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分析

11.1　利用外资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分析

11.1.1　利用外资造成环境污染的成因

关于外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目前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外商直接投资(FDI)会引起消极的环境后果，外资虽然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会导致更多的工业污染乃至环境退化。围绕这一观点引生了两大假说：

其一便是“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Walter＆Vgelow，1979;Walter，1982;Blackhurst，1992;Dean，1992;Jensen，1996; Kolstad，1996;Baumol＆Oates，1998)，主要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并且，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竞争压力使相对不发达国家政府有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或放松环境规制的动机，从而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现象(Markusen，1995;Dua＆Esty，1997;Porter，1999)。Wheeler(2001)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吸引外资力度的逐步加大，中国的城市污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空气质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研究有力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潘申彪、余妙志(2005)采用1986—2003年浙江、江苏和上海三地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废气排放量数据，进行了FDI和污染的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的结果是江苏、上海的汇总数据通过了Granger因果检验，即FDI是它们污染的主因。因此作者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而张成(2011)则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资和外资工业部门在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上的污染排放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废气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技术效应上，内资工业部门比外资工业部门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废气的技术效应、废水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规模效应上，外资工业部门比内资工业部门更容易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该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最近，屈小娥(2012)又以中国省级经济单元为分析对象，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动态综合评价原理，通过构建具有“三维”特征的环境污染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各省1990－2009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研究了影响环境污染变动的决定因素。在其实证研究中，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回归系数为正，东部地区系数检验虽然不显著，但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系数检验显著，证明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

其二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假说(Grossman and Krue2ger，1995;Bandyopadhyay and Shafik，1992;Selden，1994，1995)，即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基于EKC假说，杨海生和贾佳(2005)通过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外资、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探讨了外资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他们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外资对环境有负效应，并且增加了中国越过EKC顶点的难度。而张德强、谭晶荣(2006)则从产业和地区的角度分析了EKC假说在中国的具体状况。从行业分布来看，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所在的第一、三产业的项目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在的第二产业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从地域分布来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东部对我国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晓峰(2011)采用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FDI与四类污染排放数据，通过OLS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增长与环境污染变化之间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FDI与废气、二氧化硫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烟尘、粉尘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FDI对废气、二氧化硫的影响最为显著，反映了目前长三角地区FDI存在一定的环境负效应。他基于EKC假说，进一步测度了引入FDI因素后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演进趋势，认为，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长三角地区倒“U”型EKC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会出现“N”或“～”型波动特征。围绕着两大假说，国内学者一般通过两个角度来对外资与环境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种角度是基于地区数据和产业角度来分析外资与中国环境恶化的关系，通过分析地区差异，得出FDI对中国各地区存在不同的影响，李国柱(2007)采用面板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发现我国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证据。同时，他的文章指出，FDI对SO₂的影响并不一致，在东部和西部，FDI是SO₂的格兰杰因，但在中部不是，这表明外商在我国投资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刘荣茂和张璐(2010)基于江苏省1985—2005年FDI以及工业“三废”的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且拟合了线形模型，发现与内资企业相比，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江苏省环境的污染更明显。李斌和郭庆(2010)运用经济增长贡献率和区位商(LQ)对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中近三分之二的产业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平均贡献率高于全部产业的平均贡献率。

还有一种角度是基于全国数据分析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温怀德、刘渝琳、温怀玉(2008)运用2000—200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以价格为权重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检验外资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其检验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与FDI整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在对外贸易中，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基于其检验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应调整出口与引资政策，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周力和应瑞瑶(2010)基于1992—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作了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作用，仍将促使我国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加。

11.1.2　利用外资产生环境污染的渠道

根据两大假说，探讨了利用外资使我国环境恶化的成因后，我们势必就要了解利用外资使环境恶化的渠道。其中，大量的外资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产业便是最主要的渠道。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一个研究课题组所公布的一份经济发展调研报告中的资料数据显示，我国1995年在资源消耗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的外商规模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总量中占据了大约30%的份额，而这一份额发展到2005年，就已经高达84.19%的比例。和这种趋势相反的是，我国环保产业领域投资的的外商占据全部外资企业的比例却在0.2%以下。陈静(2011)也在其文章中提到，从总量上看，外资的大规模流入直接导致了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1990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1990年大约为2.28%，2008年达到29.74%。从外资流入的行业结构来看，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是外资流入的首选行业。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均超过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比重高达70%以上。2008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11 568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8.9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比重分别达到42%和54%。进一步观察外资在制造业的投资分布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三资”企业在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资产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均大幅增加。2008年，外资投资主要集中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如造纸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等，其资产份额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45.69%、35.09%和45.5%。另外，祖强和赵珺(2007)通过对200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也得出结论，我国吸引的外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具体而言，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点呢?刘新英(2007)认为我国过度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及环境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了外资通过以上渠道对中国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多年来，许多地区和部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招商引资数量和就业目标，对外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为吸引外资，往往忽视环境污染。一些境外投资商以此为契机，在我国兴建污染防治费高、处理难度大、易给东道国带来严重污染的企业以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严格的污染治理。王芳芳和郝前进(2010)通过构建包含环境政策因素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证明了这一点，表明环境政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的环境政策能在短期内吸引到外资，但却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增加环境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且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

另外，周力和应瑞瑶(2009)则基于传导机制，构建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后，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证明了外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而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也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由于中国各个区域环境管制程度确实不一，就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张彦博和郭亚军(2009)通过对外资发生环境效应的条件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了外资的环境后，也指出我国外资的存量增加所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了污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