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20世纪产生的经济学说和流派之多超过了经济学称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的任何一个世纪。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自1969年以来每年一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覆盖了全世界。

对于宏观经济理论的状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宏观经济理论的现状就如同一个战场，不同的旗帜下聚集着不同的经济学家队伍，对于同一个问题，他们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却也各有各的道理，遗憾的是也并非完全正确。

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派的融合和趋同[1]

经过20世纪后半期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争论，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融合或综合的倾向。这种融合有了许多征兆：理性预期假说最初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说之一，如今这个假说也被纳入新凯恩斯主义体系。正因为如此，现在用“理性预期学派”来称呼以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学派就不能准确地刻画这个学派的特征了。货币主义提出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现在也被新凯恩斯主义所接受，只是后者更倾向于把它称作“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新凯恩斯主义者也接受货币主义者关于长期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划分。新凯恩斯主义者用来解释工资黏性的理论之一——效率工资理论，实际上是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和凯恩斯主义工资理论的融合。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宏观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还是主要关注经济波动问题的分歧。这些征兆表明，西方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一个流派区别于另一个流派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1998年，萨缪尔森在谈到货币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差别时说：“货币主义与现代凯恩斯主义有何区别呢？事实上，近30年来，这两个学派的观点已经有明显的趋同性。目前的分歧主要在于侧重点不同，而非基本信念存在差别。”这种融合的另一种表现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融合。这种融合始于“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等人力图根据微观经济中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效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通常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明宏观经济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构件——黏性工资理论和黏性价格理论也主要是从单个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单个市场行为来对工资黏性和价格黏性做出说明的。这种研究视角的变化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斯蒂格利茨甚至对流行的教科书把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表示不满。他在199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2版序言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开始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分裂提出质疑。经济学界已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在萨缪尔森看来，西方经济学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综合的趋势。他在1998年这样写道：“经过20年对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消化吸收，新旧理论的综合过程开始启动。”他认为这种综合在宏观经济学中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中：①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具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特征；②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可以迅速调整以适应经济冲击和预期；③拍卖市场的预期是理性预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经济学新的综合很可能在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展开，综合的切入点可能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观经济思想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为现实中出现或存在的经济事件和经济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新的问题出现了，旧的理论不能解决，就出现新的理论和学派，“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于是又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就是沿着“经济问题——经济理论——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这种轨迹在发展演进着，而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导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个“三部曲”：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或政策思路——经济理论。

虽然在各流派之间的观点上存在着显著冲突，但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理论问题、经验证据及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对于政策的最终目标，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就政策倾向来看，所有宏观经济学流派可分为两大派：一是经济自由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反对政府干预；二是政府干预主义，认为市场存在失灵，市场并不总是能出清的。

三、博弈论思想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

博弈论的出现，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和新思路，从而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微观基础。尤其是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兴起，宏观经济学对预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由此产生了博弈论在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方面的应用。事实上，这也构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一种发展。

为了简单说明博弈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应用，下面用一个具体的博弈模型来说明。

假设博弈的局中人有两个：政府（中央银行）和工会。博弈的策略分为两个局中人各自的策略，如政府的策略有两个：不提高货币增长率和提高货币增长率，为简单起见，分别将其记为“不增”和“增”；工会的策略也有两个：不增加货币工资和增加货币工资，也分别将其记为“不增”和“增”。四种可能的博弈的支付（即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好处）由下述矩阵表示。

在上述矩阵中，数对中的第一个数表示工会所获的支付，第二个数表示政府的支付。例如，策略组合（不增，增）的支付是用（1，7）来表示的，即如果工会采取不增加货币工资策略，政府采取提高货币增长率政策，则工会所获得的支付为1，而政府所获得的支付为7。

从微观经济学部分所介绍的博弈论的基本知识中知道，这里所给出的模型与“囚徒困境”的结构是一样的，因此，从工会和政府共同的观点来看，最好的选择显然是工会不要求增加货币工资，政府不增发货币，即策略组合为（不增，不增）。但是从博弈两方自身的利益看，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采取“增”这一策略总是最好的选择。然而，一旦博弈的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选择“增”策略，工会和政府都会面对“更坏”的结果：双方所获的支付都比他们同时选择“不增”策略时的支付要低。在单期静态博弈的情况下，这一模型的解，即策略组合（增，增）便构成纳什均衡，因为经济一旦处于这一状态，任何一方要改变策略都会使其自身的状况变坏，就像“囚徒困境”模型一样，虽然博弈双方都采取“不增”的策略的组合从总体上来说是最有利的，但这一状态是不稳定的。由于双方都从利己的动机出发，结果都采取“增”策略，这虽不是最有利的结局，但却是一个稳定的结局。总之，这一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刻画了政府（中央银行）和工会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复杂关系。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经济学家们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方案是最优的？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方案要优于按预期宣布的规则加以实施的货币政策。这其中的关键理由是：“聪明”的政府总是能够利用公众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信息的缺乏来实施货币政策方案。但是，如果政府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自由地选择某个时期的政策，一项起初适合于今天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不再适合于明天，这就产生了时间的不一致性。假如工会签订了增加货币工资的合同，政府决策者面临的选择则是：或者选择坚持紧缩性货币政策，让失业率上升；或者放弃紧缩性政策，以减少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便会预期政府很可能放弃原来的紧缩性政策，而选择目前看来更好的政策：加快货币扩张，以降低失业率。这就是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政策的时间不一致告诉人们，没有硬性规定政府必须执行其原来的政策，政府有权选择目前看来更好的政策。问题在于，如果经济主体（比如工会）意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便会预测政策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阻止决策者所设想的目的的实现。

因此，赢得信誉的可靠办法就是借助于人人相信决策者必须遵从有约束力的规则来消除政府可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在“时间不一致性”提出之前，赞成规则的人倾向于消除非干预主义，他们认为反通货膨胀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时间不一致性的概念不仅使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积极干预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而且给人们启示，建立对规则的信任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为重要。

四、向古典传统复归[2]

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宏观经济学流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些流派在经济学舞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些流派则是行色匆匆，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的供给学派。这些流派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分歧，仔细研究一下各个流派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①经济能否自行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或各类市场能否自动出清？②价格、工资和利率是否是弹性的？③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④经济活动是否应当自由放任而不予以干预？⑤宏观经济学主要应关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吗？

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上述5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而“凯恩斯革命”对这5个问题给出的是全盘否定的回答。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把古典传统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前半期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的重演。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程度。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因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使得这种复归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复归，是一种理论层次提升的复归。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供给函数、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而且还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承认，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经济当事人可能会误解价格信号——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误解为他所在的市场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和决策，这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市场非完全出清。

[1] 更详细的内容参见：《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成果、特点与趋势》（方福前），《教学与研究》， 2004年第2期，第66—69页。

[2] 更详细的内容参见：《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成果、特点与趋势》（方福前），《教学与研究》， 2004年第2期，第6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