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思考，抓住机会

第十五章　冷静思考，抓住机会

索罗斯在几次金融危机中的大手笔运作，给公众一个冒险家的印象。然而公众却不知，索罗斯的大胆冒险完全是建立在对外部情况的透彻把握之后的果敢举措。索罗斯抢占先机，挑战极限的投资策略，是建立在精密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之上的。

在波谲云诡的金融市场上，赚钱的机会往往要靠敏锐的洞察力。索罗斯由于知识渊博、思维深刻、资讯来源广、想像力丰富，所以能准确、敏锐地捕捉赚钱的信息，获得一般人所得不到的赚钱机会。

获得机会是一回事，能否抓住机会作出反应又是另一回事。机遇只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有些机遇或隐或现，有些机遇稍纵即逝，没有清醒的头脑和果断的作风，机会就是跑到你的鼻尖上也会溜走。有些人当机会来临时，还在那里犹豫不决,不敢下注。毕竟，一旦行动就要投入大量资金。按照索罗斯的说法，这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高风险与高利润是对等的。所以，许多投资者面临着机会来临时往往左右徘徊，这其实是对高风险的回避。

索罗斯在机会面前的表现完全不同。他历来行为果断，既有认识机会的敏锐，又具有捕捉商机的果断。一旦发现商机出现在面前时，便会像疯狂的赌徒一样毫不犹豫地把赌注押下去，且数额颇大。只要抓住商机，就不会放过。索罗斯认为面对机遇时，人最大的错误不是太大胆了，而是太保守。索罗斯常说，该出手时，就要一剑封喉，尽量把投资份额做大，不要害怕所下的比例太大。

确实，索罗斯在实际投资实践中，面对机会来临时从来就没有含糊过。他不出手则已，出手必具有震撼性。他所操纵的量子基金，金额巨大，超过150亿美元；所使用的方法狠毒，往往是用杠杆原理和对冲基金两面下注；可以这样说，只要机会一出现，索罗斯就会逮住它。索罗斯在积架公司身上所下的赌注就是典型的例子。

1984年，当索罗斯经过火力侦察，得知积架公司的前景看好，投资的利润颇丰时，他的业务专管拉菲尔只计划买进25万股，因为原来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个公司的股份已经占了很大的数量，拉菲尔担心这样庞大的数量会对基金会的发展不利而表现出迟疑的神情，索罗斯却坚定地对拉菲尔说：“你不必在意我们的业务量在积架公司占多大比例，既然它的股票肯定上涨，那么，大量购买又有什么错误呢？”

看准机会就敢于拿出全部家当下注,这就是索罗斯的风格。有时候，他还会以远远超过公司全部家当的数额来下注。这种典型的例子要数天下第一赌———决战英镑。让我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当时的情形。

1972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瓦解后，欧洲各国为了加强欧洲的货币合作，试图建立货币区域。1972年1月，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为建立货币区域，着手推行货币联盟措施，在欧共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一个月前，欧洲“十国集团”达成的“史密森协定”，规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为规定值的正负2.25%之间的波动幅度。人们将其称为“隧道中的蛇”，因为在汇率变动图上，其走势形状，就像弯弯曲曲的隧道中藏着一条蛇，蛇是欧洲共同体内部规定的小幅度，隧道是“史密森协定”规定的大幅度。

1972年3月13日欧洲货币体制正式建立。该体制规定，各成员国倾向的汇率波动幅度为中心汇率正负2.25%。当市场波动使得某两个成员国间的汇率接近上下限，并且，当市场波动造成的两个成员国间的汇率波动不超过接近上下限正负0.125%时，该国中央银行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保持其汇率稳定。经过十年的实践，这一体制不断修正和趋于完善，应该承认，这一体制是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一套极为高明、精密的制度，它使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接近于稳定的固定汇率，有效避免了各国之间汇率波动过大，从而有利于欧洲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实施；另外，该体制也容许经常性的小幅度调整，为欧洲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弹性的调整空间。它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市场投机，使国际投机家很难从中赚取暴利，所以它是一个较为均衡的制度，或者说，几乎是比较完美的汇率机制，在几乎均衡的状态下运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英镑是欧洲汇率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机会的索罗斯，随时关注着全球的金融形势，尤其是那些庞大的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体系，更让他感兴趣。他很早就盯上了欧洲货币体系，企图从中发现破绽，寻找发财的机会。可是，在这个体系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各成员国都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又加上德国联邦中央银行强大的实力作后盾，为其提供平衡条件，所以，还没有表现出危机的迹象。当然，该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过危机，但当时索罗斯羽翼未丰，经验不够丰富，理论上还不成熟，资金也不雄厚，还不具备充分利用危机的能力。

