社团发展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组织对社会秩序进行控制、引导和理顺的活动和方式，其目的是营造有序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近代上海的特殊发展背景，造就了近代上海社团的大发展。社团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治理的基本组织结构，反映了社团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近代上海是被迫开放的，当时的政府对开放条件下的城市社会治理既不可能有主动的规划，也没有任何经验。租界政府的社会管理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对上海城市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护也不会有整体规划，甚至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乱中牟利。各阶层市民是社会秩序好坏的直接攸关者，保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是市民的切身愿望。
维护城市生产、市场和生活秩序的部分任务，由社会组织自发地承担起来。各种利益主体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主动组织起来，开展维护市场秩序、规范行业生产、保障生活安全等社会治理活动。各种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通过内在的行业治理、外向的关系协调，把微观的社会关系连接起来，形成民间互动的组织关系，在民间层次上推动社会关系关联互动，起到了民间社会的协同治理作用。
（四）社团发展是政府管理的必要补充
近代上海华界和租界的政府系统担负着所管辖区域社会管理的主要责任，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局不稳，政府机构不断变更，不能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统一政策，缺乏城市社会管理的执行力量，政府对城市的社会管理功能严重弱化。租界与华界政府矛盾重重，造成很多管理盲区和管理不到位的状况，政府的管理政策也很难真正落实。在这种状况下，近代上海社团组织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必要补充力量。如，在救火消防、公益慈善、文化教育、协调行业矛盾、规范行业生产和交易行为、沟通华洋经济纠纷、咨询对外贸易策略等方面，社团组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在政府管不到、管不了、管不好的社会领域，社团组织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必要补充。近代上海社会矛盾交织，社会阶层复杂，行业职业繁多，流动人口频繁，利益关系不稳，很多具体的社会关系是政府管不到、管不了、管不好的。如，给流动人口介绍职业、调解雇主与雇员纠纷、协调同业竞争关系、解决民事矛盾、调查研究行业发展状况、制定行业发展规章、促进移风易俗活动等方面，社团组织发挥了必要的作用。
二、近代上海社团发展的教训
（一）社团发展需要正确政治思想指导
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展，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影响下逐步形成潮流的。晚清新政时期，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开始逐步松动对社团组织的防范和打击政策，1903年设立的商部，曾制订有鼓励组织商会的条例；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结社集会律》，既是试图遏止社团大发展的势头，也是不得不对社团存在的承认。
政府的承认和民间的热衷，是近代上海社团发展的精神驱动力。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和资本发展的利益导向，使社团成为维护资本发展秩序的力量，并逐步成为社会进一步变革的障碍、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者。事实上，近代上海资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团，从组织结构到领导集体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近代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上海总商会，其历任总董、总理或会长无不是近代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或声名显赫的买办资本家，诸如，严信厚、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
近代上海各类社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说明不同政治思想指导的社团，其历史命运迥然不同。会馆公所等封建性社团的组织方式和功能，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挥逐步没落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上海商会、行会和其他经济、文化社团在冲破封建束缚、推动近代化发展中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但其历史脚步随着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也逐步落伍了，有些曾经进步的社团甚至堕落为反动势力的帮凶。只有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指导下的社团组织，才随着历史变革走向宽广的前程，并不断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近代上海很多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社团，如工人阶级组织、前进青年组织等，都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二）社团发展需要政府的管理和监督
由于缺乏政府对社团组织的有效管理和监督，近代上海社团在普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鱼龙混杂、良莠丛芜的局面。近代上海黑帮组织的泛滥猖獗与政府缺乏对社团的有效监管直接有关。民间社团只有在政府有关机制的监督和管理下，才能正常发展，否则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社团，就会脱离社会利益的健康轨道，演变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势力。封建会道门和一些帮会、游民组织，后来发展为近代上海影响广泛的黑社会，成为社会正常秩序的威胁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对抗力量，除去其组织思想狭隘落后之外，政府对社团的管理缺位和领导失位不能说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曾对近代上海社团进行了整顿，有效地发挥了健康社团的社会管理作用，同时消除了不法社团和坚持极端利益社团的破坏作用，留下了政府对社团管理的一些经验。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对于旧式社团的管理和整顿，是政府管理社团的成功先例。例如，在对待近代上海房客组织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很明显，旧有的各种里弄组织不是为了里弄居民谋福利，而是某种特殊联合组织维护自己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而组织的。”[3]因此，新政府对这类组织抱着全然取缔的态度，“对旧的里弄组织要有步骤有领导地一律加以坚决打碎”[4]。因为，“这种组织一方面为了对抗房东，一方面有些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企图利用群众组织，‘作建立基层政权之组织之张本’”的打算[5]。对脱离政府管理目标的社团组织，决不放任。
当时，上海市政府对社团的管理，是根据社团本身对新社会的作用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上海市政府在全面接管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过程中，考虑到全面接管基层社会管理事务面临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在对待具有公益性的社团上，不仅延续了旧式社团的存在、继续发挥其社会积极作用，社团组织的领导也继续以往的业务。例如，1943年由上海浦东同乡会设立的浦东第一儿童教养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扩充收容名额，收留新来的街头流浪儿童，并实施民主领导和民主管理[6]，会馆一边政治学习，改造思想，一边配合政府进行公益活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清理长期以来到处置放、埋葬的积柩。另根据1951年1月上海市会馆公所山庄联合会的半年工作概要的记载，会馆组织在政府的管理下，开展了“举办清寒助学金”；“响应军管会号召让出部分房屋借作难民收容所”；“劝募寒衣及代金”[7]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社团的改造管理，使旧社团发挥了新作用，说明了对社团的监管是社团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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