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升华了大豆

豆腐升华了大豆

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乡村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经典小说，都提到了一个曾经在田野阡陌活跃度很高的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

惭愧啊，这些小说我都没有看过，只读过中学课本里的《梁生宝买稻种》，《创业史》里的一段，其中5分钱的汤面和不要钱的面汤，让我记忆犹新。作品描绘的那段互助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生活情景，恍若隔世，然则，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鲜活感人。尤其是梁生宝带领刚刚解放的贫苦农民，在缺少口粮，无钱购买，而富裕农民又不肯借贷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组织劳动力进山砍竹子，扎成扫帚卖给供销社，开展生产自救，从而运用合作化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共渡难关，令读者印象至深。梁生宝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有党的领导，和供销社拉上关系，又有国家银行做后台老板，咱怕什么？”

是的，有了粮袋子，又有钱袋子，真的没啥好顾虑的。透过这幅宣传作品的背景，可以看见青砖黑瓦的乡村建筑门口，赫然挂有“中国人民银行”、“供销合作社”两块招牌，屋里屋外挤挤插插，踏破门槛。画面中的老农，一手搭着空麻袋，一手紧握储蓄存单，“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脸上露出了收获的喜悦。自然想见，庄稼汉子肯定是刚刚把粮食卖给了供销社，转瞬又将粮款存进了银行，一出一进，一买一卖，一兑一存，相当满足。画曰：“卖了千斤粮，余钱存银行，来年开春后，用到生产上。”

两块招牌，比肩而立，恰似天地同辉，日月齐明。这两家机构，在农民兄弟的心目中，是何等的举足轻重！

供销合作社，几乎是与共和国同时成立的民间合作经济组织。起初，由农民入股组建，原始积累为农民的股金，本着为农民服务的宗旨，积极供应农民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用品，并接受委托收购和推销农副产品，在“保障物资供给，促进生产发展”为使命的解放初期，一直充当着物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的主体。从字面上掂量，供销社虽然也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实行股份制，按股发行股票，但它不能转让，不能抵押，不具有流通性，可以“退股”，与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中工商业的“合股”方式颇为相似。

卖了千斤粮，余钱存银行

当时，供销合作社被赋予三项政治任务：与投机商作斗争、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扶助和组织小生产。供销社一度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去帮助、教育、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小生产者的最主要形式”，“是合作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国家发展合作社工作的主要环节”。

于是乎，从农村到城镇，从批发到零售，纵横交错，熙来攘往，肩挑背扛，送货下乡，供销社与农民兄弟建立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政府为了鼓励供销社的建立和发展，也给予了政策倾斜，譬如新建供销社一年内免交所得税，营业税减收20%，人民银行向供销社的贷款利率低于向国营贸易贷款利率10%，等等。“东风漫卷红旗舞”。到1952年底，全国基层供销合作社已发展到35 096个，社员14 796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9.4%。供销合作社有职工100万人，拥有股金23 900余万元。1952年，收购农副产品金额达37亿元，约占当年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总金额的60%，其中粮食占40至50%，棉花占79%。

诚如豆腐升华了大豆，薯片升华了土豆，历史上，供销合作社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提升作用，必定是极好的。当然，任何形态的生存，有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这年头，旧的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已经断流，农民过去长期仰仗的供销社，已从原有的农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实体，幻化成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的“公”字号经济，不可能再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流通服务，只能说是貌“合”神离了。

撇下供销社暂且不表，宣传画里显露的另一块招牌——被梁生宝称作“后台老板”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农民兄弟有了天然的密切联系。

户户有储蓄

作家叶辛在《乡间银行》一文中深情地记述：那一年（1979年）我开始有钱了，是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出版，出版社把稿费给我汇了来，有那么几千块吧。他们没有通过邮局汇，而是通过银行汇的。我住的猫眺河畔在深山峡谷里，到小菁区的银行储蓄所要走四十多里崎岖的山路，少说要走四五个小时呢！银行自己找上门来了。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老汉，一个是小姑娘。老汉拄着拐杖，小姑娘一双眼睛溜圆。他们找到我以后非常地热情，老汉乐呵呵地说他走了四个半小时，不过他仍然很高兴，因为这是他干银行一辈子，给私人送的最大的一笔汇款……只不过，宣传画中的人民银行和供销社开在了一道，仿佛4S店开进了汽车销售行，唇齿相依，情同手足，和叶辛写到的送上门的稿费一样，让众多庄稼人拍手称便。

说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国家银行乃至商业银行嫌贫爱富，均未单独开办农村储蓄。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作出部署，一方面按区域建立银行营业所，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农村开始重点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组织。这一年，上海在郊区农村创办了信用组，但由于农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农村贫困户较多，大部分农民无存储能力，再加上储蓄品种单一，只办理活期储蓄，凭折存取，存款余额好比屋檐底下放风筝，怎么高也有限呐。

户户有存款

直到农业合作化风起云涌，农民的袋袋里有了几个角子，农村信用社职工忙着走村串户，背包下乡，登门宣传服务，逐步打开了农村储蓄局面。且观一组反映农家储户踊跃参加储蓄的宣传画面，即可略见一斑。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农民在平时愿将暂时不用的钱参加储蓄，秋收后有30%至40%农户把售粮售棉款自觉存到信用社。至1957年末，上海农村储蓄余额1593万元，比1954年增长4.88倍，平均每年增幅1.63倍。谁晓得好景不长，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信用社下放到人民公社，失去了自主经营，严重挫伤了职工经营积极性。这期间，农村处处“大跃进”，人民公社盲目向社员集资集物，农村信用社为此开办了“实物存款”业务，把社员的农具、木材等折价归集体使用后，由信用社向社员开具实物存款存单，同时由集体向信用社承担贷款债务；之后拨乱反正，根据中央文件规定，作“一平二调”款退还给人民公社处理，实物存款戛然而止；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后，农村信用社“交权”给贫下中农管理，后来又搞起了“行社联营”的名堂，实行所谓“对外不分家，对内再分家”的政策……就这样起起落落，反复折腾，农村储蓄几近“死蟹一只”了。

浩然在回忆创作《艳阳天》的状态时感叹，“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唯累过，方得闲；唯苦过，方知甜。漫长岁月里，我们一头扎进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抬起头来，眼前已是一片艳阳天……

节约储蓄保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