然而，现在，蛇似乎到了生命的边缘，索罗斯看到大好的机会即将来临，这是他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一机会，而欧洲的政治家们没有意识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慢慢向这条蛇的七寸靠拢。

1992年2月7日，各国又签署了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表明了欧洲各国加强紧密合作的愿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目的是为区域性的货币和经济体系做准备，希望通过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从而逐步走向全面的统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货币联盟设定了一个日程表———整个进程大概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共同体的成员国要尽力使本国的有关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通货膨胀差异、财政赤字和汇率变动以及公共债务水准。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各成员国努力达成条约规定的各项指标；第二阶段的重点在于加强欧洲共同体的监督，成员国实施较长久的方案，以保障经济的趋同；第三阶段的重点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发行单一货币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否则开始日期将推迟到1999年1月1日。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无疑是令人激动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样一个美妙的构想，应该说是一个梦想，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将是欧洲乃至全人类历史的一次辉煌的进步。事实上，尽管屡经磨难，到2000年1月1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发行，梦想已经成为了现实，而且欧洲中央银行也建立起来了。然而，英国国会一直未能通过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提案，其中主要原因恐怕要归功于1992年索罗斯留给大英帝国子民们的余悸吧。

欧洲各国要实现他们的梦想，各国政府必须齐心协力，一致行动，不惜节制自己的利益来维护欧洲共同体这个大家庭的利益。就一个家庭而言，为了家人而损失自己的一点利益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就算政府想表现出国际主义的慈善，可一旦触怒了国民，就会立刻退却，因为政府将有倒台的危险。因此，政府之间不可能一致行动。根据索罗斯的反身理论，任何汇率制度都有缺点，欧洲汇率机制（EERM）也不例外，实际上，欧洲共同体统一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因为成员国之间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失业率最大差异为15%，人均收入最大差异为二倍，短期利率最大差异为10%，通货膨胀率最大差异为18%。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经济顾问玛丽·布朗就曾提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如希腊人均收入4500英镑，而德国为9400英镑；西班牙失业率高达16%，卢森堡仅为1%；成员国之间短期利率的最大差异为10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的最大差异达到18%；这种经济差异将使共同体难以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欧洲人的梦想要想最终实现，非常需要彼此的协调和互相帮助，然而在当时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无论他们发表多少激动人心的演说，签订多少历史性的文件，都无法拉平他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差距。因此，欧洲汇率机制仍然是松垮的，难以抵挡强势力的攻击。

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之时，索罗斯就意识到机会来了。他认为，英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个机制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围绕德国马克浮动。而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入汇率机制，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个体———统一后的德国连接在一起，犹如一个瘦子与一个胖子打架，占不到多少便宜。显然，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欧洲汇率机制近乎均衡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缺陷：他们预计欧洲各种货币会逐步统一成单一货币，因此都认定汇率波动会比过去大大缩小，市场参与者因而蜂拥购买较弱势货币的高收益债券，这使得欧洲汇率机制变得比以前更僵化，欧洲汇率体制需要变革，而不是调整。英国政府一直硬撑着，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向大众保证欧洲汇率机制稳如泰山，但索罗斯是绝对不会相信英国政府的宣言的，他等待着下手的机会。当索罗斯准备面对欧洲汇率制度的变革下手的时候，很多人却在既有制度下行动，都在预期渐进的改变，他却看到巨大的差异逐渐形成，重大的不均衡开始产生。

