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胀”成为家常便饭

当“通胀”成为家常便饭

10岁那年，我在崇明路小学组织的联欢活动上说过一段相声，班主任张剑和老师写的脚本，我逗哏，卞炯同学捧哏，欢声妙语，说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沧桑变迁。许多内容早已忘干净了，唯有一处“包袱”仍记忆犹新。为了证明国民政府时期货币贬值、民穷财尽的悲惨情景，我用了一连串形象化的数据作比喻：当时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1年可买一头猪，1945年可买一条鱼，1946年可买一个鸡蛋，1947年可买五分之一根油条，到了1948年，只能买两粒大米……每说及这些近乎荒诞的金融往事时，令小伙伴们惊叹之余，捧腹不已！

没想到30年后，我出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对于这段旧中国金融濒临崩溃的史实，有了更为详尽而生动的展示。那些老掉牙的金融文物，静悄悄地停泊在展柜里，成为思绪摆渡的具象码头：一张新疆省银行1949年发行的“陆拾亿圆”钞票，乃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惜乎在当时的上海只能买到70余粒大米；一套17张连续的电车月票，1948年1月每张法币12万元，到9月就涨到法币1 000万元，10月法币改成金圆券后折合3.33元，转眼到了1949年5月，又涨到金圆券112.5万元，如折合法币为3.3万亿元，前后涨幅竟达近34万倍，真正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通胀的忧患。而这贻害的进程，自从有了可以脱离商品本位发行的纸币之后，就变得愈加离奇。这真是应了欧文·费雪教授1911年说的那句话：“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

通货膨胀，从纸币远未出现的古代就已经有了。《宋书》记载：“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涎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又如《魏书》记载：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可造钱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

新疆省银行60亿元纸币

不过，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算是出现在纸币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在金属铸币时代，货币无论怎样贬值，总得有一些铜、铁作铺底，“穷归穷，屋里还有三担铜”。到了纸钞时代，则全凭发钞当局的胆量了。

而“通货膨胀”一词，据说是起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绿背”，占战争费用融资的13%，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超量的发行，使得“绿背”币值迅速下跌，物价上涨，好像空气吹入布袋似地膨胀起来，于是被称为通货膨胀。而在同一时期，南方政府制造了更大的通货膨胀，因为南方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发行纸币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胀率达到战前的9 000%。这样的海外奇谈，听来好气又好笑：有个小偷去邻居家偷东西，看见一个竹筐里边装满了钱，赶紧把钱倒了出来，只把竹筐拿走，逃之夭夭。

我这一辈中国人，主要是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民国那次恶性通货通胀的。翻开《中国历代货币》一书，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简明而直白：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后来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使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余亿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 000亿元；及至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以上，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 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鉴于法币病入膏肓，南京政府急病乱投医，于1948年8月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圆券”(每金圆含纯金0.222 17克)，以1比300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圆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 303 046亿元，堪称天文数字，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

从法币走上中国货币历史舞台的短短十几年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不断加速贬值，最后完全形同一张废纸。

手头的三幅木刻风格的宣传画，留声机一般地摇曳出残存的岁月音符。伴随着物价疯狂上涨，一脸风霜的老大妈，颤颤巍巍地站在中央银行大楼门口，望着漫天飞舞的纸币，发出阵阵“我的银元”的凄厉呼喊，一副惊慌失措、孤立无助的神情；面对国民政府热衷内战、军费开支数额庞大、财政赤字连年不断的危急状况，瘦骨嶙峋的市民只好捧着饭碗“向炮口要饭吃”；而纸币购买力持续下跌，居民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对政府的信心一落千丈，布衣百姓一命归天，连三长两短的棺材板也买不起（其时报章记述“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400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唯以纸币裹身，死不瞑目……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一拿到纸币，仿佛获取一只烫手的山芋，忙不迭地尽快用掉。货币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掐秒表计算了。坊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雪团，放会就化掉。”

我的银元，我的……

对于大多数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如脱缰般野马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让他们一贫如洗的生活雪上加霜。当年报纸在叙述通货膨胀的情状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一般贫民大受威胁”。语言虽抽象，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向炮口要饭吃

钞票满天飞，人人活不了

1948年10月13日出版的《大公报》，在一篇题为《东盼西盼盼来失望，广州百姓无精打采》的报道中描写：“物价一天数变，这时不买，转一下身又是另一个价”；“商人们都有这般心理：货一出门，恐怕就再买不进，为着保险，就干脆更提高些”；所有的日用品市场，几乎全部“随人喊价，同是一种东西，同是一个时候，而价钱却可以相差甚远。因为卖的根本就不大想卖，宁存货不存钱，所以买不买由你”。还有更噱的：上海一家西药房门前的挤购行列中，甲客突然回头问乙客：“你预备买什么？”乙想了一下，反问：“你要买什么?”甲回应：“有什么买什么。”有一做苦力的从货架上随手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老百姓是被要命的物价逼急了啊！

杨格的《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报出了一串数字：1938年中国的零售价格上涨率为49%，1939年为83%，1940年为124%，1941年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1944年为231%，1945年1至8月为251%。纷乱难解的年月里，人们核算日常经济成本，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全国许多地方蜕化到物物交换的原始交易形态。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示了南京政府即将寿终正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货膨胀的成因，错综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如果说，在战争、灾害、资源贫乏、供应紧缺的形势下发生恶性通胀，尚属情有可原；但若是在手中掌握大量资源，市场供应充足，甚至生产过剩情况下发生严重通胀，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就该打屁股、罚“立壁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