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与世界发展合作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三五”时期，我省开放型经济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最大的机遇就是“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也是“一带一路”，我省的开放型经济应当也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思考和谋划。
一、“一带一路”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增长动力正发生变化，主要由发达国家驱动，新兴经济体比预期疲软，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全球贸易规则正在重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多边贸易体系受到质疑，美欧力图通过区域贸易安排达成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中国可能会面临“二次入世”。
世界经济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良好，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欧盟面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复苏前景蒙上阴影，日本经济形势向好；新兴经济体面临分化，印度增长前景看好，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又一动力，俄罗斯经济将陷入衰退，巴西在低增长徘徊。新技术、新变革将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当前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已初现端倪，正引领和带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一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正在深入展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初见成效，德国实现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工业4畅0革命引领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经济、节能环保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
全球贸易规则正在重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谈判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新的重要因素，新规则、新体制将带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大调整。当前，多边贸易体制受到质疑，美国正加快主导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欧盟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区域合作谈判，企图重新建立新的贸易投资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有利于在谈判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不被边缘化。但由于TPP谈判要价高，目标的自由化程度是中国目前还难以承受的，而且谈判中可能会涉及诸如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等带有价值观色彩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TPP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即便被邀请也很难立即参与谈判。面对困局，中国一方面加快与世界各大洲不同国家商谈国家地区间自由贸易协定，如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日本，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强化“一带一路”起到对冲美国三大贸易谈判的作用。
地缘政治因素将更深地影响世界经济的区域发展格局。随着亚太、西亚北非、中欧等地区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世界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加大，存在诱发严重货币战、汇率战和贸易战的可能。当前我国面临极为严峻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领土争端等随时可能激化，成为危及中国复兴进程的不确定因素。我国的资源进口主要是通过沿海海路，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一带一路”通过加强与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合作，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将有利于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
——从国内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下的重要结构调整期，各种矛盾风险叠加期，国内开放大布局、大改革、大创新的大发展期，总体经济形势更为严峻。
新常态下的增长下行压力更大，并将在“十三五”初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经济当前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将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关键动力在于调结构、促转型，若转型成功，将进入新一轮经济调整增长；若转型不好、升级不成，也有可能经济会陷入滞涨的发展状态。
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将倒逼经济、开放型经济的转型。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近几年，企业人工、资金、财务、环保等各项综合成本上升幅度大，单纯依靠低成本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据测算，目前我国企业的综合成本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于越南、孟加拉、缅甸、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的2～3倍。
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将推动新一轮发展。市场需求结构加速调整。外部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市场开拓难度加大、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盛行使得出口导向模式面临挑战，促消费、扩内需将是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重要港口、高速信息网络设施、核电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优良的生态环境、信息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旅游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
“一带一路”大布局将为“十三五”带来发展空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设想，“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总人口44亿，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的62畅5%和28畅5%。“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作为自主推进的大战略，更利于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对沿线国家和参与省市的带动效应也更为突出。长江经济带将通过综合交通体系联通陆上向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向东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未来国内经济分布可能逐步形成“东部研发、西部资源、中部生产”的产业分布空间结构。
——从浙江省来看，“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将更为突出，深度转型带来的增长压力将更加明显。
传统产业转移快但新兴产业接力过慢带来的增长后劲不足的问题将更为突出。近年来，浙江境外投资和浙商境外投资的规模和速度均居全国前列。但需警惕的是，在传统优势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的同时，本土新兴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培育却相对过慢，造成更新接替能力不足。目前，浙江省相当多的企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与产业结构为主。
民营经济稳步发展但后劲不足带来的主体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将依然明显。近年来，浙江一直引以为豪的民营经济仍然有一定发展，但其产品低端、企业弱小、布局分散、所有制单一的弊端开始显现，转型升级压力明显增大。相对而言，支撑浙江民营经济加快转型发展的创新支撑准备却明显不足：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二是创新平台和设施支撑乏力，中心城市综合功能不强、缺乏要素集聚能力强的大都市。三是人才资源集聚不够，高学历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力资源素质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投资、消费放缓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所减弱。浙江投资因制造业产能过剩及创新技术相对不足、房地产库存较高等因素而难以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投资效果系数及投资回报率都在降低。当前，投资对于稳增长仍起关键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却在减弱。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稳定增长，但总体增速自2010年起呈环比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同比增长18畅8%降到了2014年的11畅7%，如果房地产、汽车消费持续低迷，增速不排除进一步滑落的可能性。
二、浙江开放型经济“十三五”发展目标预测
