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审计假设的理论研究，世界各国自20世纪60年代莫茨和夏拉夫在其《审计理论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八条审计假设以来就从未间断过。汤姆·李、尚德尔、大卫·费林特、杰克·罗伯逊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内，蔡春、刘明辉、谢荣等也都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对于假设研究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每一可论证的科学多半是从未经论证的公理开始的，否则论证的阶段就永无休止。”恩格斯也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而莫茨和夏拉夫归纳出的假设的五个一般特征中更是认为，假设是建立任何理论结构的基础。可以认为，审计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所以对于审计假设的探讨是审计学科研究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笔者在对汤姆·李、尚德尔、大卫·费林特等的审计假设理论的对比中有一个新的发现：只有莫茨和夏拉夫的假设中没有审计产生原因的假设！这是他们的失误抑或有意为之？笔者大胆推测，这恰恰体现了莫茨和夏拉夫的理论前瞻性！
众所周知，由于审计主要是假借会计信息为媒介的一种监督或公证方法，审计与会计从此有着不解之缘。因此会计理论的发展必然亦会影响到审计理论的发展。回顾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史，我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会计假设的重要地位受到来自会计目标的有力挑战，后者在概念框架中的地位开始凌驾与前者之上，APB（后来的FASB）、ASB及IASC都持此观点。而迄今为止，“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是美国会计学界关于会计目标的主流观点，它对整个世界的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美国，AAA和FASB是“决策有用观”的积极倡导者。而在我国，决策有用观也占据上风，这从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条款的表述中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受托经济责任是产生审计社会需求的客观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早期的审计假设研究者从受托经济责任角度出发去研究假设并无不当。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显得日益重要，这为决策有用观的进一步确立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也使得按受托经济责任提供的审计信息显得严重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受托责任这个审计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为审计假设显然已经极不合适。而与一般学者认为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互不相容、互相排斥观点不同，笔者以为两者并不矛盾。后者涵盖了前者的大部分内容。关于这一点，AAA在1966年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提出的四项会计目标中之第三条“记录和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和FASB的第一号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所认定的财务报告六个目标之第五条“财务报告应该提供关于企业管理当局在使用业主委托给它的企业资源时是怎样履行它对业主（股东）的管家责任的信息”可以作为佐证。这两个文件都在说明：决策有用观的信息需求广于受托责任观，它要求提供一切与决策有用的信息，其中亦涵括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之信息。对于审计而言，受托责任诚然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但审计发展到今天，审计信息的接受者已经远远不限于股东和债权人而变成了社会公众，他们对信息的需求急剧递增。决策有用观较之于受托责任观下提供审计信息的一个显著例子是“盈利情况审核”，这显然是决策有用观下对审计信息广泛需求的产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尽管莫茨和夏拉夫的《审计理论结构》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初，“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成熟的理论，但其思想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事实上，美国有学者在1953年就提出了决策有用观，而受托责任的提出则更要早得多。莫茨和夏拉夫是否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变化？至少他们早就客观地对自己的假设理论作了如是预测：“曾被认为有效的和有用的假设，有可能在以后受到挑战，甚至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据此而论，莫茨和夏拉夫认同了决策有用观，并对其即将对受托责任观发起强烈挑战的前景有所预见完全是合乎逻辑或者说是站得住脚的。构建相对成熟尤其是稳定的假设理论体系，至少在他们可预见的将来他们的理论没有“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应该是他们的希冀！假如真是笔者所推测的原因而使得他们的审计假设理论体系中没有审计需求产生原因的假设，那就不能不让人对他们的远见卓识和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及稳定性由衷赞叹！诚如著名审计学家杰克·罗伯逊所说：“没有其他任何的理论结构能达到莫茨和夏拉夫的理论结构那样的深度和广度。”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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