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企业家和投资家财富创造方式的不同,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经营的商业逻辑和投资选择的商业逻辑,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做投资决策。
众所周知,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都将全球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进行排行,而自2000年以来,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富豪交替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如2008年的世界第一富豪是巴菲特,第二富豪是比尔·盖茨,而2009年的世界第一富豪是比尔·盖茨,第二富豪是巴菲特,可以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对好友形成了商业世界的两个巅峰——企业界巅峰比尔·盖茨和投资界巅峰巴菲特。
毫无疑问,巴菲特用他自己几十年远远超过大盘指数的稳健成长而又有章可循的投资佳绩反复证明,他不愧为全世界所有投资人,尤其是价值投资人的旗帜和楷模。而高科技公司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无可争辩地成为企业家的旗帜和楷模。
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有哪些典型的与众不同的秉性和理念呢?这需要我们很好地探讨一下。
大约在2000年,有一次巴菲特于1950年取得学士学位的母校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工商学院邀请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与学生对话,其中精算学系四年级学生马克·舒密兹提的问题是,“请形容一下你们的典型工作日有什么不同吗?”我们看两位首富的回答有何不同:
盖茨的回答:“我觉得自己有了最佳的工作。不过沃伦认为他的工作才是最好的,但我相信自己是对的。
“我经常开会,日程表上满是会议。晚上孩子们睡觉后我写电子邮件,回答日间收到的信息,那时才有机会详细回应,周末我也发许多电子邮件。我每年有两星期假,到不受工作或任何事务骚扰的地方阅读和思考,好好思索将来。人们提供我东西在这个‘思考周’里阅读,所以并不感到单调。我有25%的时间到欧洲、亚洲等地跟顾客见面,这有助于我考虑轻重次序是否正确、人们对什么有好的反应、会希望我们哪一方面做得更好。”
巴菲特的回答:“我每年有50个‘思考周’,工作约两周。我的工作日会使你们感到意外,通常没有特别的计划,不常开会,我不喜欢开会。我经常阅读,希望能阅读得更快,那样我便能做得更多。我有许多时间是在阅读,也花不少时间通电话。我们的业务基本上是自行运作的,我的工作是分配资金。我不喜欢每小时都填满要做的事。
“比尔和我都非常幸运,我们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喜欢的事,并能与自己选择的人共事。这些人棒极了,我们如愿以偿,我们真的非常幸运。
“比尔的工作方式跟我的不同,但我们都喜欢自己的方式。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各自采用的都是最具有效率的方式,这符合我们的个性和倾向。”(摘自2000年巴菲特演讲录)
看出两位首富的不同点了吗?①“思考周”差异:巴菲特每年有50个,工作仅约两周;而比尔·盖茨的“思考周”仅两个,还是休假期间,其余都是工作时间。②工作时的内容不同:盖茨的日程表上满是会议,一天从头忙到晚,即使晚上和周末也要工作,处理邮件;而巴菲特却要悠闲得多,没有特别的计划,不常开会,自行运作分配资金的工作,经常阅读和思考。
但两位首富也谈出了他们的共同点: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如盖茨说沃伦虽认为他的工作才是最好的,但他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巴菲特也说他们各自采用的都是最具有效率的方式,符合他们的个性和倾向。
但是,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宁可按巴菲特说的做,多阅读,多思考,少操作,少犯错。但了解了盖茨的工作方式后,对我们考察企业领导层的行为有好处。
接着分析两位首富的不同。会计系学生马利·蕾莎的问题是:“大家都视你们为财经商务专家,以你们为榜样。当你们就一个想法或决定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时,你们会找谁?”看下面两位首富的回答有什么不同:
巴菲特的回答:“老实说,我通常会去照镜子。(众人大笑,掌声)
“我工作的性质使我得进行独立思考。如果我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做大多数人正在做的,这样投资肯定不行,所以必须要有能让我独立思考的环境和爱独立思考的性格。我有很好的伙伴——查理·芒格,没有人比他更聪明和更有素质,他教我懂得了许多。我们的想法很相似,有时我们会一起讨论,但这不常发生。
“如果我作决定时需要顾问团,那就意味着我没有能力管理这家公司。我不介意担负责任,只是不想由投票作决定。我在投资界见过太多的投票决定,公司越扩展,作决定者便越均匀化,但我不认为大规模委员会能作出出色的投资决定。”
盖茨的回答:“我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大概是公司该投放资源在哪种科技上,这跟沃伦有点相似。我很愿意作出不符合主流的决定,涉足尚未广受欢迎的领域。我非常幸运,遇到史蒂夫·鲍尔默——他是微软的行政总裁。我们每天都到彼此的办公室进行讨论,他倾向从商业角度着想,我倾向从科技角度着想。这些年来我们已约莫知道对方的想法,所以讨论起来往往很激烈。
