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关注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减排态度非常关注，利用各种场合频频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能够作出碳减排的承诺。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和美国成为会议的焦点。中国在二氧化碳排放、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被国际社会穷追不舍是有历史原因的，这还要从“中国威胁论”说起。

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在不停地制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寻找各种理由证明中国对他们的现实存在潜在的威胁。“中国威胁论”起源于欧洲的“黄祸论”，绵延于美国百余年的“排华史”，拿破仑口中的“醒狮说”，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无不充斥着西方世界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惶恐和排斥。如果说近代史上的所谓“中国威胁”还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意象”的话，那么冷战期间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所采取的遏制政策则是活生生的“现实”。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的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志刊登了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虽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但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此后，“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开始大规模地泛滥开来，先后提出了“中国政治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和“中国能源威胁论”（马建英，2009）。

近年来，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需求和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人口数量最多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这种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世界资源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环境领域，有人提出了“中国环境威胁论”，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姜文来，2006）。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工业化进程大量侵蚀破坏农田，同时每年新增加大量人口。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可能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对世界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 (Brown, 1995)。这份报告引起西方舆论界高度关注。尽管布朗报告没有明确地提出“中国环境威胁论”，但其论述中涉及的水资源、土地、能源、大气等问题与环境密切相关。该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大量使用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使空气污染和酸雨日益严重，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减少了粮食产量、降低了森林的生产率，而且其危害已波及日本和韩国。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会见江泽民总书记时说，“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环境问题上”。这是美国高层最为直接的“中国环境威胁论”，而且是在两个国家元首会面时提出的，足见这种观点在西方已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至于指责中国排放的污染已影响到韩国、日本、美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报道、观点和研究报告，近年来已越来越频繁 (Ichikawa & Fujita，1995；Sinton，1996）。

最近“中国威胁论”又在转向“中国气候威胁论”。一些发达国家声称中国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且不承诺减排义务，威胁人类发展。“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提出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和碳泄漏问题确实到了中国自身也无法回避的程度。作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的环境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作为一个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中国的能源消耗问题历来受到全球的关注 (Gielen & Chen，2001；Eric et al, 2003; Ni & Johansson, 2004；Adams & Shachmurove, 2008）。已经有很多研究对中国的能源需求进行预测，由于选取数据和方法的不同，结果也有很大差异。按照史清琪和赵经彻（1999）的研究，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将从2001年的9.2亿吨标准油增加到2010年的11.5亿吨标准油，到2015年将增加到15.5亿吨标准油。年增长率在2001年到2005年为5.1％，在2005年到2015年预计为3.1％，但增长率会随着地区和行业有所不同。Crompton和Wu（2005）预测中国到2010年总能源消耗将达到21.73亿吨标准煤，年增长率为3.8％，远远低于前十年。Keii（2000）预测中国在接下来的10年中煤炭需求量每年增加2％，到2010年将达到13亿吨，然而煤炭在初级能源中所占的份额将不断减小，到2010年只占到65％。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在2010年将达到1000亿立方米，在2020年将达到2000亿立方米，年增长率会达到9％（Han et al, 2000）或11％（Zhou, 1999）。按照Han等（2000）的估计，在2000—2020年，中国对原油和电力的需求将会每年增加4％—5％。天然气将会成为今后需求增长最快的一种能源，而且存在很大的供应缺口，需要从国外进口。

IEA（国际能源署）（2007）认为，如果不能从政府层面采取行动、减缓矿物燃料消耗的快速增长，中国和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能源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到2010年前，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危害也将日益严重。IEA预计，假设中国政府不采取任何新的措施来遏制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到2030年中国原油日需求量将达到1530万桶，相当于年平均增幅达到3.4％。尽管中国已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在全社会范围鼓励节约能源，并计划到2010年底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但迄今为止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仍在不断增长。

2005年，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自然》 (Nature) 出版了一期“中国之声”专刊，专门探讨中国环境问题，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正受到能源短缺和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的威胁，也给世界气候反常带来了风险。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它对能源的需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整个国家大部分地区恶劣的空气质量在不断提醒人们，中国依赖煤炭和其他不洁燃料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中国的能源政策仍将继续以煤炭为基础，因此煤炭能否得到清洁利用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全球气候的长期稳定也有重要意义。

2007年4月出版的《自然》 (Nature) 杂志上也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文章指出，中国推迟了公布其气候变化处理办法国家计划的时间，反映了政府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更加严肃和认真的态度，这不仅是对国际压力的回应，也是本国发展的需要。据评估显示，到2007年年底，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比之前专家预测的2010年要提前3年。尽管中国在这一方面已作出了许多努力，限制能源消耗的增长，但未来在环境气候影响的道路上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Cyranoski, 2007)。

