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

时间：2023-07-1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根据网络治理的研究内容，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是源于治理的内部网络形式；二是有关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三是有关组织间网络如何影响组织的决策问题。在欧盟问题的研究中，已经超越了简单地对一个国际性组织的研究，而是具有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重特性。最后，结构性嵌入为我们理解社会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根据网络治理的研究内容，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是源于治理的内部网络形式；二是有关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三是有关组织间网络如何影响组织的决策问题（李维安、周建，2005）。从研究领域来看，前两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管理学领域，严格来说，还是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内部网络形式主要研究公司内部部门间的网络关系及其治理，涉及集团公司内部母公司、子公司以及关联企业形成网络的治理以及高科技网络企业的治理问题。网络经济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主要研究网络经济对公司治理结构及其目标的影响。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公司之间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增加，要求企业内部价值链之间更加紧密地协调，对公司资本形成方式、委托—代理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组织结构、生产结构、销售结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结构等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1]，公司治理的目标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目前，关于组织间网络的研究视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既有从微观视角对企业本身的研究，也有中观视角对特定行业的研究，还有宏观视角的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具体来说，微观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间网络关系对网络内部成员绩效的影响，比如战略联盟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产业价值链网络对价值链上每一个环节厂商的影响等；中观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组织和区域经济领域，主要关注网络整体目标的实现。比如产业集群网络的治理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区域内厂商网络的治理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研究等；宏观视角关注的是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公共政策协调。比如关于欧盟多层次治理的研究。在欧盟问题的研究中，已经超越了简单地对一个国际性组织的研究，而是具有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重特性。欧盟的治理结构包括了三个层次（即三对关系），即欧盟和民族国家（成员国）、民族国家和地方机构以及欧盟和地方机构。其中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一是欧盟作为独立的行为体；二是欧盟作为成员国的竞争对手；三是欧盟作为成员国的伙伴；四是欧盟作为成员国政策行为的旁观者（G.Marks，1993；李华，2005）。

这里属于产业经济的研究领域，所以仅仅侧重研究微观和中观领域的产业和企业问题。

交易成本理论源于康芒斯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科斯（1937）对其进行了发展。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观点，企业起源于市场的失败。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协调机制，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环境不确定性和参与者的小数目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会产生失灵。企业组织就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节约交易成本而产生的^[2]。也就是说，企业是以非市场方式（科层组织）对市场进行的替代。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观点，当涉及资产专用性或者不确定性交易时，由于很高的交易成本会导致完全的长期合约的制定就变得不可行。为了减少这些成本，交易需要根据一系列规则、制度和程序而发生，这通常被称为治理结构（玛利亚·莫斯坎瑞斯，2004）。因此，治理结构可以被定义为，“决定一项交易，或者一系列相关交易完整性的规章制度”（威廉姆森，1996）。

按照科斯关于“企业”和“市场”的两分法，科层治理（Hierarchical Governance）与市场治理（Market Governance）就成为两种基本的治理形式。科层治理是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原则，以层级组织的权威^[3]为依托的公司治理形式，属于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主要解决代理成本问题；市场治理以价格机制为基础，主要解决交易成本问题。后来，威廉姆森（1975）讨论了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对协调方式的影响，认为当这三个维度都处于高水平时，企业是有效的协调方式；而当这三个维度处于低水平时，市场是有效的协调方式。但是，处于高水平和低水平之间的则是一种双边、多边和杂交的中间组织形态。从此，这种中间组织模式的治理就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种中间组织的概念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变化，比如网络组织（Miles & Snow，1986）、网络形式的组织（Powell，1990）、厂商间网络、组织网络（Uzzi，1996a，1996b）、灵活的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Piore and Sable，1984）以及准厂商（Eccles，1981）等概念。在这些组织形态的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协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治理”。

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基础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对网络治理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琼斯等人（1997）进行了总结（见表6.1）。

琼斯等还通过引入任务复杂性维度，与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一起共同构成的四重维度的交易环境中，拓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TCEs）理论。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任务复杂性维度的引入，使交易成本理论超出了二元结构的框架，也就是从二分体之间的关系性嵌入扩展到多元的结构性嵌入。他们认为，结构性嵌入是一些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是：有多少参与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有多大可能性实现参与人之间将来的相互作用，以及参与人有多大可能性去谈论这些相互作用（Granovetter，1985、1992）。结构性嵌入导致了信息、规范的跨边界流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一些共同的默契。网络中的结构性嵌入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关于每一个参与人的信息被其他参与人知道，对参与人的行为就会有越多的限制（Mayhew，1968；Burt，1992）。

表6.1 不同学者对网络治理的定义

其次，如果从网络组织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威廉姆森提出的三个维度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释。环境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引发网络成员的适应性，资产的专用性使得网络成员之间的协调成为必要，交易的频繁性则进一步促进了网络内部隐性知识的传递，也是从关系性嵌入向结构性嵌入转换的基础。