欧洲汇率机制潜在缺陷直到德国统一后开始出现。东德与西德的统一，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出现的变革，这些重大政治事件都给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强烈的影响。根据索罗斯的反身理论，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出现重大骚动因素，必定出现失衡现象。欧洲货币汇率体系正是如此。苏联与东欧巨变肯定会影响到这一体系。货币体系的动荡，直接来自于汇率的浮动，而汇率的浮动，正是索罗斯要寻找的机会。在欧洲货币汇率体系中，德国联邦银行在欧洲货币制度之中担任了双重角色，它既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即当时欧洲汇率机制的临时中央银行），也是德国货币稳定的法定保护者。在整个体制接近均衡期间，德国联邦银行可以很轻松地扮演好双重角色。但德国统一后，东德货币以过高汇率兑换西德马克，从而导致德国联邦银行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之间发生冲突。于是，欧洲汇率机制的不均衡开始出现了。

首先，德国货币政策与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矛盾出现。德国的统一，使德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强，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成长势头。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经济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西德为了实现两德的经济平衡，持续不断地将巨额资金注入东德，因此出现了财政赤字，从而产生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按照宪法规定，德国联邦银行的职责是必须提高利率以对抗这种压力，德国联邦银行也按照宪法这样做了。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德国政府决定相应提高德国马克的贴现率，使马克的存款有较高的利息，从而便于吸收更多的存款。

然而，在这个时候，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意大利，正深陷于经济发展的低谷中，失业人口增加，企业开工不足，消费市场停滞，经济成长速度缓慢。在此情况下，它们需要的与德国恰恰相反，它们需要降低存款利率，以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推动企业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本国经济摆脱长期增长缓慢的状况，而这恰恰与德国的情况相反。

然而，前面我们说过，在欧洲货币体系中，要想维护汇率波动幅度，成员国的利率水准必须相近。因此，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既要充当德国马克的保护神，维持本国币值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又要充当欧洲汇率制度的中流砥柱，而这两种角色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根据德国宪法，德国联邦银行必须首先保证稳定德国马克。

因此，德国联邦银行在欧洲其他国家经济衰退时强行紧缩货币，使得德国联邦银行不适合担任稳定欧洲汇率机制的角色，这样，欧洲汇率机制在一向近乎均衡状态下的运作开始陷入动态不均衡状态下的动作。

另一组矛盾是德国联邦银行的财政政策主张与德国总理科尔实行的政策之间的深刻矛盾。在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之间的汇兑问题，以及对于政府赤字如何融通上，科尔总理和德国联邦银行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第三组矛盾是欧洲共同货币机制与德国联邦银行之间的矛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倡议发行和建立一种单一的欧洲货币和共同的中央银行。倡议创建欧洲共同货币敲响了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将取代德国联邦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德国希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东山再起、称霸欧洲的雄心壮志的一个沉重打击，因此，在后来英镑贬值时，德国联邦银行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而是袖手旁观，这主要因为它本国的经济压力，也由于德国联邦银行的这种遭遇。而且联邦银行官员由于维护个人既得利益的心态也暗中抵制欧洲统一货币机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索罗斯认为，三组矛盾中，最后一组因素最不为人所了解，但却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德国1990年完成统一，经济危机直到1992年才浮现，索罗斯一直在密切注视整个事件的发展。

德国马克坚挺，利率走高，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率偏低、存款数额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向德国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但遭到德国的拒绝，因此，货币平衡关系的破坏在所难免。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数以万亿计的自由资本。这些金融资本，从通货膨胀的国家流向货币坚挺的国度，从利率低的地方流向利率高的地方。当德国马克利率提高后，立即吸引了这批自由资本的流入。

首先，芬兰人蜂拥地将芬兰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由于芬兰中央银行储存的德国马克数量不够，面对突然出现高额的德国马克需求，芬兰中央银行一时吃不消，从而使得芬兰马克兑换德国马克的汇率马上急剧下降。