在2004年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首次公布了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国别通报。报告中公布了1994年中国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26.66亿吨（其中能源活动排放27.95亿吨，工业生产过程排放2.78亿吨，而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碳吸收抵消了4.07亿吨）。

这些年中国能源消耗量逐年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在逐年上升。1990—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2007年6月份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2004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0.7亿吨，几乎是1994年的2倍。国际能源署在2007年4月预测，中国在2007年或2008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而荷兰环境评估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表明，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62亿吨，超过了美国的58亿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2007)。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增长。徐国泉（2006）通过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碳排放增长。Guan等（2008）的研究表明，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增加了3倍。如果中国在未来采取西方的生活方式，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166亿吨。由此可见，中国在未来不仅必然是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排放增长的潜力还非常巨大。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中国不仅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排放增长潜力大，而且还是个重要的“碳泄漏”渠道，抵消了其他国家碳减排的效果。过去这些年中，发达国家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在碳减排的背景下，能源密集型产业更是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而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会导致“碳泄漏”(Carbon Leakage) 问题，即附件一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会引起非附件一国家排放量的增长，导致全球总排放量上升，对全球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关于《京都议定书》执行效果模拟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将从能源密集型产业扩张中获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建立多区域世界经济CGE模型，认为由于中国和印度的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可能会抵消OECD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要求下80％的减排效果（谢来辉，2008）。

“碳泄漏”的途径很多：一是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即减排国家在较大范围内采取减排行动，可能会减少这些国家对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需求，导致这些燃料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从而使非减排国家有可能扩大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增加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二是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即采取减排行动的国家通过碳减排政策增加了碳密集型产品的成本，降低了这些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将导致不采取减排行动的国家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具有相对优势。国际市场对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就转向这些国家，国际产业格局和贸易流向因而发生改变，同时也增加了非减排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三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即为了追求生产活动的利润最大化，减排国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可能将碳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减排国家（谢来辉、陈迎，2007）。

已经有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存在严重的“碳泄漏”。Peters和Hertwich（2006）利用全球贸易数据库数据分析指出，2001年在与能源利用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26％的排放量发生在国际贸易中。就个别国家来看，贸易出口所发生的排放量占国内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高达9％—69％，而贸易进口所产生的这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20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07年10月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中国碳排放”。它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英国对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依赖加剧了中国及全球碳排放的增加，原因是中国工厂生产每件商品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多于英国工厂。据估计，中国工厂生产同一件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比欧洲工厂多1/3，而且在运输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

2007年11月，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的竹村真一在《呼声》月刊撰文指出，全世界在污染中国，中国产生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关于中国的碳排放和贸易及投资的关系，他认为，要考虑“碳连锁”的问题。以钢铁产品为例，日本企业为躲避国内的碳税，到中国等没有碳排放限制的国家投资或生产，又从这些国家进口粗钢回日本精炼，生产粗钢的所有过程排放都被转移到了中国。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日本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对中国及整个地球来说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在增加，即还是产生了“碳泄漏”问题。

WWF的一项研究发现，OECD国家通过进口高能耗产品从而从发展中国转移了碳足迹。以挪威为例，尽管这些年挪威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5500—5700万吨，但是挪威消耗的国外碳足迹却增长很快。在2001—2006年间，消耗的国外碳足迹增长了33％，达到了3900万吨，其中几乎一半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其来自国外的碳足迹就会超过本土的碳排放。在2001—2006年间，挪威来自中国的碳足迹从240万吨增长到了680万吨，而且这些年来，进口产品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二氧化碳密集型产品。挪威的消费导致了中国的煤火电厂每年多排放了200万吨的二氧化 (Resinvang & Peters, 2008)。

余慧超和王礼茂（2009）测算了1997年与2002年中美商品贸易中的碳排放转移量，发现通过国际商品贸易，美国分别有相当于其相应部门碳排放总量的6.77％与9.32％的碳被泄漏到了中国。

从上面的“碳泄漏”事例可以看出，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正在成为高碳密度产品的加工和出口基地，为很多发达国家承担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而发达国家通过转移高能耗产业，进口高碳密度产品等手段努力实现国内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二氧化碳的排放仍然在不断增加，“碳泄漏”将使得《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积极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基于这种考虑，一些发达国家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也参与全球减排行动。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游离于全球碳减排的承诺之外时，一些国家感到独自承担碳减排成本的经济不公平，因此提出了针对未采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