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专门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则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这样双方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但是,这种建立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并使之在国际贸易与分工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具体表现在:(1)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加速资源耗竭,破坏生态环境。(2)由于资源产品的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造成贸易扭曲。(3)如果发展中国家把经济行为集中在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上,必然使他们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可获得的资源减少。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国际分工的陷阱”,专门化生产低需求弹性和低收入弹性的初级产品。结果,表面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通过贸易取得了所谓的比较经济利益,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要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曲如晓,2003)。国内也有学者已经提出,中国要警惕落入“环境比较优势”的陷阱(贾小峰、崔学贤,2003)。
按照国际贸易中的产品生命周期论、技术差距论和边际生产力扩张论,技术领先国家在产品进入成熟期以后,一方面采用新技术,生产出新产品,另一方面进行对外投资,转移成熟或已淘汰的技术。这样既可以利用当地廉价的资源,又可以将国内已淘汰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出去。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但却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谷祖莎,2005)。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实际上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模式,在国际贸易中除了发挥低价劳动力的优势外,还将并不富足的资源环境禀赋作为自己的“优势”,在承担国际转移中引进了很多“两高一资”的产业,加剧了国内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近10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对能源、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据统计,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达到近2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50%;45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只剩下20种能够满足目前经济正常需求,预计到2020年,能够满足正常需求的只剩下4、5种;能源产量的增加远远跟不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造成1991年以后中国连续16年都存在很大的能源缺口,而且形势越来越严峻,直接导致中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加,中国已进入了能源、资源瓶颈全面趋紧的经济发展阶段(陈昭等,2009)。因此,中国应对过去这种发展模式加以深刻反思,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分工理论作为不变的真理,甘心接受这种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安排,而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对于自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
在全球走向低碳经济的今天,也有学者提出了警示:中国现在高碳产业密集,将来必定要为环境买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之中,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希望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支撑;另一方面,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又不可避免地带来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碳排放权与发展权是目前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两难选择。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全球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环境空间”的互换,以资源环境逆差为支撑的贸易顺差注定是不稳定的,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空间将是十分有限的(韩从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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