芬兰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德国马克与芬兰马克的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是芬兰央行实力有限，经过一番努力仍无法制止汇率的下跌，于是在汇率下跌不止时，芬兰政府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行自由浮动汇率。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一步步证明着索罗斯的预测，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有一次大的金融危机。然而，在这场金融危机即将到来之前，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手忙脚乱地采取措施，极力维护本国货币的稳定地位，另一方面索罗斯等一批金融投资家们正摩拳擦掌、磨刀霍霍。这批金融投机家们像老谋深算的猎人一样等待猎物走入陷阱，期待着一些国家金融堤坝的崩溃。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像饿虎捕食一样地冲过去。虽然欧洲货币体系内的较多国家出现了汇率危机，但是，索罗斯却抓大放小，仅瞄准英镑和意大利里拉。1992年，欧洲货币市场微妙隐蔽的隐患终于显露了出来。英国经济的衰退使索罗斯等投资家相信，英国无力支持让英镑与马克挂钩，他们感觉到英国迟早会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索罗斯心中十分清楚，欧洲货币汇率成员国击退投机家的惟一方法，就是所有国家的利率维持在同一水准上。如果各成员国家之间的利率有差异，投机家们就会乘势联合打垮弱势货币。老谋深算的索罗斯算准了欧洲汇率体系各成员国无法采取一致的立场和行动。渊博的金融知识、睿智的哲学头脑、丰富的投机经验，以及异常敏锐的投机嗅觉，使索罗斯洞察和判断问题的水准达到理想的境界。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经理嘉里·葛雷斯坦对索罗斯的赞扬溢于言表：乔治的天才，是在其他任何人未觉察之前便看出了未来发展的整个趋势。他无需看到事情的变化与发展，在乔治的头脑中，事情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早就形成了。索罗斯对欧洲汇率体制破绽的等待，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天起，他就预计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清楚，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他不需要去看华尔街上电子屏幕上瞬息变化的曲线和花花绿绿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数字，在他的大脑中，有一幅清晰的图，他知道这幅图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欧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政治家们正在苦苦思索，如何重振经济。索罗斯越来越坚信英国无法保持那么高的利率，英国的经济处在低谷，利率过高无疑将是雪上加霜。惟一的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但如果这样做，英镑的汇价必定走软。接着，英国将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英国政府一直硬挺着。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们早在几个月前便建立了可观的仓位，坐等英镑下跌。此时的索罗斯已经张开了一张网，期待着猎物的到来。

1992年9月，索罗斯开始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这使他在全世界一举成名。他选择了英国两个权威目标。一个是曾经具有极高权威的货币———英镑。英镑曾连续两百年间成为世界主要的货币，采取金本位制，曾像英国海军一样成为英国力量的象征。但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股市暴跌的影响，英镑的威力被大大削弱了。英国政府不得不对英镑采取浮动制并放弃了金本位，英镑的地位开始江河日下。另一个目标是英格兰银行。长期以来，英格兰银行是繁荣与力量的象征，是英国金融的坚强支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它身为国家对付市场混乱的坚强堡垒地位。索罗斯要看一看英镑和英格兰银行到底能有多大的能耐，虽然从来没有跟英镑和英格兰银行较劲过，但索罗斯不会畏惧，他看准了，就会下手，即便是在老虎嘴里拔牙。

我们分析一下索罗斯采取行动之前的投资背景。1979年建立的汇率机制是试图建立欧洲单一货币计划的第一阶段。单一货币将稳定欧洲的商业，也将削弱投机商和交易商使得国家银行运作困难的能力，特别是当西欧各国政府不参与货币一体化时。随着货币汇率机制的实施，西欧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欧洲的单一货币机制不是固定在黄金上，也不是固定在美元上，而是相互之间的稳定。他们规定每一种货币在一个固定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有义务进行干预。在这个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国家货币进行浮动，核心的汇率以德国马克为基准。1992年2月7日，欧洲联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一体化进程得到加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试图为渐进的全面的一体化建立地区性货币和经济制度。这一计划是试图在2000年前建立一个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也试图使欧洲朝政治一体化迈进。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规划。通过这个条约所表现出来的信念就是欧洲国家共同行动，为了整体联盟利益而抑制个体国家利益。然而，这并不代表欧洲各国真的能行动一致。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各国相互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但不管这些国家签定了多少条约，不管他们发表了多少篇演讲，欧洲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做到相互真正的协调一致。

