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一下中国社科院2013和2015年研究的初步结论及政策建议可能有所帮助：
首先，2007年至2013年间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过度使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刺激增长的途径成为关注焦点，这种做法在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且造成融资及金融风险。这一策略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即过度依赖债务，从而给结构性期限错配的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
其次，以上策略突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特别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国有金融机构的角色。这就给中国主权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带来问题。只要主权债务的增长率跟中国GDP的增长匹配，债务水平就会保持稳定。但是如果随着实际利率提高，债务水平增长幅度更大的话，就会产生跟欧洲一样的主权债务持续性问题。
第三，中国政府净资产最大的一块是持有的国有企业权益。假如没有国有企业权益，中央政府净资产将会从15.1万亿人民币降至2.3万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中央政府资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每一环都应当谨慎处理。
第四，必须密切监测整体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在2012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GDP的123%，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占GDP 90%的平均水平（李扬等，2013）。尽管家庭债务水平一直处于低位，但是企业债务及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需要引起政策关注。
第五，虽然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稳步上升，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却保持平稳，甚至有小幅下降。这说明杠杆的积聚在服务业中是显著的，而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历史上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与债务息息相关。服务业越来越高的杠杆对整个经济意味着什么，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因此，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解决包括期限错配在内的经济结构性错配。
第二个政策建议是通过加强市场作用，特别是减少资源错配及债务/股权不平衡，减小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第三个政策建议是直接解决系统中的债务/股权错配，特别是减少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
第四个政策建议是缩小收入差距，包括通过社会保障改革改善收入转移。
第五个政策建议是解决、控制并管理房地产市场风险。包括目前正在考虑的财政收入分享改革。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是要给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中国的居民部门和中央政府的杠杆相对较低，还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在这样的结构下，一个可行的政策方向是从高杠杆部门向低杠杆部门调整和转移杠杆风险。目前在实施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便是从这个政策方向入手的。
总之，使用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分析揭示了更全面、综合及更精确的结构趋势，以及经济内部及各个部门间的相互关系。
分析及政策制定有了更全面的图景及更优质的信息，意味着不仅需要检视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部门之间的互动，而且也包括与实体部门及次级部门之间的互动。
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详细论述。
（胡文静 沈联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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