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一）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形成与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统制下，对外贸易只是作为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综合平衡，即四大平衡中物资平衡的组成部分，对外贸易的战略定位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与国际市场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是一种封闭内向型发展模式。我国外贸发展战略是典型的封闭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独立自主进行工业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相应的，外贸发展战略也逐步形成并演进发展。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指标中，贸易收支是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贸易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的主要方式，其战略定位为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历程中，外贸发展战略逐步演进，从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战略、再到事实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在实现中国“三步走”宏伟战略目标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完全封闭式的进口替代战略，改革开放后，逐步探索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在新世纪之初加入WTO之后，进一步实现了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

1．进口替代战略（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后期）

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了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时期，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进口替代战略的重大举措：一是仍然保持较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一般工业品和消费品进口，避免与国内产业产生竞争；二是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控制用汇指标，适度贬值货币促进出口贸易发展；三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四是外贸体制进行初步改革，激发外贸活力；五是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型产业；六是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为我国从完全封闭下的经济逐步探索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作了准备，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同时，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仅完善了我国工业体系，增强了工业实力，为今后有选择性地进口替代，而不是完全进口替代奠定了基础，其在我国对外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这一时期我国外贸增长速度大幅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1979—1987年，GDP平均增速9.96%，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平均增长17.52%和17.56%，分别高于前者7.56个和7.60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4.2%上升到1987年的12.3%，提高了8.1个百分点；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0.76%上升到1987年的1.57%，提高了0.81个百分点，世界排名相应从第34位上升到第16位。可见，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功实现了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即GDP规模翻一番的目标。

2．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战略（20世界80年代后期—加入WTO）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加入WTO之前，我国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战略。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后，我国于1988年提出了“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沿海地区不再与内地争抢出口资源，而是到国际市场“找饭吃”、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同时，对于国内没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重化工业，仍然采取开放式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客观上，形成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战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口替代工业和出口导向工业并存；二是内地进口替代和沿海出口导向并存。

这一时期的政策设计兼顾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选择性地保护而不再是全面保护。二是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三是外贸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四是提出一系列对外经贸发展的实施战略，如以质取胜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等。

这一时期的混合型外贸发展战略极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88—2000年，GDP平均增速9.15%，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4.22%和15.99%，分别高于前者5.07个和6.84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从1988年的11.8%上升到2000年的23.1%，提升了11.3个百分点；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从1988年的1.66%上升到2001年的4.30%，提高了2.64个百分点，世界排名相应从第16位上升到第6位。这一时期，沿海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充分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重大机遇率先发展，促使中国开放型经济上升到一个新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第二步走战略目标，即到20世纪末GDP再翻一番，提前实现。

3．出口导向型战略（加入WTO—2008年）

加入WTO以来，我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出口导向型战略。21世纪之初加入WTO后，随着我国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原来进口替代产业的高关税壁垒无法维持，使得进口替代产业越来越少。人民币汇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各种支持出口的财税、金融等措施进一步完善，贸易便利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国内产业配套、生产能力、物流体系基本以出口为目标，逐渐过渡到出口导向型战略。

需要说明的是，出口导向型战略并非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刻意所致。加入WTO后，使中国原本具有的出口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出口呈现超高速增长态势。同时，进口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国内进一步开放市场，进口规模也得以扩大。但由于总体上，出口增速快于进口增速的“速度差”，形成了事实上的出口导向型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多形式的开放格局，并在新的平台上更充分地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参与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2001—2008年，GDP平均增长速度9.93%，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分别增长26.12%和27.27%，高于前者16.19个和17.34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也从2002年的25.6%上升到2008年的32.5%，提高了6.90个百分点；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从2002年的5.02%上升到2008年的8.89%，提高了3.87个百分点，世界排名相应从第5位上升到第2位。经过21世纪以来的发展，加速了我国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渐提高。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外贸发展战略的演进，我国对外贸易明显呈现三级跳，1988年贸易额是1978年近4.98倍，2001年贸易额是1988年的4.96倍，2008年是2001年的5.03倍。1978—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在绝大多数年份均高于GDP增长率，起到了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现有的对外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后危机时代，必须加快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制定和实施新的外贸发展战略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1．首先，从国内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外贸发展方式和结构做相应转变

这必然要对现行外贸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并制定新的战略。一是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内市场、资源和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产业调整和升级压力增大，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如果继续追求规模、数量和速度，会增加内外部压力。如果出口过快增长，国内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客观要求外贸发展方式必须随之改变，从而迫切需要调整外贸发展战略，以适应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二是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高，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实现的比较利益相对较少，长期存在重规模（数量和速度）、轻效益的问题，与外贸有关的企业也存在重产品、重价格，轻品牌、轻技术和渠道网络的问题。因此，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刻不容缓。

三是要素构成改变，客观要求适应其变化，细分优势。首先，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轻纺等产业）进一步发展；其次，不断提升动态比较优势，促进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机电等产业）进一步发展；最后，形成新的国家竞争优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IT、通信、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并使之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导产业和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2．从国际环境来看，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贸易、投资相对放缓，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步入高发期

