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公司经营业绩

本书第二章利用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创新引起的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他们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但这些证据并没有解决金融发展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因。自从Kingand Levine(1993b)开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后,研究者们开始提供大量的实证证据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ayaratne and Strahan,1996;Rajan and Zingales,1998;Bekaert,Harvey and Lundblad,2005;Levine and Zervos,1998)。Levine(1997)总结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各种观点,以及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作用机制。其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用机制是“分配金融资源”:金融市场发展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逻辑在于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分配资金资源,减少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增加公司的效率和业绩(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King and Levine,1993a)。

尽管在理论上“分配金融资源”的观点非常坚实,但是在实证中检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着巨大障碍——内生性问题。因此,仅有很少的研究提供这种经济作用机制的证据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解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济作用机制,并提供这种经济作用机制的可靠实证证据(Rajan and Zingales,1998)。国内学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检验,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谈儒勇,1999;沈坤荣和孙文杰,2004;曹啸和吴军,2002;康季军等,2005),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关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经济作用机制。

本书致力于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提供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体经济作用机制的实证证据。本书补充和发展了先前的诸多研究。Jayaratne and Strahan(1996)利用美国银行业自由化作为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之相似,本书使用短期融资券的金融创新作为自然实验。但是,本书与其重要差异在于:本书关注更加微观的实体经济部门,并提供证据说明金融发展通过实体经济部门的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作用机制。Rajan and Zingales(1998)提供证据说明金融发展减少了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使用行业的性质度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度量方法受到了不同国家行业生命周期的影响,而本书使用自然实验,依据具体的政策要求度量融资约束是否发生变化,因此本书的证据更少受到内生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