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受到挑战

“那些职责就是揭露这些事实的人,为什么没能揭发这些问题呢?”美国一向标榜的市场诚实信用原则,在这里受到极大的讽刺。

安然公司申请破产后,其弄虚作假制造虚假利润的做法,立即成为千夫所指,万人所责,但这已经无法弥补那个巨大的窟窿,无法阻止一个超级企业的崩溃,无法挽回成上千万投资者的损失。《纽约时报》质疑,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人指出这些问题,揭露这些问题呢?那些债权银行的分析师、华尔街的评论员、审计机构的会计师、新闻媒体的“无冕之王”以及监管机构、法律机构,难道全部都被安然公司的欺诈手法蒙骗了,而他们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吗?这显然是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情理的。

实际上,早在三年前的一次合并失败中,就已揭示出安然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问题,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家德国公司的官员透露,三年前,该公司曾对安然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令人担忧的结果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与安然的合并计划。但这份调查报告并没有被公布于众,安然的问题就这样继续被隐瞒着。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家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公司当时叫做费巴,1999年曾计划同安然合并,但双方出于各自原因中止了合并交涉。据当时参加谈判的官员回忆,费巴公司担心安然会最终将其吞并。同时,费巴对安然当时的债务状况和“激进的财务实践”也表示担忧。公司官员回忆说,来自普华永道的咨询人员告诉费巴,安然通过复杂的账目和各种手段从账簿上抹掉了数亿美元的债务,而它的实际收支状况要比看起来糟糕很多。

尽管没有正式公布过任何信息,但据知情人透露,当时安然和费巴都想在欧洲放松能源管制之时获取利益,它们甚至已经讨论同意将新公司的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并由费巴的主席担任新领导。但同时,费巴委托普华永道的一个小组对安然进行调查。经过2周的分析,这个小组给出了一个与安然光辉外表相去甚远的结论,这让费巴判定安然在债务问题上隐瞒过多,并最终作出了中止合并的决定。

现在看来,当时费巴所触及的正是最终导致安然公司在2001年秋天出现危机的原因。证券专家认为,如果当时华尔街和联邦人员能更用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几年前合并伙伴对安然的怀疑已显现出其内部存在严重问题。据银行和咨询人员介绍,当时参与费巴与安然合并的除了普华永道,还包括高盛公司、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和麦肯锡公司等大型金融投资公司。但一些人抱着明哲保身的想法而装聋作哑,没有将其真实情况公之于众。照他们的说法是安然的背景很硬,并不是一般人惹得起的,“聪明”的做法就是不闻不问。

《纽约时报》甚至认为,从安然的债权人到给合伙公司保险的华尔街银行,从投资方到查阅过账目的审计员,许多人都知道安然的实际状况。但出于众多原因,这种了解没能转化成阻止安然继续违规的实际行动,也没能在2001年秋天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便迫使它公布更多的财务信息。一位调查人员抱怨说:“那些职责就是揭露这些事实的人,为什么没能揭发这些问题呢?”

有人指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安然的监督也是非常无力的。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分析员约翰·奥尔森一直对安然公司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政策管理者,需要更多地了解像安然这种有问题公司的信息,如此才能更早地发现存在问题的财务状况。他说:“像安然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两个分析员就能把问题看清的,必须要求安然公开全部的资料。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强制命令,才能使这些公司避免危机,避免破产。”

我们不排除有些机构与个人确实是被安然公司的那一套财务游戏麻痹了,而没有及时地发现问题;但我们同样也不能排除,有些机构与个人明知安然公司有欺诈行为,但要么是明哲保身、装聋作哑,要么则是为谋私利、助纣为虐。美国一向标榜的市场诚实信用原则,在这里受到极大的讽刺。

在安然公司破产案中,标准普尔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他们在安然公司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前不久,居然还对其保持着较好的信用评价。是被蒙骗还是故意装聋作哑,对此还没有定论。但无论如何,作为信用评级机构,居然在一家庞大的公司即将破产之际还没有发现其问题,显然是难逃其责的。

安然公司的股价近年持续走高使公司高层成功说服外界,其财务状况绝无问题,而增长也会永不终止。公司高层清楚知道,一旦外界对公司的前景深信不疑,所有人只有继续相信这些美丽的谎言。事实上,当安然的账目问题开始暴露后,华尔街分析员是替该公司辩护的最有力的支持者。直至该公司2001年10月17日宣布须调整其账目前,高盛分析员弗莱舍还一直将该公司列为推荐股份之一,显然这其中有利益的驱动。据《华尔街日报》统计,各证券公司单就通过为安然公司承销其旗下公司的股份,就已赚取了约2.14亿美元的承销费用。