最后，结构性嵌入为我们理解社会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这里的社会机制主要有限制进入、宏观文化、联合制裁和声望四个方面。具体来说，结构性嵌入能够促进网络中交易各方的相互了解，使成员掌握了应该和谁交易以及不应该和谁交易的信息，从而使限制进入成为可能；结构性嵌入促进了系统内的信息扩散，进一步促进了宏观文化的发展^[4]；结构性嵌入为各方了解一些不当行为提供了信息，为联合制裁提供了可能；结构性嵌入导致了信息在网络中的传递，进一步促进了声望在网络协调中的作用。

上述四重维度到结构性嵌入，再到社会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协调和保护交易发挥作用。其逻辑关系如图6.1所示。

图6.1 社会机制在网络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逻辑
资料来源：根据琼斯等人（1997）的研究整理。

琼斯等人（1997）的研究使网络治理理论从交易成本经济学扩展到了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实际上，社会网络理论在其研究方向上可以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或者补充。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强调了理性个体在资源约束下如何做出最优资源配置的问题。该理论的一些假设被后来的学者进行了扩展性分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赫希曼（Hirschman，1985）强调消费者的偏好是动态可变的，在实用效用的“偏好”之上还有一种“超偏好”（metapreference），用来指导偏好的形成与改变。所以，人们的效用函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2）西蒙（Simon，1976）提出了有限理性以修正完全理性的假设，从而使得有限理性成为管理学、制度经济学以及组织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3）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也被贝克（Becker，1991）等人所修正，将效用函数中加入了社会性的需求。（4）充分信息的假设也被信息经济学所质疑，导致了许多研究都建立在了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5）博弈论把人际互动引入了人际关系研究之中。所有这些研究都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得经济学分析更加接近于现实（罗家德，2005）。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已经得到放松，但其“资源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理念却是不变的。著名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1985）认为这是一种低度社会化观点，只考虑了个人动机而忽略了社会情境、社会制约。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来说，经济行为分析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2）经济行为有其理性的一面，人际关系有其实用性，具有成本收益核算的一面，这就是社会资本的概念。（3）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正是受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所影响。（4）个人效用不是孤立的，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改变效用函数。（5）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会影响其资源、信息的取得，影响其所承受的社会制约以及其经济行为（罗家德，2005）。

在上述构架下，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结构位置等因素会对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中介变量产生影响，进而这些中介变量又会影响经济行为。

资源基础观是战略管理领域对厂商持续绩效差异进行解释的重要理论之一。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四个方面的研究：（1）企业独特能力的传统研究。主要体现在以波特为首的学者的研究。迈克尔·波特的一系列文章（1979、1980、1981、1985）基本都是围绕企业为什么会具有独特的竞争能力以及如何获得竞争能力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指出了企业管理者、战略管理方法等在企业竞争力中发挥的作用。（2）李嘉图经济学（Ricardian economics）。与迈克尔波特对管理者的兴趣不同，李嘉图经济学则对那些“自然界所赐予的原始的、不能增加的、不能破坏的东西”（李嘉图，1817）感兴趣。李嘉图租金是基于资源稀缺性而产生的，即有形资源越稀缺，其价格就越高。或者说一个资源禀赋良好的企业就能够比禀赋差的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租金。（3）彭罗斯经济学（Penrosian economics）。按照彭罗斯的观点，企业的增长主要受两个方面的限制；一个方面是生产机会，它是企业所能控制的生产资源束的函数；另一个方面是管理框架，主要用于协调资源的使用。Rugman and Verbeke（2002）和Yasemin and Mahoney（2004）对彭罗斯（1959）在资源基础观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贡献体现在竞争优势的创造、竞争优势的维持、竞争优势和经济租金以及企业知识、学习和路径依赖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等方面。（4）反垄断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主要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研究市场中垄断行为的规制问题。研究内容源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SCP框架（Bain，1956），强调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导致的垄断行为，为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提供了条件。

从上述四个方面向资源基础理论演进的路径可以发现，企业独特能力的存在可以归结为企业拥有的异质性资源，李嘉图租金的存在与企业拥有的特定资源也有紧密的关系，彭罗斯研究的企业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某些资源要素的贡献，垄断的市场结构以及企业垄断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为资源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拥有异质性资源厂商的行为。

上面分析的只是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渊源，而第一个真正关注资源基础问题的则是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1984）。他的研究是对迈克尔·波特关于竞争优势理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波特关注的是产品市场定位，而沃纳菲尔特关注的则是资源的开发与获取以及由于控制资源的差异导致的绩效差异。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明显的，即产品市场定位的组合取决于企业所控制的资源的组合。罗曼尔特（Rumelt，1984）以及巴尼（Barney，1986a）也研究了资源基础问题，分析了基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经济租金的获取。

