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块头有大能量

“小”块头有大能量

连环画家贺友直画过一幅旧上海钱庄小品，活灵活现，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沪上钱庄的繁华景象。近日，有闲重读银行博物馆收藏的数帧钱庄老照片，倘若串起来，感觉就是一幅真人版的素描画卷，十里洋场的金融脉动，跃然纸上。

上海是中国近代金融业滥觞之地。从一个简陋的小渔村，发展成闻名遐迩的繁华商埠，金融因子的潜入，无疑起着激活作用。“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号、银号等形形色色的机构，曾经交相辉映，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金融化妆舞会。

沪上的钱庄，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有的推测钱庄的起源，属于“明朝那些事儿”。翻开《中国金融发展小史》，就有“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私营的钱庄、银号、票号等金融组织”的记载。《旧上海金融业综述》亦称“上海邻县常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已有钱肆，估计这时国内外贸易已较发达的上海，不会没有钱庄”。不过迄今为止，比较靠谱的史料，是现存豫园内园中的一块碑文。内园是早年钱业公所的所在地，有一块1921年勒写的碑文中记述：县治北城隍庙有东西二园。西园即明潘恭定豫园，中更芜废，而玉玲珑三峰仅存者；东园一名内园，广袤不逮西园而幽邃过之。乾隆年间，钱业同人醵资购置为南北市总公所，以时会集……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在内园另一块嘉庆二年(1797年)碑记上，还刻着乾隆年间上海各钱庄名录，尚可完整辨认的有82家。

由此可推，上海早在乾隆年间，即距今200多年前，就已在孕育着金融业“梦开始的地方”，钱庄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钱业公所也作为业界的统领，崭露头角。

钱庄的萌芽，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当数商铺经营的“混搭”效应，与米店、布店、煤炭店等有着牵丝攀藤的联系。上海开埠前，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伴随着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资金借贷应运而生，于是不少商铺也捎带做些资金拆借的买卖。时任钱业公会会长多年的秦润卿曾著文说：实始于旅沪绍人开设之煤炭肆，兼营小规模之存放业务，积之稍久，各方称便，业务日见发达，相继开设者日众，渐次形成钱庄之一专业。此外，早年的书报惯于用“钱米店”和“钱布店”字样，可见当年有些米店、布店也不甘寂寞，以兼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副业，做活生意。就这样，经年累月，款项进出日益浩大，金融调度日趋频繁，原先的“带带过”，显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于是反客为主，副业渐渐地做成了主业，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钱业为百业之首”。钱庄业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钱庄的作用是协助工商融通资金，商业需要的营运资金，有赖于钱庄予以短期的周转，同时，钱庄又靠广大工商业开展存放汇业务，两者唇齿相依，相辅相成。

手头刚好有几册秦润卿创办的《钱业月报》，其间刊登了不少旧时钱庄的宣传广告，尽管画面简陋，形式雷同，语言朴素，但从方尺之间的图文传递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钱庄规模之盛，渠道之广，服务对象之众，真心是“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而且，那时钱庄的经营品种善于推陈出新，散见于广告里的“礼仪储蓄”、“袖珍支票”、“房产信托”、“保管箱出租”之类时令新品，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蛮“潮”的哦。

偶然间，还觅到一张天津裕大银号的日历宣传牌，图中的银元美钞花花绿绿，“钱”程似锦，“土豪”与“洋气”共舞，口彩与愿景齐飞，十分讨巧。其实，这银号和钱庄无甚差别，华北、东北一带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谓钱庄，纯属“山芋”和“地瓜”、“番茄”和“西红柿”之分，因时因地叫法不同而已。最早记载银号的资料为清乾隆二十三年的《帝京岁时纪胜·十二月市卖》一书：“钱店、银号，换压岁金银小梅花海棠元宝。”天津早在开埠之前，因其水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一度万商云集，钱业繁荣，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

