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发展与内生性民营金融组织的壮大

银座金融服务社为什么能在20世纪80年初期产生并发展、壮大于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的台州市路桥区？在同样的人文、经济环境背景下，众多中小金融机构中银座城市信用社又为什么会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内金融支持系统缺陷的存在为城信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金融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深入，各大专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组建，一个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初步确立。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当经济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民营中小企业与国家专业银行“无缘联姻”时，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就显得更为明显。

我国现有信贷体系主要由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等组成。国有商业银行拥有最为庞大的分支机构，在全国几乎每个区县均设有基层机构，迄今为止仍是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垄断性的供给者。但其人员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精神状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树根效应”（易国庆，2001），即凭借其国有信誉可以像树根从地下吸取营养和水分一样从企业等基层单位、个人吸收存款，但却不能在甄别风险的基础上发放贷款以回馈企业。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对民营小企业而言，因相互间产权结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以及单笔交易成本过高，从而获取贷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而后者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是不可能具备的（张杰，2000）。它们在机构设置、经营方略上基本上也呈现中、农、工、建化。1995年以来以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城市商业银行因其产权特征往往不由自主地热衷于市政建设或地市重点扶持行业，无心也无力支持民营小企业的发展。剩下的城乡信用社本应该是民营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主要供给者，但由于政策的欠稳定以及自身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其机构数量和信贷规模远远不能满足民营小企业的需求。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2002年6月份对浙江省的一项调查显示，成立时间在1年以内的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小、无资信等级，极少能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近些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逐渐从农村县乡退出，部分地区贷款权限上移，“树根效应”更为明显，如果没有相应新兴金融机构的产生或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质的改革，民营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将可能进一步趋于严峻。

换个角度分析，体制内金融系统对民营中小企业支持不力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这不仅因为民营中小企业自身的天然不足，还因为其金融需求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简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民营中小企业高倒闭率或歇业率使金融机构放贷面临较大的风险，同时其资金需求又具有“数量小、需求急”的特点。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在1995年曾估计有23.7％的小企业在2年内消失；由于经营失败、倒闭和其他原因，有52.7％的小企业在4年内退出市场。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或歇业率与国外情况基本相近。这样的状况使向其贷款比率较高的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如上文所述现有的国有银行或准国有银行经营体制在较短的时间内搜寻、甄别众多贷款者的信息所费单位成本较高，这自然使它们不愿向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第二，民营中小企业实力较弱，资信程度较低，抵押担保难，同时其资金需求又具有“期限短、次数频”的特点。在我国，金融机构为了贷款安全，开始在新增贷款中减少信用贷款的比例，而增加抵押和担保贷款的比重，抵押和担保成为金融机构对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保护自己利益的重要工具。但是，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自身实力较弱，资信程度较低，信用、担保贷款自然犹如画饼充饥，同时金融机构接受抵押品的偏好主要依赖于抵押品是否能顺利出售以及抵押品的价值是否稳定。而民营小企业基本上不具备这些条件。另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即使有一定的担保资源，也会因“期限短、次数频”的贷款需求而被耗竭，因此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在现有体制内的金融机构终究会得不到满足。正是以上情况的存在，指望政府出面发展一些外生性的金融机构或成立担保公司等政府主导下体制内存量组合式改革来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恐难以奏效，或在没有引入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的情况下出台政策以诱导、强制现有金融机构给予其金融支持无异于成为其另一种政策负担。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产生上述缺陷的深层次原因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或金融制度的缺乏。民营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真正解决便需要进行民营经济内生性金融创新。路桥银座金融服务社正是完全内生于路桥民营经济的小金融机构，其经营、管理机制基本不受当地政府的制约，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正好弥补了体制内金融系统的缺陷，因而也就天然地具有随当地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的内在品质。

（二）以专业市场为特色发达的民营经济为城信社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值得指出的是，体制内金融支持系统缺陷的存在为城信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其运行的整体环境^④如何更为重要，尤其是其依赖的经济环境。由此便可以解释全国其他地方城信社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如上文所论及银座城市信用社的发源地——路桥自唐宋以来便是重要的商贸重镇，历史上，路桥百路千桥万家市，无户不商、无巷不贩、无街不市，现存的一条非常完整、约10里长的明清时期的商贸古街便是其历史的见证。1000多年商贸文化的积淀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结合，股份合作经济犹如雨后春笋，在路桥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1994年台州撤地建市，路桥由镇升格为台州市的一个县级区，为路桥的民营个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1．民心思进，商贸发达，以专业市场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蓬勃兴起

