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首都优势论”评析

国际上有一些学者研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设计出系列指标多项因素进行评分比较，但并未见将首都列为因素，因此，国际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中心“首都优势论”。

表4-7　统计显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处于首都的比例占52．4%，近半数的国际金融中心处于所在国首都，这个比例无疑足以引起大家关注，国内议论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都优势论”确有根由；近半数的国际金融中心处于所在国首都，还有半数不在首都，从逻辑上讲，“首都优势论”是模棱两可的，难以立论。而且各国大型港口城市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比例占到2/3，明显高出首都的比例，各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东道国最大城市的比例更高达20∶1，充分显示最大城市优势是压倒性的，更使首都优势相形见绌。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变迁也未证实“首都优势论”。加拿大将首都从蒙特利尔迁至渥太华、澳大利亚将首都从墨尔本迁至堪培拉、巴西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国际金融中心却未如影随形；是悉尼取代墨尔本，却不是首都堪培拉(位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三城市均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约翰内斯堡取代开普敦，它与首都很近，仅在首都南百十公里，却不是首都比勒陀利亚；多伦多超过蒙特利尔，而首都渥太华处于两城之间，与蒙特利尔咫尺之遥，国际金融中心却与渥太华咫尺天涯。

我们不妨从“首都优势论”其主要依据的方面进一步做一些例证或佐证分析。

1．印度的中央银行并不在首都新德里，而处在金融中心城市孟买；1949年前上海为远东金融中心时，中国的金融管理机关在上海而不是当时的南京或北京。欧洲中央银行也设在金融中心的法兰克福，不在欧洲的政治中心布鲁塞尔，以上事实表明金融管理机关并非离不开首都。不可否认，金融管理机关多处首都对所在城市形成金融中心有促进作用，但从本质上讲，国家金融管理机关是为国家金融事务管理服务。

2．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在北京，这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不是首都因素的必然结果。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总部没有改变，但业务却在改变。一是四大银行国内市场份额持续在降低，二是部分功能业务中心设在上海，例如工行票据交换中心、信用卡中心等，各行都有资金交易室设在上海开展交易；四大保险公司中的人寿、人保(原为一家)总部在北京，然而四大保险公司中的人保、平安、太保集团的三大资金运作管理中心都在上海。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保等全国性金融机构的20多家集约化经营总部建在上海。

3．外资银行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并未对首都情有独钟。据上海市统计年鉴电子版数据，截至2009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787家，比2003年增加36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70家。

4．北京是产生信息最多的地方，也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地方，应当对信息敏感的金融机构具有吸引力。国内股市被称为政策市，北京对国内资金运作机构的吸引力是国人不言自明的，1998年最早10家基金管理公司，有8家选择过北京，然而如今只剩下1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许多国际机构参与，他们要求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向国际接轨，而不是相反。在通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在首都未必能在信息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北京出来的基金管理公司不是进了深圳，就是选择了上海，他们都投奔市场去了。

5．2002年，第三产业占北京GDP的比重达到61%，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5．5%，两项指标超过上海，这两项指标的提高是有意义的，但在绝对额上，2002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585亿元明显高于北京的485亿元。而2009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 804亿元，仍然高于北京的1 720亿元。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在北京，但北京的金融业产值低于上海，说明大量的金融业务并不一定发生在总行所在地。2009年北京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14．5%，上海只有10%多一点，第三产业比重北京为75．4%，上海为59．4%。上海的这两项指标均低于北京，主要是由于上海的工业规模显著超过北京，产值占比大，并非金融、第三产业落后于北京。

6．全球500强企业的中国总部有一半以上在北京，全国500强企业的前100强有近80家^[3]在北京，北京是最大的跨国公司、最大的国内公司总部最多聚集基地，北京实际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什么经济地位如此显赫的北京，GDP却显著低于上海?总部经济的效用不像所说的那么大。

就其主要依据的上述事例而论，“首都优势论”和赵晓斌博士的首都金融信息优势和总部经济优势观点，未得到实际的有力佐证。

因此，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都优势论”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可能首都只是表象因素，背后的因素诸如首都一般交通、通信发达、城市及经济达到较大规模才是金融中心落脚的本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