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一直占据市场竞争主角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市场经济的逆流，一反常态地干预市场。为了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和欧洲主要国家政府不顾自由主义的传统和媒体的尖锐批评，果断出手干预救市，采取了包括注入资金、政府担保、收归国有、暂停股市交易等非常手段。美国政府先后3次大规模救市，投入资金高达1.6万亿美元，欧洲各国已获批准的救市资金规模已逾2万亿欧元。
有学者认为:美国对于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是美国在数十年的意识形态虚伪之后，最终决定摒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转而寻求政府干预的里程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西方领袖指责我国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入市击退金融大鳄，把蓄意摧毁港币的西方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摒除门外，说成是干预市场的行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受美国意识形态所支配，韩国政府眼睁睁看着需要帮助的银行和企业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倒闭，结果很多韩国银行和企业被外国竞争者接管。如今，美国以拯救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名义，突然转型成为贯彻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美国政府当局已经向“太大不能倒”病症屈服[2]。
但也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干预是出于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危机过后，干预就会停止。
是政府还是市场，是自由还是干预，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探讨话题。市场经济有它有效率的一面，但是要让市场经济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或让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稳定、社会的公平发展，这是市场本身难以做到的。市场自发功能和个人主义的驱利性，有它积极的一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追求效益的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有利于资源配置。但市场也有它的缺陷，市场自身会失灵，产生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尤其是“外部不经济”现象，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生产社会化的规律要求用好“两只手”，而不是只用一只“看不见的手”。
是政府还是市场，是自由还是干预的交锋，由于价值观和利益的驱使，争论将会继续，但回答这一问题不可忽视以下事实:
（1）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干预必不可少。从私有制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种种变化，无不与其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有关。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不适应发展的方面。于是，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其生产关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不断在其私有制的范围内自我扬弃。一个总趋势是:在人类面临越来愈多的危机和灾难面前，个人越来越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的力量。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无法完成，甚至一个国家无法完成，而需要多个国家的合作。仅靠自由市场的力量，无法适应现今时代的变化。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挽救金融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2）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成为一个大的市场，国际游资兴风作浪，金融衍生品扩大风险，使金融投机获得了广阔空间，导致的危机是市场自身难以承受和解决的，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
金融机构普遍使用财富杠杆比例，过度投机，大量地介入复杂结构性衍生产品交易。后危机时代政府应该强化对资本和金融创新的约束，使金融创新更多地回归经济基本面，纠正过度相信市场、过度依赖市场自我修复和调节功能的偏差。事实上，危机以后各国纷纷掀起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浪潮，都无一例外地把强化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3）世界贫富差距拉大，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目标，需要政府干预。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社会财富总额越来越大，而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拥有全球化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只为最上层的人谋利益的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希望的经济目标。但现实是经济增长越来越让上层的少数人获得了好处，中间和下层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或缓慢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欧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人口有1.5亿。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0%。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超过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政府必须肩负起协调社会利益，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的责任。政府要通过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手段缓解人们对巨大社会差距的不满，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为经济和社会的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4）何时干预、如何干预、干预程度、干预的效果取决于各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从历史来看，在人类的历史上，美国、德国作为后起的国家，都曾出现过反对完全自由竞争、主张国家干预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当它们强大以后，都主张自由主义，希望以此将自己的实力扩展到全球。正如有学者论述的:西方的自由企业在产生之初是在政府扶植和政府特许之下产生、发展的。政府和自由企业总是密切配合。在市场未成熟期和市场饱和期，企业总是需要政府救助，而企业强大后在“自由”市场获得利益更加容易时，企业才要求“自由”市场，试图阻止由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垄断或寡头控制[3]。
不仅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都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不同。是市场模式还是干预模式，要看一个国家的实际，要和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等实际相结合。比如，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美国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如果需要集中资源去完成一些大的项目，可以在私有制下利用资本市场，把分散在民间的资源通过资本交易调配到一起。中国没有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市场，但是过去的30年中，国家垄断了所有的土地和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源、资本和储蓄。于是，国家可以有效地调配资源，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只要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把那些资源重新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去调配，而无须要支付其他的成本，如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听证，所以调动起资源来可以很快，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印度则处于一个中间状态。也就是说，印度是一个私有制国家，如果像中国那样政府要去做大项目，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工业基地，办大钢铁企业，或者像三峡那样的大工程，印度政府要调动这些资源很难。印度政府的首脑没有这个权利。印度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印度的工业基地、基础设施方面确确实实赶不上中国[4]。因此，可以说，干预还是自由不能抽象地评价其好与坏、优与劣，利弊衡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5）寻找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干预不可避免。人类历史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之手，人们已经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市场不能够在无监管条件下存在。市场总是受到当地习惯、规章以及市场参与者的不同历史条件、不同文化、信息来源的制约。最早的市场参与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市场。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经济形势的改变，市场规则也必须改变，而这些改变在政府的推动下才能做到。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所谓的政府干预是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工具的前提之下的，而不是放弃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亚洲模式、中国模式以及亚洲崛起和中国崛起没有遵循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我发展模式，而是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面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也在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及救市过程中对银行、房地产等行业的“国有化”措施，是社会主义的表现。这样一来，新兴国家会更加倾向于扩大政府控制的范围，而不是信任缺乏监管的市场。有人担心中国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政策有可能向左转，担心市场经济改革还未完成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能会停止。
我国需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一些体制性弊端并没有消除，严重阻碍了经济潜力的进一步发挥，首先，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其次，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不健全，尤其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定位不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采取行政审批制代替市场监管制等等都需要向市场化方向改革。
一方面我们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府干预。当然，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干预经济，抑或是市场与干预的结合，都各有其利弊。社会的选择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市场是逐利的，政府干预市场的背后往往出现权利和市场结合，权利绞杀市场，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在当今大企业垄断的情况下，在市场和政府的结合中，利益集团可以游说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市场的各种利益群体几乎可以“绑架”国家。当今西方垄断财团一方面竭力贬低维护社会利益的国家调节，另一方面毫不犹豫地操纵政府为其谋求私利。当市场力量惩罚他们的任性操纵时，他们就以大众利益的名义为自身利益寻求政府救助。“太大不能倒观念使政府在危机时被迫介入，自1930年以来，美联储一直且还会继续为太大不能倒”病症所劫持[5]。
在现实经济中，在世界各国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已经是企业最大的核心价值。
未来的世界需要寻找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探讨在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如何限制利益集团权贵绞杀市场，让民主、法制和监督在政府干预市场中发挥作用。
【注释】
[1]陈岱孙.陈岱孙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2]［美］廖子光，孙丽红.美国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基本原因和美国政府救市的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09（1）．
[3]［美］廖子光，孙丽红.美国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基本原因和美国政府救市的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09（1）．
[4]陈志武.中国模式再思考.中国的困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页，2010年8月．
[5]廖子光，孙丽红.美国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基本原因和美国政府救市的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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