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能通过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的引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很多学者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用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尚不存在的新技术,促使他们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从而进一步促进全球环境质量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Siebert, 1977; Birdsall & Wheeler, 1993; Frankel & Rose, 2005)。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于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采取代工的外商直接投资新形式,国际贸易中中间品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致使投资、国际贸易和生产活动融为一体。张少华和陈浪南(2009)基于中国33个工业行业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CSE稳健估计发现经济全球化显著提高了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他们的研究得出了这样几条结论,很有借鉴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和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第二,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影随形是相生相克的,以投资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暗示了经济全球化可以减少环境污染;第三,能源利用效率是测度一国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外经济交往的背景下,这种基于微观机制的分析为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指明了一条可行路径;第四,我国经济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链条中的交流、合作与竞争,可以实现技术学习和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的赶超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历史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不能只是一味地抵制全球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而是应该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积极地思考自己可以从中获得些什么。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助全球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另一重要收益。而要使外商投资如我所愿,就必须要研究如何通过环境规制,把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负效应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关系的制衡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正效应发挥,力求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李惠茹,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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