几百年的商贾传统，孕育出路桥人勤劳智慧、艰苦创业、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民心思进”精神。正是长期植根于路桥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民心思进”精神，形成了路桥地区商贸发达、商贾云集的经济发展特色。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众多专业市场，走出了一条工贸结合的农村迅速工业化之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乡镇企业和家庭作坊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在台州得到迅速发展。与此相对应，原材料及产成品的流通扩展很快，原有的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已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农村工业的需要，于是在台州一方面迅速出现了“夫妻店”、“前店后厂”、“马路市场”等小型定点生产、交易方式；另一方面，出现了成千上万农民外出跑供销的交易方式。但是这种由农民自发形成的个体直接购销的交易方式，因缺乏供求信息和规模效益而具有盲目性和很高的交易成本（黄燕君，2001）。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效益，以农民为经营主体的专业市场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扩散，不仅规模不断扩大，交易商品也从本地产品扩展到几乎全国各地产品，品种类型既有生活消费品，也有生产资料。至1996年底，仅路桥区就有各类专业市场77个，全年成交额238亿元，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有6个。这一阶段专业市场的一个特色是生活消费品交易额占绝对份额，6个亿元交易额的市场中有4个为生活消费品市场且其交易额位居前四位，分别是中国日用品商城、路桥小商品批发市场、台州卷烟交易市场和浙江东南副食品批发市场，其交易量分别为107.64亿元、62.71亿元、23、37亿元和15.19亿元，四大市场合计占总成交额高达87.78％^⑤。专业市场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房地产、仓储、旅馆、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1996年路桥区国内生产总值达51.92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为17.15亿元，占比为33％，较1981年的18％提高了15个百分点^⑥。

2．发展快速，民资丰厚，以专业市场为特色的民营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绝对支配地位

众多的市场与繁荣的商贸相结合培育了多达十几万小商品生产与经营能人，积累了丰厚的民资，造就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1993年，路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340元，居台州地区第一，撤地建市7年后的2001年路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3650元，依然居台州市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245元，比建区时翻了一番；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达49.6亿元，人均突破1万元^⑦（另据最新统计2003年6月末更是人均超1.8万元）。丰厚的民资为台州撤地建市、路桥由集镇升格为台州市一个县级区的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至2002年底建区9年来投入城市建设的资金中，90％以上是民资。丰厚的民资在促进市政建设发展的同时，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搞建设，更促进了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至2001年底，建成区面积15平方公里，是建区初期的4倍，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统计资料显示，在台州撤地建市、路桥由镇升格为区的7年里，该区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分别以16.2％和20％的速度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生产要素向城区积聚，由此又加快了金融、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专业市场的层次，使原来以生活消费品市场群占主导的集镇型区域性商贸中心以较快的速度向以生产资料市场群占主导的城市型区域性现代商贸中心转型（黄军民，2003）。至2002年底，全区各类专业市场72家，其中：年成交总额212.2亿元，单个市场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20家；拥有各类经营户3万多，占据全区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总数4.5万户中的三分之二，从业人员10万人；另外近几年来生产资料市场发展很快，2000年全年市场成交额223亿元中，生产资料类市场成交额20.7亿元，同比增长47％^⑧，其中如废旧金属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进口废旧金属拆解基地，旧机械设备市场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旧机械设备现货调剂市场^⑨。民营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区GDP的99％，财政收入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90％。较高档次专业市场形成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低交易成本的生产资料和共享式销售网络，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其提供了丰富而多变的信息流。另从所有制成分及企业结构来看，1998—2001年期间，在台州市全部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由10家减至8家，中型企业由52家减至41家，小型企业由87502家增至89400家（其中个私小企业由74905家增至76385家）。2000年至2001年期间，在工业总产值中小企业占比由68.9％上升至75.5％^⑩。以上现象表明，不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小型企业均保持增长态势，个私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民营经济成分（主要是小型企业）在台州占据了绝对优势。

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要求金融结构的相应调整。以民营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个私小企业作为企业结构主体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个私小民营企业相应地成为金融服务需求队伍中的主体。上文已论及，个私小民营企业因其自身的天然不足及其金融需求的特点，传统体制下的体制内金融服务供给者无法满足其金融需求。由此造成了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失衡与不适应。为了弥补这种失衡，在民营经济大规模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个私小民营企业曾一度求助于民间金融部门（主要指民间自由借贷、聚会、基金会、集资等），从而导致台州民间金融曾一度十分“繁荣”，继而出现混乱，造成重大损失，令当地政府感到十分棘手，由此是否也可以解释发达地区政府一般是比较开明的原因——民间自发的倒逼机制。饶有兴趣的是，“繁荣”的民间金融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温州、江苏无锡也都曾发生过，但是台州自从出现了银座社、泰隆社等明星社以后，台州、温州两地民间金融“活跃”的程度大不一样。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2002年底温州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民间金融因此而萎缩似乎又是一个例证。