宝丰钱庄海报

安裕钱庄海报

其昌钱庄海报

敦裕钱庄海报

话题回到申城，我买过一本地图版的《老上海百业指南》，蜘蛛网一般交织的街巷布局中可以窥见，旧上海的钱庄大多聚集在黄浦区。这从《钱业月报》刊载的广告信息里，亦能找到答案。据1942年进泰来钱庄当学徒的夏弘宁老前辈生前回忆，当年，宁波路、天津路、北京路、四川路等几条马路是钱庄的集中地，马路两旁挂着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即便在这些马路两旁的狭小弄堂里，也是钱庄林立，如天津路的福绥里、同吉里、鸿仁里；宁波路的兴仁里、同和里、永清里；北京路的清远里等。仅在兴仁里这条不长的里弄中，就挤挤插插布满了11家钱庄，可谓“夹缝中求生存”。虽然钱庄规模有限，设备简陋，操作方法陈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洋商银行则资本雄厚，“一表人才”，似乎难以与其相抗衡，但钱庄在旧上海“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稳步经营，经久不衰，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钱庄有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天津裕大银号宣传日历牌

福源、福康、顺康钱庄海报

时常在想，“土枪土炮”的钱庄，能在群雄逐鹿的旧上海金融市场站稳脚跟，分得一杯羹，究竟靠什么？洋商银行尽管规模浩大，但“大有大的难处”，成本高、开销大、调头慢，繁文缛节，水土不服；而钱庄经理土生土长，熟悉地情，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们在上海扎根经营比洋商银行早，“先进山门为大”，而且对上海工商界的头头脑脑都熟悉，对外地携眷避居上海的富绅、官僚、政客也多有往来，易于营销。钱庄若能拉到这批客户，存款金额大，变动性少，可以长期运用生息，确是一桩“宝大祥”的生意。同时，钱庄机构精简，分工明确，经理、襄理之下，分设清账、跑街、汇划、钱行、跑银行、洋房、信房、客堂（俗称八把头），连同所有学徒、栈司，少则几十人，最多也不超过100人，薪津开支较少且工作效率较高。

有则故事颇具说服力。先前说到的秦润卿，曾任豫源钱庄（后改名福源钱庄）经理，鉴于钱庄规模小，发展慢，征得豫源创业人的同意，于1919年2月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结果银行的营业收益反而不如钱庄多，只好硬着头皮“翻烧饼”，不出三个月，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关门大吉，改设福源钱庄，仍由秦润卿任经理，重整旗鼓，获得良好业绩。钱庄虽然小本经营，但收益不一定比银行少。

金融以信为本。很难想象，一个信用缺失的金融机构，客户敢拿自己的血汗钱往它的钱柜里扔。当年的钱庄庄票，曾被工商界人士誉为“金蝴蝶”，意思是庄票可以满天飞。工商界之所以信任庄票，源于钱庄为资本家的合伙组织，合伙的股东大多为工商巨富，不但负有无限责任，还负有连带责任。在合伙股东中，如出现不能垫付对外债务的情况时，则由其他富裕的股东连带负责清偿。钱庄有了股东支撑，腰杆子就更加硬朗了，庄票的信用与日俱增。还有钱庄与钱庄之间，也互为联号，结成“信用同盟”，例如福源钱庄、福康钱庄与顺康钱庄，成为经济上的“三庄一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工商企业开出的银行支票，有时遇头寸不足，不能付现，变成“空头支票”；而钱庄开出的庄票，素有信用，到期付现，口碑一传，庄票比支票吃香。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洋商银行相继在沪登陆。由于洋商银行在我国内地缺少分支机构，天地两不应，洋行买办深入我国内地推销洋货或收购物产，都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而洋行对各地经销商的信用两眼一抹黑，这种跨越地界的买卖，全凭信用，因此必须请出八面玲珑的钱庄为之担当中介的重任。譬如经销商为洋行推销10万两银子的洋布，由经销商请其钱庄签发一张20天期的庄票，洋行收到庄票就介入洋商银行，并将货物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卖出货物收到货款后立即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经销商推销洋货向钱庄申请贷款，乐于付出较高的利息和手续费，钱庄坐享其利。这般周而复始，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皆大欢喜。难怪乎气势汹汹的洋商银行也不敢看轻钱庄，不得不与之“攀亲结缘”了。钱庄庄票的名声漂洋过海，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里还陈列有上海福康钱庄的一张庄票哩。

世事如苍狗白云。1952年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改造，所有私营银行和钱庄都参加公私合营银行，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从此上海的旧钱庄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收进了金融词典。此乃后话。

徐学初作品《钱庄街旧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