曾经有人特别迷信美国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监督形式。但从安然案例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时候,董事会仍然受到管理层的影响乃至控制。如果没有媒体和市场力量施加的强大压力,“独立的董事会”也同样有可能疏于股东委托的诚信责任。

公司董事对股东负有诚信责任,这种责任是股东相信董事会能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基础,也是出现问题时股东起诉董事会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在实际上,董事会很难真正独立,往往受公司管理层的支配。

安然的董事会是怎样的呢?这些董事与安然公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安然在2000年召开了9次董事会,董事每人接受了7.9万美元的薪金。据纪录,安然共签订了7份涉及14名董事的咨询服务合同,还有多项与不同董事所在的企业进行产品销售的合同,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捐款,安然董事会像是一个“有浓厚人际关系的俱乐部”。不难理解,当安然将关联交易递交董事会批准时,自然容易获得通过。这也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利用独立董事进行监管并不是完全有效的。

美国媒体也一度是美国引以为荣的一个监督主体,但其在“安然事件”中的表现却不只是令人大失所望,而是糟糕透顶。

《福布斯》、《财富》、《商业2.0》、《红青鱼》等美国权威财经媒体几乎全部加入到了对安然公司夹道欢迎的队伍。其中《财富》杂志在2000年4月发表的对安然公司极尽献媚之能事的文章值得我们重温原文:“让我们想象一场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一帮老家伙与他们各自的夫人正心不在焉地和着沉闷的管乐跳着华尔兹。突然,一个年轻人从天而降,穿着金光闪闪的舞衣,弹着崭新的吉他,踏着旋转的舞步。一半的老家伙当场晕倒了;很多家伙气急败坏。少数人觉得他们喜欢听这乐曲并随着音乐踏起脚步,开始抱紧新的舞伴。安然公司就是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伙子……”

《红青鱼》在其2001年9月号中还信誓旦旦地号召他们的读者:忘掉微软吧!美国最成功的、最具号召力的、最令人敬畏的——甚至是最招人妒羡的公司已经不是那些来自华盛顿的亿万富翁小丑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休斯顿的——安然!

一贯以揭问题著名的美国媒体,为什么如此卖力地为安然公司当吹鼓手?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猫腻呢?这不能不让人心存疑虑。2002年1月21日,《新共和》资深编辑安德鲁在他的网站上写道:“在安然公司的薪水册上,曾有多少权威写手的大名?有多少人在他们自己的报刊上说了违心的话?他们从安然公司拿了多少钱?”这是安德鲁向记者和专栏作家们发起的挑战。

但很少有人接受安德鲁的挑战。1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公司顾问的身份拿过安然公司的5万美元,但他当时还没有加入《纽约时报》。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媒体的批评家们保持出奇的沉默。安德鲁开始了他的独立调查,以图揭露一干在安然公司顾问团里“兼职”的新闻记者和写手们。

克鲁格曼最终承认一年前他在《纽约时报》与安然公司的一次合作。然而安德鲁认为克鲁格曼和他的顾问团成员应该交代安然公司究竟给了他们多少好处。艾尔文·斯泰尔哲是《旗周刊》的撰稿人,他承认他和《旗周刊》编辑威廉姆曾于2001年11月与安然公司合作写了一篇恭维安然公司的报道,以配合安然公司与同行的一次竞争。

斯泰尔哲还曾为其他的报刊写过很多篇关于安然公司的报道,但直到2001年11月27日之前,他从没向读者透露过他与安然公司的幕后合作。安德鲁不断地给斯泰尔哲发邮件并打电话,追问他究竟从安然公司拿了多少钱,但斯泰尔哲拒绝回答。与之相比,《旗周刊》编辑威廉姆却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2002年1月22日,他通过电子邮件给了安德鲁一个明确的回答,自己从安然公司拿了10万美元的报酬。

另外,两名资深学者也很快承认他们与安然公司有过合作。来自《国家评论》的职员拉里·库德鲁1月22日在国家评论在线上撰文,承认他是安然公司的顾问,并为公司作过两次报告,拿过5万美元的报酬。《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派葛·奴南1月25日透露说,她1997年为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莱写过演说词,她给安然公司开的账单是“每小时250美元,共100～200个小时”。

安德鲁的调查和他在《纽约时报》上措辞激烈的专栏促使人们就安然顾问团问题在媒体上展开了讨论,或许他能帮助记者们重新思考安然公司付钱时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