资源基础理论除了遵循战略管理中的利润最大化假定和有限理性假定以外，还有两个基本假定（Barney，1991）：（1）资源异质性：竞争厂商拥有不同的资源束。（2）资源不流动性：资源的差异可以持续下去。

根据这些基本假设，皮特瑞夫（Peteraf，1993）提出了要素市场竞争和临时资金、资源异质性和临时竞争优势、资源异质性非流动性与持续竞争优势以及要素市场竞争和持续经济租金四个方面的基本命题：（1）在不完全竞争的战略要素市场中获得并开发资源的厂商可以通过使用它们制定并实施战略，至少可以获得一些临时经济租金。（2）控制着有价值的、稀缺的和不能替代资源的厂商至少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战略获得临时竞争优势。（3）在厂商控制的资源满足有价值、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条件下，如果是供给非弹性的，厂商就可以通过使用这些资源制定并实施战略，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4）持续使用有价值资源，制定并实施其他厂商预期不到的战略，就能赢得持续的经济租金。围绕这些基本命题，资源基础理论在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创业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运营管理、技术与创新管理等领域都有了快速发展（Barney，J.and Arikan，A.M.，2001）。下面仅仅从资源类型扩展和企业能力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关于资源和能力的内涵一直处于演进状态。我们可以用一个框架图进行分析（见图6.2）。

图6.2 资源演进与能力演进的关系

在图6.2中，资源的演进经过了静态资源、资源能动性和资源重组、动态资源创造三个阶段。静态资源也就是沃纳菲尔特（1984）和巴尼（1991）所说的资源概念，是厂商存续期间拥有的一种资本存量。这种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方面的特征（Barney，1991）。与静态资源对应的是企业的静态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资源异质性而导致的核心能力与绩效的差异。这种能力与差异会由于异质性资源的持续存在而存在。

当一个企业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时候，说明还有增长的余地。所以，“企业家”不仅应该看到现有资源约束下的“机会集”，还要主动地寻求现有剩余资源与其他资源的结合以及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对机会集进行扩充。这就涉及资源功能的研究。在彭罗斯（1959）的研究中隐含了资源功能是什么的问题，后来沃纳菲尔特（1984）利用企业产品/服务定义和资源定义的二重方法指出了资源能够做什么。实际上，任何一种资源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需要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深入理解资源的各种功能，合理地配置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资源的能动性与资源重组使得企业的能力转化为一种扩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扩展“机会集”的主动性。

如果说资源的能动性和资源的重组是立足于现有资源的多种用途或者资源之间的重新组合的话，那么资源创造则更进一步。它是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资源，这种资源是一种动态资源。资源的创造是建立在企业创新能力基础上的，集中于企业学习和演进的能力（Lei，Hitt，and Bettis，1996），这是一种动态能力。动态能力观点通过强调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是如何创造的以及当前价值资源存量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进行更新的问题，从而延伸了资源基础观。安布罗西尼和鲍曼（Ambrosini and Bowman，2009）对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给出了一个综合框架（见图6.3）。

图6.3 动态能力研究的框架（Ambrosini and Bowman，2009）

里默尔和克莱因（Riemer and Klein，2006）认为，虽然RBV最初主要集中于单个厂商资源及其开发的分析，但这种分析也常常延伸到网络层面。为了和更大的公司或者其他网络进行竞争，就需要资源的联合开发（Klein and Kronen，1995）。和单个厂商的差异化战略类似，网络也需要解决核心能力和资源问题，以确保向市场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价值。这就需要对网络资源库进行计划和协调，开发基于这些资源的产品和服务。并且还需要把合作伙伴的贡献整合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整体，实现整体的网络绩效目标。

如果说资源基础理论中的动态资源与动态能力是侧重于单个企业的话，那么网络资源和网络能力则关注企业间资源和能力的互补与协同。Mller，Svahn，Rajala and Tuominen（2002）认为，动态能力（DCS）延伸了RBV。为了实现并保持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探索了有价值资源是如何被创造和获得的。动态能力根植于企业管理和组织流程，旨在创造、协调、整合、重新配置或者转换资源。但他们认为目前的设定应该扩展至网络能力，并用图示的方式表示了网络价值生产中能力的变化（见图6.4）。

图6.4 价值生产与网络能力基础
（Mller，Svahn，Rajala and Tuominen，2002）

克莱茵和克罗嫩（Klein and Kronen，1995）在荷兰和洛基特（Holland and Lockett，1994）分析的基础上，在（IOS组织间信息系统）作用的研究中，扩展了四个相互关联理论建构（治理结构、资产专有性、市场复杂性和协调战略）的研究框架，增加了资源作为第五个要素，给出了相互之间的关系（见图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