“如果我要作出非常困难的决定,我会跟我爸爸说,跟沃伦说,跟我太太梅琳达说。他们了解我在判断上的弱点——可能对某些事感到太兴奋,忘了考虑其他一些角度。他们会纠正那些盲点,梅琳达尤其擅长这样做。”(摘自2000年巴菲特演讲录)
就听取别人的意见做重大决策的问题,两位首富的区别大了,巴菲特幽默地说去照镜子,意思是只听自己的,其实是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因为投资的特殊性质使然;而盖茨的工作性质截然不同,决定了他必须听从别人的意见,听鲍尔默的,听爸爸,沃伦及太太梅琳达的。但盖茨也点出了他俩对这个问题的共同点,做出不从大流的独特决定。
这里,我们作为投资者,更需要重视和思考的是巴菲特的回答,巴菲特一贯主张投资要独立做决策,反众人之道而行之,在别人恐慌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更不能以委员会投票的方式决定投资决策,否则必然走向从大流的道路,做大多数人正在做的事情,怎么能变成股票市场10%赢利的少数人呢?正应了格雷厄姆的名言:“做大多数人正在做的,你就赚不到钱。”
即使在科技领域,盖茨也说自己跟沃伦相似,很愿意作出不符合主流的决定。看来成功人士的共同特性是有主见的与众不同,各种不同的领域都是如此,而投资领域更甚。
下面是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于1998年在华盛顿大学对MBA学生的演讲,我们从两位的回答中进一步探讨两位首富各自与众不同的观点。为完整地呈现两位首富的思想,引用的段落较长,请大家耐心一些,边看边思考其中蕴涵的深意。
问:你们二位为何比上帝更富有?
巴菲特:“关于我们何以至此,我何以至此,在我的事业中相当简单。它不是智商问题,关键是理性。我一直视智商和天赋如同展示发动机的马力,但是输出功率——发动机得以运转的效能——依赖于理性。许多人驾驭400马力的发动机,但是只得到100马力的输出功率。更好的方式是用200马力发动机并使之输出全部功率。
那么为何聪敏的人要做一些妨碍可以让他们获得既定功率的事情呢?这牵涉到习惯、性格、禀性以及理性的举止。从现在开始起20年里,只要你决定从今天开始实践,你便会养成某种习惯。如果你这么做,你将会发现你把自己所有的马力都转换成了输出功率。”
盖茨:“我认为,关于习惯,沃伦绝对正确。我非常幸运,我很年轻的时候便对计算机有一定的天赋,我的一些朋友和我为此谈论了很多并得出结论,基于不可思议的芯片技术,计算机可以被改变成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东西。
“我们创建公司是在23年以前。但是没人怀疑我们是否形成和保持自己的习惯,后来的23年赋予我们相当多的发展潜力,也许甚至让我们相当接近于我们的初始期望——让每张桌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拥有计算机。”(摘自1998年巴菲特演讲录)
在这段比较长的回答中,巴菲特首先还是否定成为首富的原因是单纯的智商问题,而强调的还是理性。当一个人把理性和智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佳的输出功率,而保持最佳输出功率状态的秘诀是一个人平时养成的将智商与理性相结合的良好习惯。盖茨也非常认同这种习惯的作用,并谈出了对于成功同样重要的另外一样东西——强烈的成功欲望目标:“让每张桌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拥有计算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平时的工作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基本上是两位首富谈出的为何成其为首富的原因。其中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反复思考的东西很多。
另外,我们知道,技术行业是需要不断创新的,而投资行业更需要把握艺术性,两种行业特征差异很大。有位同学提到创新问题,我们看两位首富的回答有何不同。
问:在各自的行业中你们俩都是创新者。不知道你们给创新下什么样的定义?
巴菲特:“我在工作中没有太多创新。我其实只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分配资本;其二是帮助15或20名高级管理人员,使他们手下的那些人在经济上已没有热情工作的积极性时依旧保持工作热情。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我的高级管理人员,使这批人仍旧有兴趣在早上6点钟就从床上跳起来,用他们当年还是十分贫穷时的全部热情来工作。如果我做了这两件事情,他们就会有创新。”
盖茨:“技术行业是充满乐趣的行业。例如,当因特网来到时,我们把它作为排在第五、第六位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认识到事情发展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快。你必须仔细倾听公司里所有聪明人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必须吸引许多想法不同的人,必须容许有种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必须找到正确的想法并全力以赴付诸实施。”(摘自1998年巴菲特演讲录)
巴菲特的创新是促使本集团各个生意体的CEO们保持住他们当年还十分贫穷时的全部热情,而自己本身不需要什么创新;而盖茨大不一样,不但自己要保持对技术更新的兴趣和优先安排,还要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去付诸实施。
总之,创富方式不同,所需要的智商、理性和思维模式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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