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时代各国的利益博弈

从前面的谈判历程可以看出，各国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谈判的困难越来越大，大国（或集团）间的强强博弈将引导谈判的走向。欧盟主张继续严格限制工业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框架。美国主张废除所有硬性减排指标，强调在自由市场模式下，运用新环保科技减少污染，力争经济、环境两不误，并提议发展中大国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发展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小，没有削减排放的压力，因此主张推进全面减排工作。而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增加，发展所带来的排放需求强大，面临环境保护的压力最重，因此继续强调自愿承担的方式，并要求切实考虑各国资源利用的权利和分配的公平性。而以欧佩克为代表的能源输出国，则担心减排会引起全球能源市场的紧缩，给国家经济带来创伤（万霞，2006）。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小岛屿国家的表现引人关注，他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强烈要求全球加大减排的力度。

在碳减排谈判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如何承诺减排。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配的本质是全球公共资源的利用和分配。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问题，认为目前气候变化是工业化国家过去两百年发展过程造成的，发达国家应在减排方面多作贡献。但发达国家考虑到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现实的排放量大，将来的排放量更大，如果不把这些国家包括进来，仅凭发达国家单方面减排效果不大。与发达国家强调所有国家要共同承担责任不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表示，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中积累下来的，这些富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欠了债，自然要承担更大责任。但是最近对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作出碳减排承诺的呼声越来越响。在2008年3月初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欧盟再次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声称若美国、中国等能够加入，减排目标还可以提高到30％。2008年5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政府提案中更是明确提出，“在2050年以前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长期目标，强调构筑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新国际框架”的必要性。有关后《京都议定书》，安倍晋三提出了如下三原则：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均能参加；建立兼顾各国国情的灵活多样的框架；运用节能技术同时加强环保并推进经济发展。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在碳减排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并在大力推进新能源和低碳经济。2009年11月25日，白宫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这个方案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左右，并不能让国际社会满意，但也表明了美国政府愿意参与碳减排的态度。2009年年底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并没有形成有法律效率的文本，对于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但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自我减排承诺已经被国际社会所熟知。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态度和诚意成为哥本哈根会议的最重要焦点。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形势还在继续，复杂而又漫长的碳减排谈判仍在进行，中国受到的国际压力还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