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赚钱不仅是为了生存
为什么有些人成了富翁?如果仅仅只是为了生存,我们这个时代相当多的精英可能根本用不着继续劳碌了。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认为人类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但实际上有钱人并不这么想,如果仅仅只是为了生存,我们这个时代相当多的精英可能根本用不着继续劳碌了。仅仅只是为了生存而赚钱,一个人永远也无法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有人说: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巨富们几乎都是出身寒门,他们的成功与生存压力有很大关系。比如霍英东出生于穷苦的水上人家,年轻时当过铁匠、苦力,当苦力时被煤油桶砸断一根手指。但苦难没有使他屈服,他不断激励自己要在艰难中自强,最后终成大业。
也许有人说,正是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的坚强性格,但是当年与他一起做苦力的人现在都在哪里呢?是不是人人都成为富翁了呢?也许他们正在为“生存”奋斗,但可能永远也不会日进斗金,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生存。生活的压力使他们远离梦想,即使有梦想也不敢去追求。
相同的事情还发生在丝宝集团的梁亮胜身上。梁亮胜如今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寻究当年,梁也不过是一打工仔。1982年,梁带着他的太太,和内地工厂的其他40多名青工一道被派往中国香港工作。当时梁胜亮一家在香港只有四五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三家人,除去公用厨房、洗手间、走道,房间之小难以想象。他两口子住厅,另两家人各租了一间房,因为别人白天上班时要走厅,他就从厅里拉一块塑料布,留一个过道,他们夫妻两人只能挤在沙发上睡。那时,梁的梦想就是有个楼花。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梁亮胜还是每天晚上坚持去上学。在香港的3年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航运、英语、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课程。后来梁亮胜就依靠做国际贸易,向国内贩卖檀香木材淘到了第一桶金,再后来,就办起了丝宝集团,出品舒蕾、风影洗发水等。现在梁亮胜站在成功者的角度说:“回头来看,一起到中国香港的40多人现在都还在工厂里做工,因为他们满足现状,觉得现在做工比原来在内地做工好多了。”
另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沿着下坡路快速前进时,有人发现一个人紧紧追赶着这辆车子。一个乘客从车窗中伸出头来对追车子的人说:“老兄!算啦,你追不上的!”“我必须追上它,”这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这辆车的司机。”一个人坚持做旁人看来没有希望成功的事,往往是因为他怀着深深的责任感。一个普通人要变成一个超级富豪,最好的动力自然就是责任感。
许多人暴富之后持续辛劳的原因自然也非维持生存。富人深知每一笔投资都有风险,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如果不投资,不继续创业,就有重新沦为穷人的可能。而沦为穷人就意味着将失去过去戴在头上的光环,不再受到众人的尊敬。穷人看到富人赚了一百万,就想“要是我有这么多钱,就是躺着吃一辈子也够了”。现在网上有不少标题类似于“我的五年计划——如何在40岁前退休享受生活”。这对真正的富豪来说,实在非常可笑。因为他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与穷人不同。很多富人是从穷人中来的,但不可能再回去,所以他是提得起放不下,即使他输得精光,倾家荡产,但他的需求和思维仍是富人式的。所以哪怕一无所有,他和一般穷人仍然不同,他的观念已经嬗变,他不会丧失信心,他会东山再起。而穷人每看到一个富人破产了,除了幸灾乐祸之外,常常都伴随着怡然自得。他常常感叹富人何苦去冒那么大的险,受那么大的罪,“知足常乐呀!”他说,一副得道的样子。而富人明白:即使不投资致富也有风险,而且风险是绝对的——穷人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他一辈子都是穷人。
最近有个调查发现,中国的创业者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生存型”创业者。这类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农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一拨创业人群。他们中许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谋生混口饭吃。一般创业范围均局限于商业贸易,少量从事实业,也基本是小打小闹的加工业。第二种类型可称为“变现型”创业者。就是过去在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人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开办企业获利。这部分人的事业也不大,因为他们靠的不是自己的硬功夫。第三种类型是“主动型”创业者。他们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盲动型创业者;一种是冷静型创业者。前一种创业者大多极为自信,做事冲动。这样的创业者很容易失败,但一旦成功,往往就是一番大事业。第二种是冷静型创业者,其特点是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或是掌握资源,或是拥有技术,一旦行动,成功概率通常很高。“主动型”创业者之所以容易成就大事业,是因为他们的创业并非完全基于生存的要求,更不是为了简单的物欲,而是追求一种成功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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