这些现象的发生还佐证了经济学中的两个命题：一是“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影响经济”。金融结构要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倘若体制内金融系统无法满足这种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需求，也会自发地产生非正规金融供给部门，这时若没有一定的规则约束与引导，势必扰乱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造成经济效率下降，甚至危及地方经济、金融安全。二是“在预期有新的盈利机会存在时，就会发生自发的制度创新”。这时政府理性的选择应是适时创造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供给。在这种背景下，受来自于民间倒逼机制的影响及经济活动盈利机会的诱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府选择了放松金融管制政策，随后以银座社为代表的城市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在台州陆续产生。城市信用社小型分散、扎根基层、方便快捷、经营机制灵活等特点，适合了在台州民营经济中占主导的民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浙江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1999）。银座社成为集聚社会闲散资金，提高储蓄率，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种有效的金融组织形式，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就银座社来说，其存款来源主要是个体工商户，贷款投向主要是民营中小企业，截至商业银行正式成立前夕的2001年12月底，该社各项存款余额已达到29.17亿元，占路桥金融机构存款总量107.8亿元的27.06％；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7.81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量63.65亿元的27.98％；不良贷款率则一如既往地控制在1％以内，为0.91％^⑪，三项指标远远超过国有银行四大支行中的任何一家。可见，银座社特有的比较优势已经显现，正日益成为台州金融业中支持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该社存、贷款结构情况看，存款方面，截至2001年12月末，当地中小企业在该社的存款余额达到20.90亿元，占该社各项存款余额的71.65％；贷款方面，截至12月末，全区中小企业在该社的贷款余额达到15.81亿元，占该社各项贷款总额88.77％；从该社客户资源结构情况看，全区4万多中小企业正常在银座社发生贷款业务的共有1.5万多户，其中年末尚有贷款余额的有7000多户，平均余额约为20万元（黄军民，2003）。正是在主要面向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银座社类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民营经济原被梗塞的外源融资渠道得到疏通，其面广、期短、量小、分散的资金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摆脱了创业初期启动资金匮乏和生产经营规模扩张期内源融资不足的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1994—2001年期间，路桥区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取得了16.2％和20％高速增长，应该说在较大程度上与当地以银座社为代表的城信社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促进了银座社成长，为其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据统计资料显示，同期银座社存款、贷款及利润增长率分别高达27％、29％和23％^⑫。

由此可见，银座社的发展与壮大，其制度需求是源自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占主导的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制度供给则是政府的策略选择，也可以说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的结果（史晋川等，1997）。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以银座社为代表的城信社与当地民营经济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取得了极好的联动效应。

（三）面向市场富有创新的经营模式使城信社永葆活力

体制内金融支持系统缺陷的存在与台州发达的民营经济只是为城信社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动力，能否将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继而使其成为城信社发展、壮大的现实动力，关键还是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及领导集体的努力。这便很好地解释了即使同在发达地区的台州、温州仍存在城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良莠不齐的现象。如台州市区既有经营状况长期以来一直优良的银座社与泰隆社等明星社，也出现过一批资不抵债乃至破产倒闭的城信社。在同样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下，银座社之所以能崛起并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而壮大，其关键因素还在于：在长期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市场为导向、富有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1．准确的市场定位与不失时机的制度创新相结合，从而保证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早在路桥金融服务社成立时，其决策者便以“数量小、需求急、期限短、次数频”为金融需求特点的个私民营小企业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并富有成效地坚持到现在。据2002年末台州市商业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在该行开户并有贷款余额的中小民营企业客户中，贷款余额小于50万的户数占比为77.3％，金额占比为78.9％，平均每笔贷款额14.1万元。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余下贷款金额大于50万的客户中，其平均每笔贷款额也只有179.9万元。远远低于其他同类金融机构的单笔贷款金额，如同期杭州市商业银行户均贷款为1149万元，宁波、绍兴市商业银行的户均贷款则为200万元。银座社长期一直以“数量小、需求急、期限短、次数频”为金融需求特点的个私民营小企业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固然可以有许多解释，诸如自身资金实力的约束，无力满足大中企业资金需求；植根于地方，成长于地方，拥有为地方个私民营小企业服务的信息优势等。但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情况是任何银座社类中小金融机构都先天内在具有的特点，银座社之所以能出类拔萃成为明星社，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在于其不失时机地进行的制度创新。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产权制度方面。银座社自创办起即为民营的股份制企业，资本金基本上来自民营企业及自然人，按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织。董事长为信用社创始人与最大股东。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与自身实力的增强，其组织形式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为银座社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制度活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座社对原来不太规范的股份合作制进行了改造，强化了经理人与职工的地位，从而较大程度上调动了最广大员工尤其是经理层工作的积极性，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需求。1998年在全球银行业兼并、重组浪潮风起云涌，国内城信社也大范围重组成城市商业银行，城信社生存受到严重的政策性威胁的背景下，经多方努力，银座社以其骄人的业绩、扎实的管理制度取得了政府部门的信任，不仅获得了生存权，还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自主兼并当时已严重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倒闭的台州市椒江区港口城市信用社。银座社花巨资自主兼并港口城市信用社其意义在于：一是以一定的利润付出换来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银座社兼并港信社后，一方面承担消化了其所有亏损5800万元，吸纳了原有员工，有效地化解了地方性金融风险，减轻了当地政府的压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椒江是台州市政治中心，突破行政区域进入该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不仅扩大了其经营规模和经营区域，更重要的是能更方便地、更直接地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展示银座社独特的经营优势。二是较好地处理市场、政府、企业三者间的关系，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整个兼并过程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自主性兼并行为，但又积极地寻求政府的多方面支持，从而保证了兼并的高效性与规范性。三是专家学者在银座社长期发展过程中给予恰如其分的指导与帮助使得银座社的发展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并在运转过程中始终坚持市场导向原则^⑬。

