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董仲元
政 治 面 貌 中共党员
离休前任职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分行
职 称 高级经济师
负责离退休干部工作的王斌同志,希望我回忆一下亲身经历的银行工作。他说你在银行工作了四十多年,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经历,本身就是个故事,一定会对我们这些后来银行工作的人,有许多启迪和教育的地方。
我觉得过去所做的都是一些极平淡无奇,普普通通的工作。我属于新中国刚成立就参加银行工作的第一代银行工作者,在银行工作四十多年直至离休。我亲历了新、旧中国两重天翻天覆地的巨变,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使我得以茁壮成长。我的老家在吉林市,1948年3月家乡获得解放,当年我14岁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部哈尔滨军事工业专门学校。当时国家的经济条件还相当艰苦,吃的都是粗粮,有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一次吃晚饭,有的学员把土豆的皮都吐在饭桌上,被学校后勤部长看到。他立即把学员们叫到一起,当场把学员们吐在饭桌上土豆皮全部吃了,并且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长征时,连草根、树皮都吃,才取得革命胜利,要永远不能忘了过去,要永远地牢记艰苦朴素,这是中国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到现在,已过60多年,有许多事情都已忘记了,可是唯独这件小事却一直铭记不忘,它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回忆中还清晰浮现。
我于1949年,被分配到鸡西市军工厂去实习。当年正直新中国成立,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载歌载舞、狂欢,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等响亮口号!用各种形式抒发内心的无比喜悦情感。我手持小红旗,与大家一样,喜悦心情无以言表,当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声音,热血沸腾,深受鼓舞,暗下决心,今后一定努力学习、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尽力。
1951年,我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工作,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为控制市场货币流通量、稳定物价,银行实行了严格的货币政策以稳定民心。当时我是一名货币管理员,责任重大,卖力地去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工作很出色,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自己的贡献。1953年,国家经济恢复后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成为一名银行信贷员,根据领导安排,深入到企业去,认真地了解企业材料购进和库存状况,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了解应收、应付款情况,查看资金平衡表及相应财务账数字变化状况,仔细地计算贷款的物质保障是否充足,以便能及时准确给予贷款支持。这样既不造成贷款的浪费,又可使企业生产经营得以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信贷资金的利用率。我在工作中一直保持勤奋、刻苦、好学、上进的那种热情。
1978年之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银行等金融部门的体制也相应地不断变革。1984年,我参与了人、工两家银行分设的全过程,我被分配到人民银行任调查研究科长兼任金融学会秘书长工作。我科负责对金融改革中遇到难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工作。当时我们科人员很少,但需要完成的调研任务却不少,经过全科人员齐心奋力工作,各项调研任务不但都按时完成,而且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手中余钱多起来,可是却出现储蓄排长队现象,甚至托人走后门存款等问题。我们针对存款难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地调查,依据调查情况,提出了具体对策,包括建议尚没有开办储蓄存款业务的专业银行,都要开办储蓄业务,已有储蓄业务的银行要尽量增加网点。我们的建议受到了领导重视和各专业银行积极响应,很快解决了储蓄难问题。我们还配合地方政府制定二十年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担负金融部门二十年发展方向的制定工作,另外每年都参与地方政府组织各部门社科课题研究,调研课题每年都分别获得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有些成果如关于城市中经济如何调控课题,被汇编成册出专辑。我们针对金融业经营方向问题及各家银行贷款呆滞情况、风险情况及贷款企业贷款使用情况等问题,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如到抚顺钢厂、铝厂、新抚钢厂、洗化厂、有机玻璃厂、水泥厂、石油三厂、电瓷厂等企业进行配套调查。其中对新抚钢厂的调查材料被市委政策研究室选登在内参刊物上。1995年,我们承担了市人民银行与市科委、市财经顾问组共同担负的“我市资金紧缺原因及对策”调研课题,资金紧缺是当时影响我市经济迅速发展的突出障碍,市政府十分关切。我们抽调6名骨干人员组成调查组,进行大量调研工作,发现我市资金紧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深层次和潜在问题,又有旧的体制和历史长期的积攒,既有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又有外部环境不公平的客观因素,是诸多社会的和经济问题综合反映。