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分配效应

8.5.1　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分配效应

有研究表明，外资流入会导致一国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率发生改变，资本的流入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本国资本的租金却下降。于是，那些劳动力拥有者会欢迎投资，而资本拥有者则会反对投资。结果国内资本偏向于反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政策，而劳工则希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且鼓励出台吸收外资的政策。从产业的角度看，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同样会使面向出口的产业和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产业受到不同冲击，并因此形成对政策的不同政治态度和偏好。在企业层面，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所导致的竞争加剧，处于衰落市场中的、缺乏竞争力的生产者将会欢迎那些非自由化的投资政策，而国际化导向的生产者和与它们产业相关的跨国团体，将会一起支持开放性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就像它们对待贸易政策一样。⁽¹⁾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的分配性效应相当复杂，但在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尤为重要。

1.促进改革

中国封闭政策的终结是从准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以及给予经济特区优惠政策开始的。国际化的自然受益者，如轻工业、农业、沿海省份等就争先恐后地利用市场开放以及外国企业所提供的机会，纷纷通过引进外资、将产品销往海外市场而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示范效应的结果是在国内引发了寻求全球市场机会的极大动力，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微观层面上的行为创造了非组织性但却是狂热的增强与全球联系的要求”。⁽²⁾

此外，外国资本也为新兴组织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刺激，并扩大了涉外管理部门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区域和投资领域上开始逐步扩大，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也建立起来。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出口贸易、技术进步和管理经营等方面效应的显现，逐步提高了新兴部门和涉外经济管理部门(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贸易合作部门、工商管理部门、海关等)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这些机构通过强化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联系，获得权力、影响力和各种利益，进而成为推动对外开放的重要体制内力量。

2.强化地方政策的制度创新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央逐渐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过程，地方政府在享有更多经济和管理自主权的同时，也承担着中央政府转移给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责任，而财税改革带来的地方收入和支出之间的挂钩，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要实现自己的责任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并且较低层次的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对自身资源的依赖性更大，特别是来自基本建设、农村发展、城镇计划、食品和消费品补贴、社会福利、教育、公众健康等方面的支出大多要求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收入。

分权制制度安排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主动性。由于外国资本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资源，甚至构成了地方收入和就业的关键来源，这就赋予了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力，地方政府也会采取各种措施将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偏好作为自身的政策偏好。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往往有很强烈的动力去满足外国投资者的要求，最终的结果表现为地方政策在吸收外资方面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制度创新动机。当然，地方政府的一些行为会导致外商企业攫取更多的好处以及其不良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却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追求自己的改革政策以及进行当地的经济制度创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进而增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谈判力量，削弱了中央政府不合时宜的规制措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吸引外资而展开的竞争性自由化也同样削减了中央政府的规制措施，从而推动了中国政策的自由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