1992年秋，索罗斯用来对英镑进行投机的20亿美元只是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资本的一小部分。随着市场各种限制制度的取消和技术的进步，世界金融市场上每天都进行着数万亿美元的交易，其交易量是1986年的3倍多。美国工人的养老基金公司有1500亿美元投资于海外市场，是1983年的20倍。世界各种组织，从美国的基金到日本的保险公司，正在使世界的投资白热化。从1987年起，大多数欧洲货币稳定在德国马克上。譬如，英镑与马克的汇率为1英镑兑换2.95马克，这使得英国进入欧洲货币汇率机制成本很高。1992年，欧洲几个国家的货币，如英镑还有意大利里拉，在与马克和法郎的挂钩中开始贬值，由于英国经济的衰退以及认为英国不可能保持与德国马克的高汇率，投机商们纷纷认为英国政府将会被迫退出货币汇率机制，都等待着机会，准备大捞一把。

乔治·索罗斯认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不可能让各国保持协调一致。他清楚，欧洲国家让投机商们无机可乘的惟一途径就是保持所有国家同一水准的汇率。如果汇率多样化，像他这样的投机商就会利用疲软的货币进行投机。索罗斯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结果。乔治·索罗斯的能耐就在于比别人更快地发现长远的发展趋势。

欧洲的困难正在加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定后不到1年，几个欧洲国家早就很难协调行动。虽然英国政府决定加强它的经济地位，但索罗斯相信英国不可能保持它的高利率，英国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但这将削弱英镑，并迫使英国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同时，在伦敦金融市场，投机商们正在投机英镑，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他们已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占有率。到了1992年，英国政府逐渐陷入尴尬境地。英国需要德国降低它的利率，但强硬的德国不答应；英国需要改变它的政策，但这将使政府动摇，甚至会倒台。梅杰不得不作出决定：坚定地执行英国留在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的政策。紧接着，英国财政大臣莱蒙也强调了梅杰的观点。但英国新闻界却激烈反对梅杰首相不惜血本维护英镑地位的政策，就在梅杰发表讲话的同时，英镑对马克比价开始低落到2.85。

1992年7月初，英国6位货币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强烈要求英国政府从汇率机制中退出，他们要求梅杰政府降低利率以克服经济的不景气。但梅杰政府仍然将他们的意见顶了回去，因为退出汇率机制将削弱货币地位，将使得面对套汇和投机的英镑进一步脆弱。只有在德国降低利率时，英国政府才可以降低利率，可是德国联邦银行拒绝了英国政府的多次请求，坚决反对降低自己的利率。1992年7月末，英国批评声越来越强烈，许多金融专家质疑政府的汇率政策，英国商界领袖联名要求英国货币兑马克的比价为2.60，他们要求政府降低利率至少3个百分点。一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莱蒙仍然拒绝考虑货币贬值一事。1992年8月中旬，莱蒙声称：“我们并不进行货币贬值”。为了反驳他的批评者，他宣称：“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事情将更糟，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

1992年8月28日上午8时26分，莱蒙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似乎已不可能。几分钟前，一名财政部工作人员忙着把财政部门前的铜牌擦亮，使之便于电视摄像机拍摄。没多久，莱蒙出现在财政部外，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握着拳头，面带微笑，好像想掩饰心中的激动。现场记者既在研究他的言谈，又在揣摸他的身体语言，希望能探究到真相。莱蒙不断地点头，当他讲话时，吐词非常快，不想让人打断他的谈话，表明他在极力恢复常态。在涉及敏感问题时，他屏住呼吸。莱蒙穿着稳重严肃，试图向人传递他的可信和可靠。

他希望金融市场稳定，因而拒绝使英镑贬值，以防利率上升。他确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他坚定地说：“英国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因而英镑决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这就是我们政策的核心：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一遍一遍地，他重复着：“我们将做任何必要做的事情。”这意味着在必要时期，政府会毫不犹豫提升利率。他不理会其他问题，他所重复的正是他公开发表的：“我们正在采取行动”。莱蒙的公开讲话是在英格兰银行开始积极干预英镑时发表的。当时，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这一行动让人明白了财政大臣话中的含义，即预防投机商的投机倒把行为，使英镑与马克的比价不至于低于最低水准的2.7780。但是，莱蒙的讲话以及银行积极干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当天，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为2.7946。曾对莱蒙对《每日电讯》讲话的录音磁带进行分析的语言教师凯瑟琳·查尔顿说：“他自身对此也心存疑虑”。查尔顿认为，莱蒙高频率眨眼的动作泄漏了他的秘密，与一般人一分钟眨眼6到8次相比，莱蒙眨眼次数高达64次。她的看法是：“一般情况下，讲实话的人眼睛比较安静，眨得少”。英国政府这些头面人物抛头露面，以及高频率眨眼的现象无疑正透露出其影响正在削弱，投机商们也意识到了这点。

