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在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像垄断优势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那样具有理论突破性的成果，主要是修正、检验和发展原有的理论，并推动研究更贴近现实。
（一）对主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巴特利和高歇尔（Bartlett and Ghoshal）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作了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相比，该模式强调了成本因素的重要性，将其从技术优势和区位优势中独立出来，较好地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
刘（Scott Liu）对内部化理论进行了间接的验证和补充。他认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内部化的决策本身，就是在向市场提供信息，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1980年代，邓宁提出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邓宁通过对67个国家的研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将一国的直接投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水平各不相同，从而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动态化发展。第一阶段是人均GDP低于400美元。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几乎没有直接投资流出，略有直接投资流入。因为处于该阶段的国家总体投资环境较差，没有区位优势，无法吸引外资；也因缺少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无力对外投资。第二阶段是人均GDP在400至2 500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增加，但流出很少，净流入额较大。处于该阶段的国家投资环境有很大改善，但所有权优势增长仍有限，少量的直接投资流出主要集中在邻近国家。第三阶段为人均GDP在2 500至4 000美元之间，这类国家为中等或中上等收入国家，处于该阶段的国家，虽然直接投资净流量为负值，但流出速度已经超过流入速度。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大大增强，成为真正的对外投资者。此外对外投资增加还因为国内竞争加剧，区位优势下降。第四阶段是人均GDP在4 000美元以上。处于该阶段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流出速度大于流入速度，净流量为正值。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的企业拥有很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善于发现和利用外国的区位优势，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的区位优势大大减弱，但仍可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资。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从企业竞争力和国家区位优势的变化出发，从微、宏观两个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折衷理论。
（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或综合动因理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克服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组合作用的结果。直接诱发要素是直接投资产生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及信息等，它既可以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被投资国，如果投资国拥有这方面的优势，投资者就要通过直接投资加以充分利用；如果被投资国拥有这方面的优势，投资者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加以掌握，如发展中国家或次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投资设立研发机构或并购企业来提高本企业的研发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间接诱发要素包括投资国鼓励性的投资政策与法规，与东道国的协议或合作，东道国优良的投资环境，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进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与汇率波动等。如汇率与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剧烈波动的现象。
（三）竞争优势发展阶段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的竞争优势发展阶段理论将国家竞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只从基本的生产要素中汲取竞争优势，整个国家对世界经济周期和汇率的变动很敏感，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生产率可持续性增长的基础较为薄弱。在投资驱动阶段，国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一国及其企业主动投资的意愿和能力。通过大量投资，把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从初级阶段推向更高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基础依然脆弱。在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凭借高技能水平和先进生产技术获得成本优势。这些企业一开始只服务于国内，但在健康的经济环境下，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在这一阶段，企业拥有技术优势和将产品异质化的能力，抵御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强。处于财富驱动阶段的国家，投资和创新动机削弱，推动经济发展是为了保持财富。这一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企业寻求在低风险的情况下扩张企业，导致并购的大量增加。波特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使其有能力走向国外。因此，虽然波特的理论并非跨国公司理论，但这种新的发展阶段的划分补充和完善了直接投资理论。
（四）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型动机的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所谓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是指围绕全球长期目标，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协调公司的内外部资源，安排投资、生产、销售、服务和技术开发等活动，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基于全球战略的投资与基于国别竞争战略的投资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追求全球范围内的最大限度的收益，而不是一时一地的盈亏。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是在国际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交通便利化和低廉化、计算机网络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并促进上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定了原来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国际生产模式，通过对各项资源的跨国界配置、协调和管理，实现采购一体化、生产一体化、研发一体化、营销一体化、财务一体化，真正实现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资源的协同效应，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其投资和生产活动，强调其全球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使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不再囿于在东道国利益的最大化，使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更加贴近实际，并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研发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并购和战略联盟等行为。
（五）跨国公司企业资源观理论
企业资源观理论，是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兴起的企业理论。与传统经济学对企业的分析主要着眼于产品市场分析不同，企业资源观主要从资源而不是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资源定位、资源与业绩、战略选择及竞争优势。
企业资源观理论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资源的竞争。不同的资源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发掘和持续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巴尼（Jay Barney）将资源分为三大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能够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源的资源必须同时具有四个特点：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企业资源观的基础上，费海（John Fahy）提出了跨国公司全球持续竞争优势（global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GSCA）理论。费海认为，资源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的核心，资源不仅包括企业资源，还包括国别资源（country specific resources，CSRs）。国别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①基本国别资源，包括天赋的资源如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这些都是固定的，还有随时间改变的资源如劳动力成本、资本、汇率、税赋水平；②高级国别资源，包括那些需要长期持续投资产生的自然资源，或者高级生产要素如国家的教育体系、技术与组织能力、通信和基础设施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费海认为，在跨国经营中，高级国别资源比基本国别资源更为重要，高级国别资源内嵌于经济的、文化的和制度的环境中，跨国扩散缓慢。它们不是天赋的或固定的但却是长期持续投资的结果，不能即时调整。如同能力一样，高级国别资源也具有相对高度因果不确定的特点。它们是一国制度和经济环境的产物，不容易跨国扩散。所以，战略性的国际直接投资决策除了利用市场机遇外，还应受获取高级国别资源和开发企业资源的驱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家的资源决策对于增强国家的能力非常重要。劳动力成本等资源只能产生短期优势。对不易模仿的资源的投资比如国家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可导致获取更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上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作了微观上详细的阐述，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动因和流向。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类或某几类的直接投资现象。虽然学者们都力图使得自己的理论由特殊推向一般，但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无论在广度上、深度上还是在具体的形式上都大大超出了任何一种直接投资理论所能涵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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