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宏观制度变迁

8.3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宏观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这一连续过程的路径很难被事先设计，所以制度变迁的结果也就很难被准确预料到。政府可以以强制力推行一种制度变迁，但无法完全干预制度变迁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也不能隔离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也就不能用所谓的成本效用分析法事先去衡量制度变迁的最终绩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作为政府的一种强制性安排进入之后，其引致的微观制度变迁和宏观制度变迁与东道国的初始政治经济基础有关，也就是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所以同样的制度安排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制度变迁效果。比如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述的很多宏观与微观制度变迁效应就不会发生。原因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投资主体多元化，实行雇佣劳动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同处于竞争环境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获得国民待遇，它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企业间合作与竞争的行为规则没有明显的“诱变”效应。而对于中国来说，同样的经济活动就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引导制度变迁的路径，使其向着政府目标函数的方向演化。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规定，对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并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拉动作用。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法规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初的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引资，到依靠立法完善投资环境引资，再到给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使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反映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要求和愿望。在这一政策法规调整完善过程的不同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