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腐败支出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腐败可以描述为一种以追求自我利益为主要目的、以“权钱交易”为主要手段、以公共利益损害为主要结果（如侵吞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的违法违规行为。理论上，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运作和公共资金配置的变质和异化。从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实施的“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往往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与腐败问题有较为紧密的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国外也有学者指出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可能是有害的也可能是有利的，这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环境（Rebecca Menes，2003）（例如，在转型国家的经济体制仍然比较僵化的情况下，通过贿赂官员式的权钱交易，企业可为自身的运作寻求更为宽松的空间。由此，腐败行为在客观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这种理论可概括为“腐败有益论”或“腐败有利论”。事实上，西方“腐败有利论”的始作俑者不是经济学家，而是Robert K.Merton（1957）、V.O.Key（1949）以及Samuel Huntington（1968）等社会政治学家。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曾说过：“就经济增长而言，只有一种情况比一个死板的、过于集权的、不诚实的官僚体制更糟糕，那就是一个死板的、过于集权的、诚实的官僚体制。”经济学家Leff（1964）持相似观点：“假如政府已有决策错误，腐败或许能成就更好的事业。”显然，“腐败有利论”实质上基于社会学中的“次优理论”。）。

由于政府投资在本质上是“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因此，该领域天然地存在着“腐败陷阱”的巨大可能性。例如，我国1998年实施以扩大内需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就引致了令人瞩目并被称为“吏治之痛”的“修路腐败”现象。从实践来看，腐败是财政管理存有制度缺陷或制度“漏洞”的具体表现，会引发政府投资支出过程中的“粘蝇纸效应”（Fly-paper Effect）（“粘蝇纸效应”通常出现在政府间转移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中，但在无偿性公共支出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例如，当地方财政对预算单位或特定项目进行无条件的财政支付后，由于缺乏一整套公共支出绩效的考核指标与管理制度，预算单位或项目单位处于简单的收入接受者的地位，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往往不关心支出的方向、数量、质量以及绩效，导致无效的成本投入过高以及浪费严重，从而产生所谓的“粘蝇纸效应”。），因此，腐败本身也是政府投资支出绩效状况不佳或不理想的重要和直接证据。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投资领域往往是腐败问题的“高发区”和“重灾区”，而腐败对政府投资的规模效率、结构效率以及产出效率的影响则需要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在经济人理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合同等假设条件下，结合国内现实，本文重点分析了腐败引致的政府投资效率损失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