彻底摧毁美国市场诚实信用大厦的,是负责安然公司审计工作的安达信公司,他们居然助纣为虐,纵容并帮助安然虚报利润。

自1985年安然成立以来,安达信不仅一直负责其审计工作,而且还同时提供咨询服务。据报道,安达信2000年从安然获得的总收入为5200万美元,其中2700万是提供咨询服务的报酬。可见安达信与安然公司之间拥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安达信的一个雇员曾经说过:“安达信休斯敦办公室的太多人得到了安然的好处,如果有人拒绝在审计报告上签字,他马上就得走人。”

由于利益冲突的原因,安达信没有指出安然在会计财务上的违规操作和造假行径。在2001年10月,安然重新公布了1997年至2000年期间的财务报表,结果累积利润比原先减少5.91亿美元,而债务却增加6.38亿。安达信解释称,这是因为安然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将公司发行股权换取了应收票据。这些应收票据在公司的账本上记录为资产,发行的股票则被记录为股东权益。按照会计原理,在没有收到现金前不能记作权益的增加。

在国会听证会上,安达信首席执行官贝拉迪诺承认,安达信确实判断失误,以致纵容了安然在会计方面进行一些违规操作。正是在安达信“失职”的情况下,安然可以将数亿美元的债务转至不见于公司资产负债表的附属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账上,从而使债务隐藏在财务报表以外,同时又将不应记作收入的款项记作收入,以这种偷梁换柱的造假方式虚报公司盈利。

安达信在事件初期企图大事化小,因此只承认在审计不列入安然财务报表的合伙经营项目时犯了错误,没发现安然将债务放到有关合作伙伴的账目上,从而掩盖了财务亏损和虚报盈利。然而,随着对案件调查的深入,安达信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被逐步抖了出来。据报道,安达信对安然弄虚作假的做法早已心中有数。就在安然2001年10月突然发布前3个季度亏损6.38亿美元消息的4天前,安达信内部曾传达一份有可能是涉及安然财务腐败黑幕的紧急备忘录,而目前这份不翼而飞的备忘录正是政府调查机构所希望获得的证据。安达信早些时候的另一份备忘录显示,安达信部分高层人士2001年2月开始对安然的会计程序表示担心,并曾考虑放弃该客户。这表明安达信高层早就知道安然的问题。

作为全球第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安达信,在安然事件发生后,安达信数度出手力图挽救公司岌岌可危的声誉,他们企图将安然丑闻事件的主要责任全部推卸到安然身上。安达信声称,由于安然公司隐瞒了重要的信息,所以安达信才没能够对这个能源大公司的财务产生怀疑。贝拉迪诺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应该是安然而不是安达信承担破产的责任”。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小组委员会4个小时的调查中,贝拉迪诺坚持认为安达信的审计师在安然事件中是不知情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本人并不参加安然公司的审计业务。”调查小组委员会成员保罗立即回敬他道:“我看你不见得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无辜吧。”但贝拉迪诺不得不承认,经过公司内部的审查,安达信已经发现安然事件牵连到比首席审计师邓肯职位更高的人。

2002年1月15日,安达信公司宣布解雇一直在休斯敦办事处负责安然公司审计工作的合伙人戴维·邓肯。但邓肯向国会调查小组透露,他是按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指令行事。1月28日,在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贝拉迪诺发表声明认错,表示有关人员在销毁文件时出现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涉嫌的员工将受到处分。

安然丑闻曝光后,400多名安然雇员对掌管安然账目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提起诉讼,以期通过这场官司挽回自己因投资安然股票而损失的退休金。最后,安达信不得不支付6000万美元以获得和解。其中4000万美元用于补偿安然公司的投资人和前雇员的损失,2000万美元用于偿还安然公司的债务。

这是美国休斯敦联邦法院就安然债权人和前雇员的索赔请求作出的第一项和解安排。不过,这6000万美元相对于安然债权人和前雇员所声称的290亿美元的损失而言,只能算作杯水车薪。

虽然赔了巨额资金,但安达信的职业信用已毁于一旦,最终它不得不走上了与安然相同的命运,89年的会计审计历史宣告结束。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详细介绍。

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库特纳认为,愈揭愈深的安然丑闻可能会打破整个有关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理论体系,因为那套所谓市场可以自我净化的理念,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作为一家贸易公司,安然声称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的完美体现。实际上,它涉嫌任用亲信、进行钱权交易、制定使内部人获利的规章和破坏高效市场所依赖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需要制定合乎公众利益的规章。库特纳认为,没有必要回避制定规则的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本身需要具备从管理金融、知识产权到限制破坏市场效率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各种规则。如果你认为在没有强健有力且关心公众利益的政府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照样可以运转,那就请看看莫斯科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例子。他还犀利地指出,要进行管理就必须使政治不应因行贿受贿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