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一种常见的认识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调整全球经济规则。这种认识来源于两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事实:一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将在2013年超过发达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基础”的改变,要求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经济规则这些“上层建筑”进行改变。二战以来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全球经济规则和全球化过程,都是美国主导的,也主要是为美国及发达经济体服务的。现在则应该建立一套更多反映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全球经济规则。二是G7和G8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平台的功能已经弱化,包含了十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的G20正在成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实质性上参与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全球治理的讨论,尤其是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上述认识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误解。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规则主要不是在新兴经济体的要求下进行调整的,调整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调整中,美国仍然是主导者。G20虽然在协调全球经济政策和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但是至今没有在全球经济规则的调整上取得任何有重大意义的成果。目前主要有三个场合正在就新的全球经济规则进行讨论和谈判,分别是:TISA谈判、TPP谈判和TTIP谈判。这三个谈判,都是美国发起和主导的。美国在上述三场谈判中,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并有将这些小范围或者区域性的规则推广成为全球规则的意图。
这一轮新的国际规则的调整是美国主导的,显然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服务的。美国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的动机,是为了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中通过设立新的国际规则更好地获得全球利益,而不是为了设立一个更加中性的、降低美国主导权和美国获利能力的国际经济规则。
美国本来就是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为什么又要调整现有规则和设立新的规则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削弱了美国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导能力。美国要么放弃自己的主导能力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么重新设立规则以保护自己的主导能力。显然,美国更愿意选择后者。第二,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中,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似乎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和全球体系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以至于经济总量直追美国,并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第三,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中,美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贸易政策所施加的压力难以复制到中国来。尤其是当中美发生经济利益冲突时,美国并不能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内找到有效应对中国的办法。反而是中国总是能够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下找到有效应对美国的办法。第四,美国发现现有经济规则还不能充分发挥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尤其是服务业和创新上的优势。为此,美国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有意用新规则来限制潜在竞争对手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优势。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美国所推动的规则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服务业的开放,尤其金融和信息服务业的开放。这是美国最有优势、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其二,知识产权保护,包括打击商业窃密、造假和盗版等。这是为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优势,保护其创新利益,削弱模仿和跟随者的竞争力。其三,环境保护标准和劳动保护标准。新兴经济体的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程度低,环境保护成本和劳动成本低,通过提高这两个标准,可以提高新兴经济体的环保成本和劳动成本,削弱其竞争力。其四,公平竞争或者竞争中性原则,即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主要是为了消除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和对外资企业的歧视。其五,透明度原则。即要求对规章制度及国有资本经营信息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其六,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
总结起来,这一轮全球经济规则的调整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这是美国发起、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规则调整,而不是新兴经济体发起和主导的调整;第二,这不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而进行的调整,而是美国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获得全球化利益而进行的调整;第三,调整的主要方式,主要是通过推动服务业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来更好地发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更全面的国民待遇原则、公平竞争或者竞争中性原则、环保和劳工等高标准来削弱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优势。
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上述所有美国试图推出的新规则和推出新规则的战略意图。事实上,国际投资新规则是这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调整的核心内容。在美国发起的服务贸易谈判和区域贸易谈判中,与投资相关的协定或者条款都是必不可少的。服务贸易的实施,需要跨国投资的参与。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之后,美国也就接受了中国参与服务贸易谈判。同时,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主要是通过跨国生产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商品出口来实现的。美国试图施加于中国的主要国际经济新规则,均将体现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中美签订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以后,将消除双方经济合作的许多重要障碍。中美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乃至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投资体系的建立,都将变得更加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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