从财政方面看,地方财政支大于收,财力严重不足,当年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弥补上年资金缺口,地方公用事业,城市建设欠账越来越多,教育和民政事业所需资金长期得不到补充;从企业方面看,生产和效益逐年下滑,生产处于低负荷运转,造成生产极大浪费,一些新的项目也不能按期投产、达产,不能形成新的应有产能和效益等等。针对这些原因,我们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解决偷漏税问题;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活动,严控不合理开支;向上级如实反映我市老企业多、陈欠过多、历史遗留资金问题过大等实际问题;还有企业拆旧核算,保值和增值因素;企业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当实行行业乃至全社会统筹办法公平分担;银行和财政要搞好协调,合力促进企业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杜绝资金的流失和浪费;要加快地方政府职能,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减少盲目性、企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步伐应当进一步加快,以使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快速得到增强等。这一调研成果,受到市政府的重视,课题本身也获得市级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们依据基层金融改革实际状况,就应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问题,选择某些课题调研。如关于“成立科技开发实业银行建议”的课题,就成立科技开发实业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科技开发银行的性质和作用,科技开发实业银行运营的基本思路等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此课题除被评为社科优秀成果奖,还被选登在省级金融《辽宁金融》1997年3期。
另如,“关于提高金融整体效益思考”的课题,就当时金融资金整体效益不佳的现实状况,包括使用分散、管理粗放、死滞较多、增值乏力等问题,提出了三条具体意见和建议:一是成立金融咨询中心,集中一些金融和经济界专家,对区域和各行业的金融资金使用状况,投资方向、效益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可行性、可靠性论证,并为金融贷款项目实行经济担保;二是各家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金融资金管理机制,搞好资金管理制度化、科学化及效益优化等方面具体措施;三是积极探索银企间除借贷关系之外的一些有益新关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合力作用。这一调研成果,除获市社科类优秀成果奖外,也被选登在省级金融学刊上。关于进一步提高金融水平方面的课题,如“完善金融监管目标新思考”,针对当时金融监管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包括:要对金融业整体布局的合理性进行监管;对金融决策机制的科学性、宏观效益进行监管;对金融资金的投向、投量是否合理进行监管;对金融业内相互竞争是否有内耗问题进行监管;对金融内部的管理水平进行监管,以鼓励先进帮助落后;对金融业自身的效益进行监管等。这一课题成果被选登在省级金融杂志1998年3期上。
我们的调研成果共几十篇,被有关部门采用及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我们的调研成果以创新为重点,因此对改革和发展,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多方面内容的建议和意见均与后来不断改革的实际相吻合。因为改革和进步的实质,就是创新,社会不断进步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科还担负对全市银行统计报表的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此外,我们科还肩负金融学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各种课题的研讨会举办工作,编辑出版学会的内部刊物《抚顺金融》和《抚顺金融信息》,每年编辑一本抚顺金融年鉴。这些工作激发了全市广大金融工作者学知识、钻研业务的热情,对金融业干部队伍的素质全面提高和工作成效起到强大推动作用。我在银行工作的四十多年,除业务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外,还经历了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使我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
总之,我在银行工作的四十多年中,在党和国家培养下,取得了很大进步,我18岁就被任命为货币管理股股长,之后相继被提拔为科长、支行行长、副处长、处长、金融学会秘书长、评为高级经济师。离休之后,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工资与在职人员同步提升,药费全额报销。近几年两场大病,药费花去十多万元,都给报销了,我无忧无虑地、健康愉快地生活着。这一切都是国家和银行给的。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新中国。我现在每次回忆四十多年走过的历程,心情就激动、感慨。我们这代银行工作者,工作虽然都极其普通平常,但感到很自豪的是:我们的热情都始终是高涨的,不论做哪样工作都非常认真、卖力,其动力源于我们亲历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天地之别,亲身感受到新中国不断进步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祝愿新中国永远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我们也希望现实社会出现的某些个别现象,如唯利是图,贫富过大,腐化堕落等不健康因素,极早得到根治,使社会更加和谐,百姓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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