1992年8月28日，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莱蒙进行了另外一次公开讲话。他宣称，在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保持一致。这话似乎充满矛盾。1992年8月末。索罗斯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汉姆·施莱辛格会谈过，清楚德国绝对不会让本国的经济受到危害，因而不会出手拯救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施莱辛格不打算援手，梅杰和莱蒙使英国留在汇率机制内的意图也不可能实现。灾难逐渐显露端倪，索罗斯深信其中存在一次巨大的投资机会。“为此，我们几乎做了6个月的准备工作，”索罗斯的新闻发言人说道，“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实施了。”

1992年9月初时，除索罗斯外，还有大量的投资者投机汇率机制中的疲软货币，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投资公司和跨国公司也纷纷抛售看来不堪一击的欧洲货币。不久，在银行进行外汇交易的投机商们也注意到他们所经营的货币正在大量增加。很明显，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支援自己的货币，他们必须花费大量金钱，英格兰银行因此也很难长时间地维护英镑地位了。但英国仍犹如困兽般坚持着，莱蒙不惜耗尽血本，争取时间。1992年9月3日，莱蒙宣布，英国政府正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购入75亿英镑，这一前所未有的试图重振英镑的举动使大家都松了口气，伦敦弥漫着乐观的气息。

1992年9月10日，莱蒙再次拒绝英镑贬值。同一天，梅杰在格拉斯哥用异常强硬的语调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发表演讲，他说：“此时选择进行货币贬值，或货币膨胀都将是对未来的背叛，我告诉你们，这绝非政府的政策。”讲话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然而，索罗斯听了后并不以为然。对索罗斯而言，“现实”就是英国为保持英镑的地位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已导致的经济萧条。索罗斯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等待良机。他意识到时机已悄悄来临。“我并没料想到汇率机制能破裂，尽管我看到了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但不久后，这种紧张关系日益公开化。有一次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交谈，后来，他的谈话在《华尔街季刊》上发表，这明显是号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放弃英镑。”施莱辛格认为，通过意大利里拉贬值来换取德国利率降低，这不可能完全消解欧洲货币市场的危机；要避免混乱，最好的办法是货币贬值。这无疑是在动员投机商们抛弃英镑。施莱辛格的“进军”动员令使斯坦莱·德鲁肯米勒投机英镑的决定更加坚决。“真正的决定在于投入多少，而非是否购买。开始，我打算在30亿到40亿美元之间，但现在，索罗斯的直觉以及使他成为伟大投资商的一些品质介入了，因此他们进行大量的投资。对索罗斯而言，不管对或错，当你认定自己正确时，你应做到极限。确实，我们投入了大笔金钱，但我们只是耗尽了时间而已。正是因为投机经营英镑，德鲁肯米勒名声也为之大振。然而，德鲁肯米勒认为是索罗斯的鼓励给了他以极大自信。索罗斯不停地说：“我告诉你，要做到极限。”索罗斯相信，货币汇率机制的分崩离析是一步步进行的，因而，当货币市场危机爆发时，索罗斯准备进行投机经营的运作也十分复杂。一开始，大部分欧洲货币还保持着协调一致；不久，欧洲国家利率急剧下降；紧接着欧洲股市开始下跌。