“十三五”时期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是在新常态下的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的首要特征就是在发展速度上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稳健增长。“十三五”开放型经济主要指标设定建议需充分研究，综合统筹数量和质量要求，由于开放型经济比国内其他经济组成部分受国际市场影响更大，波动更加剧烈，那种以国内GDP等指标来衡量开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思维可能难以准确预测未来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十三五”期间，总体来说，浙江开放型经济将呈现“两高两低”的特征，即服务贸易和“走出去”发展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货物贸易和招商引资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增长速度。具体来说，浙江外贸从原来的快速增长进入转型提质发展期，外资由规模快速扩张阶段转入“量质并举”稳步增长期，外经进入快速发展和可能的收获期，服务贸易处于快速起步阶段。外贸年度出口增长会低于GDP增长水平，预计浙江“十三五”时期外贸增长速度将稳定在3%～5%，年均增速保持在4%左右。浙江引进外资的现有每年16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如果能够在“十三五”期间得以保持，将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保持对外直接投资15%左右的增长，在2018年左右接近和达到招商引资的规模水平，到2020年达到200亿美元左右，实现浙江国际投资净输出大省的目标。力争服务贸易在全省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提高，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全省服务贸易2020年进出口额比2015年翻一番，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一）构建接轨国家战略的开放型经济政策新体系
“十三五”时期开放型经济政策体系构建，要“突出制度供给，强化创新驱动”，跳出部门框架，突出开放型经济战略大局，研究部署，集中力量，精准施策。在制定主体上，要建立党委政府总揽、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机制，以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策设计上，要体现新常态的本质特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体现速度和质量效益的统一，体现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创新驱动；在政策创新上，要完善国家战略推动政策，促进开放型经济深化发展。
1．研究制定经验复制推广落实政策
研究上海自贸区和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政策，做好配套政策的规划与设计，明确实施计划、重点、步骤。
2．大力发展信息经济
随着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落户杭州，杭州和宁波入选首批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将成为“十三五”时期推动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三五”时期的政策制定应突出发展信息经济这一重点，研究制定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适应云计算技术、时空技术、三维技术的信息经济产业，培育管理、服务及信誉好和技术力量强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数字营销等的政策和举措。
3．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
“十三五”时期开放型经济政策要立足浙江对东盟各国及对东欧、中亚、非洲和拉美贸易投资拓展优势，抓住中央加快推进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多边合作架构、深化发展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的机遇，积极谋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对外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进一步发展。同时，要研究“长江经济带”给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浙江产业向“长江经济带”沿线和中西部转移的政策和举措。
4．完善贸易政策，促进开放型经济深化发展
研究制定外贸稳定增长、扩大出口新政策，研究改进企业反映强烈的进出口环节收费、贸易便利化、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研究优化关税结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先进技术、设备、生产服务进口政策，推动进口便利化，探索创新进口新模式，培育进出口促进平台。培育服务贸易领军企业，打响浙江服务品牌，加强服务贸易产业平台建设。完善贸易、产业、财税、金融、知识产权政策，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5．完善投资政策，促进开放型经济深化发展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原则，进一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应用，减少行政审批，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管理制度，为企业投资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着力做好引进世界500强、推动民营企业与外资嫁接提升工作，探索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引导外资投向，推动引资、引技和引智相结合。研究制定“走出去”促进政策，建立产业、地区、投资方式等方面的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走出去”，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战略布局，扩大对重点国家、地区投资合作；完善信贷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投融资方式，优化对外投资合作环境。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研究增加支持浙商“走出去”开发利用国外资源的专项资金规模，降低申请门槛和条件。完善境外保险，由政府财政为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企业境外投资项目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鼓励其扩大相应承保范围，提高投保限额，降低保险费率。
（二）接轨“一带一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资源小省，一方面产能过剩严重，一方面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这就决定了浙江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要高度重视利用境外资源要素对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是化解浙江产能过剩、解决浙江自身资源储量不足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当前浙江在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方面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和层次需拓展提升，政府政策支持体系需不断完善。要健全境外资源要素利用的政府服务机制和平台。
1．完善政府服务平台
要建立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和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平台，开展对境外投资资源的国别、资源分布、国家投资政策、投资环境等信息的收集、分析判断及推送。
2．培育境外投资咨询中介机构
鼓励和支持建立专业性的境外资源投资评估和咨询中介机构，充分利用有关协会、商会及驻外使领馆的咨询作用，多层面、多渠道地向企业提供投资国信息，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在重点国别地区设立风险预警点，建立完善境外投资风险预警和援助机制。完善境外经贸纠纷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制，引导和帮助企业利用国际经贸规则及双边投资协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3．加强对企业境外利用资源指导
要开展境外资源要素投资培训，提升企业“走出去”理念。改变企业境外投资目的不清、方向不明的现状，提升其国际化经营能力。要树立境外投资优秀典型，推广复制其成功经验。
4．推动境外投资企业及项目转型升级
针对浙江对外投资项目主要涉及矿产以及能源、土地直接利用，投资合作领域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现状，通过政策扶持及优惠，鼓励有一定实力和竞争力的大企业、上市公司通过跨国并购、参股、收购境外品牌和销售网络等方式获取品牌、技术、研发能力和营销渠道，向产业链中上端发展。
（三）创新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
目前浙江开放型经济平台众多，但仍存在着多、散、小等现象，各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区、海关特殊监管区隶属管理部门不同，相互协调不够。
1．着力提升境内开放平台
借助已有平台，有针对性地整合提升。应在省政府层面上对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实施统一领导，解决其体制机制回归问题，使其更好地发挥国际化、转型升级、城镇化、实施国家战略重要抓手的重要作用，积极争取设立国家自由贸易区，争取形成一个或若干个与上海自贸区等相似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
2．积极创建境外开发平台
境外工业园区建设是近年来浙江“走出去”的成功经验，便于抱团“走出去”，要高度重视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设立或合作开发境外工业园区，吸引省内企业进入园区抱团发展。
3．强化品牌活动平台
继续做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博览会、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等省内活动平台，继续重视广交会、华交会、投洽会等全国性投资贸易活动平台，积极打造日本、美国、迪拜等境外展会。
（本文发表于《浙江经济》2015年第17期；并以《“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思路与对策》为题收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昌主编的《转型与创新——浙江“十二五”回顾，“十三五”及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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