第二，管理制度方面。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理念与较为完善的内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是银座社长期以来一直本着对客户努力打造“银座——我们可以信赖”的形象以及对员工奉行“你有多大能耐，我就给你提供多大舞台”的用人原则理念，从而拉近了与客户的距离，密切了与客户的关系，同时激发了员工拼搏、进取与创新的精神，造就了员工们积极向上、勤奋开拓的工作作风及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二是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符合现代企业要求。银座社早在1992年便实行等级工资与计件奖金相结合的九级行员制，突破“家庭化”的管理模式，以此为突破口渐渐地形成了能够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来建设内部管理制度，表现为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三会”运作正常，能有效发挥作用，约束法人代表行为；内部管理规章与稽核制度相当健全，形成决策、实施与监督三大管理体系，实行垂直多层的管理网络。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继而形成决策、实施、监督与反馈四大管理体系，建立起直线职能制管理体系，在全社实施目标管理——年初确定目标，并分解至各部门、网点、分月分季实施，建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核心的考核体系。

2．关注客户金融需求的变化，适时进行金融产品创新

如果说银座社的起家与早期的发展是利用了国有商业银行服务机构、服务时间与服务定位的空缺，那么银座社的不断成长、壮大起来更大程度上则依靠其自身制度优势与不断更新金融服务产品的有效结合。如：“存贷挂钩、利率浮动”这一工具很好地解决了民营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数量小、需求急、期限短、次数频”与其自身信誉和实力不足的矛盾，该工具的核心是通过客户存款余额和其他业务往来累计“积数”。通过对老客户“积数”的分析、比较，“积数”多的客户可优先得到贷款且利率上也能得到一定的优惠。对一般新客户而言，“积数”的累积可急用亦可备用。因此该工具对民营小企业而言，一方面具有自动累积信用功能，同时密切了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再次因工具本身包含有客户往来信息，降低了彼此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有效地降低了贷款风险。另就银座社的经营体系而言，经过多年的努力，业已形成一套适合个私小客户的信贷运作方式。早在1994年便首创柜员制服务，2000年又全面实行“客户经理制”和综合柜员制服务。该制度的实施减少了为客户服务的中间环节，降低了与其沟通的难度，避免了管理信息传递的遗漏与失真，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银座社的客户经理制呈现队伍规模大、运作效率高以及功能全等特点。2000年末，银座社客户经理有120人，占员工总数三分之一左右，而同期四大国有银行的客户经理总数仅为62人，占员工总数的9.6％。这些专业人员通过日常走访客户制度，每天穿梭于台州市的大街小巷、市场社区，了解客户的需求，把握客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建立整套较为详细的客户信息分类档案，将贷款调查工作做在客户贷款之前，将调查与沟通、交流融为一体，从根本上解决了民营个私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在银座社办理2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资深客户经理拥有审批权并负相关责任，大额贷款也由客户经理负主要责任，各级审批者负相关责任。正是这样的运作机制，确保了银座社高效率、高质量运转，如小额贷款最快仅需10分钟即可完成，贷款不良率长期保持在1％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