见此形势，索罗斯决定卖空疲软的欧洲货币，转而大胆地向利率和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在这次行动中，他与合伙人共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了60亿美元的马克，以及少量的法郎。同时，索罗斯还购入了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另外，索罗斯还卖空了自己的德国和法国的股票，投资于德国和法国的长期债券市场。在索罗斯的眼里，德国的马克升值将损害其股票，但因为利率降低，反而对债券有益。索罗斯的信誉很高，因此他以10亿美元用作抵押，进而发展到100亿美元的投入，在市场上雄踞一方。世界各地的货币经营商们都和索罗斯一样在进行这种投机，因此英镑的高价值很难维持住。同时，索罗斯在纽约的巨大投资也在进行着，“我们持有70亿美元的股票，整个市场资本总计达100亿美元，相当于我们公司资本的1.5倍。”索罗斯说，他借入50亿英镑，接着他以2.79马克对1英镑的比价将英镑全部换成了马克。因此现在，他又拥有了大量坚挺的马克。

1992年9月15日17点半，索罗斯在远离华尔街金融区的地方，安然地坐在他高靠背的皮椅中，脑子在快速地问自己：“这种作法对吗？我会输得一败涂地吗？”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心想着这场逐鹿游戏，兴奋不已。索罗斯将要投下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他凝视着都市中初放的华灯，思绪却早已飘到千里之外的伦敦。

都市渐渐步入夜色，索罗斯却几乎没有觉察到。他是个四海漂泊、四处为家的商人。身为一个投资者，他对东京、伦敦的金融市场同对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一样兴趣浓厚；在密切关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经济动态的同时，也关注罗马所发生的情况。现在，他的思绪已不在办公室，而是萦绕着西欧。那里是他眼下朝思暮想的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追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并且预感到这条导火线将会冷不及防地引发一场金融大爆炸。索罗斯是个谙熟金融业的理论家。他喜欢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实验室”中检验他的理论。这是个多么奇妙的实验室啊！股票的攀升、下跌、保持原状等等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每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许多投资者认为金融世界应该是有序的，股票的价格变化也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辨明这种逻辑，你才能发财。索罗斯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世界是动荡的、混乱的。他认为如果把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当作是某个数学公式中的一部分来把握，是不会奏效的。索罗斯深信数学不能控制金融市场，而心理因素能够控制市场。更确切地说，掌握住炒股者的本能情绪才能控制市场。了解炒股者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后，成功的投资者才会走到台前来。这就是索罗斯的“坚果壳”理论。目前，乔治·索罗斯正在整个欧洲的金融世界验证他的理论。当他预感到正确地把握住了金融局势，他就不会再有顾虑。这次，他确信他是正确的。而且这次，他准备投下其投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赌注。

在办公室的那个夜晚，他不断地在想着伦敦。此刻，时针已指向晚上10：30。他回想起1989年9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重大日子。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对于现代历史来说是多么重要。世人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个新的联邦德国将会繁荣昌盛。索罗斯的预感与众不同。他预感到新德国在统一后将要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同时，他预感到德国将会转向国内，顾及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索罗斯认为，关注国内发展的德国，将同其他欧洲国家取得广泛的联系，尤其在货币上。

1990年，英国终于加入汇率机制，索罗斯认为这标志着英国失足的开始。英国经济本来就虚弱，加入汇率机制后，将使英国与统一的新德国联系在一起，从而促使英国将完全依赖德国。身为欧洲经济最强国，德国将有权决定哪种经济措施对其他西欧国家有利，而这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英国想在货币政策上向前迈进一步，但它又没有这种能力。于是，将不得不使它的政策与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的货币政策相联系。正如索罗斯所预言的那样，1992年西欧遭受了金融危机，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系出现滑坡。英国企图降低其利率。然而，德国人因为其国内原因不愿意降低利率。如果德国不降低其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降低。这样做会使它们陷入削弱其货币的危险境地之中。而货币一旦削弱，只会使袖手旁观的国家渔翁得利。所以，英国正陷入窘境。它的经济情况很糟糕，英镑面临日益升值的压力。英国力图改善其经济情况，但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让英镑贬值，使其出口更有利。依据汇率机制的条款，英国被迫保持1∶2.95的比率兑换德国马克。1992年夏季过后，英国政府坚持要在这次风暴中求得生存———将不贬值英镑，不脱离汇率机制。反正，他们会混过去的。索罗斯认为这实属一派胡言。他更了解情况，他知道英国经济已处于何种可怕的境地。他们不可能继续保持汇率机制。9月中旬，危机开始了。