一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之际，世界经济增长迟缓，增速减慢，贸易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量和占比上进一步提升更为困难。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将进入相对低迷期，全球消费和国际贸易市场空间相对有限；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促使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将有可能实现“再工业化”，重新重视生产、制造和出口，不仅发达国家市场空间缩小，还有可能与发展中国家争夺市场。

二是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全球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势头增强，贸易摩擦的领域、范围、对象更加广泛。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国内经济刺激计划中，除了技术壁垒、安全壁垒、环境壁垒、公平贸易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以外，在大量新出台的购买国货条款中，有很多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根据WTO贸易技术壁垒（TBT）委员会的统计，近年来，在特定贸易关切事项（specific trade concerns）中，新关切事项（new concerns）数量的增长迅速，已经超过了先前关切事项（previous concerns）。虽然G20第三次峰会强调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力争在2010年达到一个全面、平衡的多哈回合谈判协议，但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剧增，对未来世界贸易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三是环境气候变化对贸易的影响愈演愈烈，为外贸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已成为各方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主渠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各方加强合作的基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已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围绕2009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环境大会，世界各国展开了一场“气候政治”游戏。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主导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规则，包括约束性的减排义务、边境碳税等手段，在未来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领域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同时制约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权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发达国家强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枷锁，制约未来中国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3．中国外贸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必须通过实施新战略逐步加以解决

当前，我国稳居世界贸易大国行列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贸易主体长期由外资主导，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经营主体中的比重过高，本土企业偏弱。

二是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主导，一般贸易比重过低。

三是贸易地理方向上市场集中度偏高，新兴市场有待开拓。

四是贸易进出口不平衡，由此引发贸易摩擦。

五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不均衡。这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定位。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总体要求，以全球眼光、国情意识、战略思维、改革创新精神以及大国责任感，赋予外贸发展战略新的内涵与定位，从着眼于外贸自身发展向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转变，从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向促进我国与世界共同发展转变，从巩固大国地位，推进由大到强转变的总体目标，确定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发展新的战略定位。

1．中国外贸发展新战略的内涵

后危机时代，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步入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为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新战略的内涵应当明确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着眼于自主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提升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1）发展战略：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在发展战略上，从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一是保持货物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注重进口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面积极作用，注重进口在解决国内资源和环境、维护宏观经济均衡、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改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资源进口的主导权，降低大宗商品进口的风险。二是注重减少服务贸易逆差，保持服务贸易均衡发展。鼓励重点领域服务出口、有序承接国际服务贸易转移、创造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国内环境。三是既要注重外需，又要注重内外需协调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转变。

（2）发展模式：向注重贸易利益，改善贸易条件，稳定拉动模式转变。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发展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在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要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实现国际贸易的利益最大化，不断改善贸易条件。

（3）发展方式：向注重质量、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在发展方式上，从追求数量、规模、速度、粗放、外生、扩张型的发展方式向数量与质量并举、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并重，速度适宜与效益提升并存的集约、内生型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改变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合理反映出口商品的劳动成本、环保成本和资源成本，使企业利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增强在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进出口商品的议价能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2．中国外贸发展新战略的定位

后危机时代对外贸易发展新战略的定位是：全面融入全球化，发挥综合优势，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国际地位。

全面融入全球化，就是指发展对外贸易要坚持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理论为指导，这就要求对外贸易发展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最新形势，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

发挥综合优势，就是指对外贸易发展既要吸收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也要吸收新贸易理论的合理内核，更加注重和培育对外贸易综合优势，获取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综合利益。即应当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产品，进口比较劣势产品，从而获取源自进出口两个方面的比较利益。这要求我国既要积极促进出口，也要合理扩大进口。与此同时，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技术差异、产业集聚、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垄断等因素，在更高层次上获取国际分工利益。

因此，在对外贸易发展中，不仅要基于既有比较优势，还要培育动态的、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结构、基础设施、经济制度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优势，实现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拉动经济增长，就是要吸收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理论的合理内核，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出口贸易对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仅有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面向出口的产业在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动机”和“引擎”。这一命题为近300年世界大国交替崛起的历史经验所证实。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吸收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合理内核，充分发挥出口贸易对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倍增效应，这就要求一国应保持适度的顺差规模。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属于“注入”，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而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属于“漏出”，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减效应。只有当一国进出口贸易为顺差时，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国民收入。因此，保持适度贸易顺差，有利于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从而实现共享贸易福利，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提升国际地位，就是要吸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积极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全方位培育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当今世界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是由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状况、产业配套能力、公司组织与竞争、国家战略、经济制度等综合因素所决定，尤其是取决于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这就要求我国对外贸易新战略应以培育国家综合竞争优势为目的，在迈向贸易强国进程中，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硬实力”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实施互利共赢战略、构建和谐世界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