危机初始谣言四起，传言意大利人要让里拉贬值。于是纽约市场上人们拼命地抛售手中的里拉。9月13日，里拉贬值，但只是下降了7%，仍在汇率机制条款所规定的限度内。那些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将承诺使里拉保持在汇率机制限度的投资者们，凭此赌注大赚了一笔。那些认为汇率机制联盟的国家会超出条款限度而不下赌注的，看起来似乎输掉赌局。但如果按照意大利人所言使里拉贬值，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浪潮，可能这次该要开始抛售先令了。没多久，西欧诸国政府决意按汇率机制决定兑换率，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投资者因此非常失望。现在，他们急切地想使那些被削弱的各种货币脱手，包括先令在内。9月15日后，索罗斯对英国会使英镑脱离汇率机制的信心日渐增加。斯坦莱·德鲁肯米勒认为时机已到，应该下赌注对付先令。他与索罗斯商议，索罗斯吩咐，抛售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先令。第二天清晨7时，索罗斯家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斯坦莱·德鲁肯米勒打来的，他告诉索罗斯量子基金获得了9.58亿美元的利润。在这场战役中，索罗斯获利接近10亿美元。英国人将9月15日他们被迫退出汇率机制那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三”。

看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大胆地出手，是索罗斯最大投资特色之一。只要他看准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最大限度地押注，很多人将索罗斯看成赌徒，殊不知，这是一种投资大师的大智慧，这种投资素质，不是一般的投资者所能具备的，很多投资者在投资时，即使自己认准了，也不敢完全下赌，仍然犹豫不决，坐失良机。投资者应该学习索罗斯的这种投资素质，胆大心细，抓住时机获取最大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投资人。

那么，在国内基金投资中该何时获利了结呢？的确,基金强调长期投资,但投资过程中若出现盈利,究竟是否该获利出场?落袋为安是否与长期投资相矛盾?其实,投资理财是持续不间断的行为,投资者通过基金构建一个股票、债券等分散的“投资组合”来实现长期理财目标。但由于市场趋势在变化,因此,“投资组合”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投资并不等于“抱着不动”。在长期投资的过程中仍应灵活机动,若已经满足于手中基金的收益或判断市场将转入空头,可以获利了结或进行转换。基金投资并不是放得越久获利越高,重点在于完整的“资产配置”搭配投资过程中的灵活调整,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投资的胜算。

在您选择基金投资前,应该会有一定的回报期望与可承受的亏损程度、理财目标等,即使打算长期投资10年,期间也应该依据自己的投资需求来设定获利点,以下几个原则可供投资者参考:

1.确定资金的投资期限。若投入的资金在一段时间后要赎回变现(如用于购房、出国、子女教育等),建议至少半年之前就关注市场时点以寻找最佳的赎回时机,或先转进风险较低的货币基金或债券基金,以免日后急需用钱之时却遇上股市低迷,只得割肉出局。

2.弄清楚个人理财目标后再赎回。如果投资者因市场一时的波动而冲动赎回,赎回后的资金却不知如何运用,只能放在银行里而失去股市持续上涨带来的机会,这就非常可惜了。更何况在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时,往往一不小心会在低点赎回。

3.调整对投资回报的预期。选择基金投资前,投资人都会有一定的收益预期,目前市场已渐入微利时代,基金的投资回报一般达到10%至20%(以上),应属不错的表现,获利赎回点可以此为标准设定。

4.获利了结时可考虑分批赎回或转换至固定收益型基金。如急需用钱,或者市场已处于高位,又无法判断后市走向,那么,不必一次性赎回所有基金,可先赎回一部分取得现金,其余部分可以等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作决定。如果不急需用钱,纯粹是想落袋为安,可以先将股票基金转到风险较低的货币市场基金或债券基金作暂时停留,等到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再转回股票基金,基金公司一般都会提供转换优惠,可以省下一小笔钱呢。

投资能由亏转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您开始有获利了结想法的时候,先想想上述几项原则,相信可以避免人云亦云,在恰当的时机作出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