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人力成本不得超过利润

这一节研究国有企业冗员是否完全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即政府控制了国有企业,因此干预国有企业的成本较低,导致国有企业存在超额冗员。首先,本章假定存在劳动力成本效应,即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存在更多冗员的公司会承担更多的劳务费用开支,因此有更多冗员的公司会解雇更多的员工。同时,本章假定政府在相邻的两年内政策目标没有大的改变。

如果政府保持就业的目标是一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失业率上升,政府为达到其就业目标,干预国有企业,要求国有企业不解雇员工,至少解雇员工的比例不能超过民营企业。因此,政府干预理论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劳动力雇员的影响小于民营企业。

如果调整劳动力存在解雇成本,并且给管理者造成了精神上的成本,则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者不以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解雇劳动力方面形成了代理成本。如果国有企业在解雇劳动力的代理成本上高于私营企业,那么当雇佣冗员成本不高,即劳动力成本较低而解雇冗员对管理者造成巨大成本时,企业管理者不会解雇冗员。因此,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代理成本越高的国有企业会雇用更多的冗员。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给管理者形成了更强的市场约束,劳动力成本较低时,管理者保留冗员的成本较低,管理者仍能达到投资者要求的业绩。但是,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后,雇用冗员的机会成本非常大,保留冗员使管理者不能达到投资者要求的业绩,劳动力成本的市场约束迫使管理者解雇冗员。因此,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国有企业会解雇冗员,甚至会比私营企业解雇更多的冗员。

综上所述,本章得到原假定H0和备择假定H1:H0: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如果政府干预导致国有企业冗员,国有企业不会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解雇员工,至少不会比民营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

H1: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如果国有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过低和解雇成本高导致国有企业冗员,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引起国有企业解雇员工,并且可能比其他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

为了检验假设,本章使用类似于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3)和Giroud and Mueller(2008)的三次差分的方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估计以下模型:

模型中各变量的下标i表示公司,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y表示在2007年标准化后公司雇员变化和相对于行业的公司雇员变化(Layoff和Layoff_Employe),反映了当期公司采取的雇佣政策。解释变量中,Excess_Employe度量了公司相对于行业的员工雇佣水平,该指标越高,说明公司冗员越多。因此,系数b反映了劳动力成本效应,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上一期公司冗员数量对公司劳动力费用形成影响,进而对当期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产生影响。该系数小于0,说明如果上一期公司存在过多冗员,导致劳动力费用大幅上升,当期公司会采取相应的裁员措施。Postlaw和Ownership是示性变量。Postlaw反映了公司观测值的时间,该变量为1,表示在2007年的观测值,为0,表示在2007年以前的观测值。Ownership反映了公司所有权性质,该变量为1,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国有控股的类别,为0,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非国有控股的类别。因此,系数c反映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对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影响,即国有企业作为整体是否相对于民营企业增加或减少了雇员。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所有的控制变量都是反映公司特征的变量。Firm用来控制未观测到的公司固定效应,Year用来控制外部经济的变化对公司的影响。为了控制序列相关问题,我们在本章所有的估计模型中对标准误在公司层面上进行聚集处理。Bertrand,Duflo and Mullainathan(2004)认为,DID(两次差分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问题,这种序列相关可能高估估计参数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通过对公司进行聚集效应处理,能够减少序列相关问题对估计的影响。

在本章的三次差分方法(DDD)中,第一次差分分别比较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前后的差异,第二次差分分别比较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冗员规模对这种差异的影响,第三次差分比较了这种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之间的差异。本章最关心的系数是d,本章用该系数检验原假设和备择假设。Postlaw,Ownership和Excess_Employe的交叉项反映了在外部冲击发生(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后,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冗员水平的变化。由于外部冲击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没有差别的,在相同的外部冲击下,系数d反映了相同冗员水平变化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劳动力雇佣行为上的差异。如果系数d小于0,说明对于相同的外部冲击,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解雇了更多的员工。在原假设下,政府为达到其就业目标,干预国有企业,要求国有企业不解雇员工,至少解雇员工的比例不能超过私营企业,因此,系数d应该为正;在备择假设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者不以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解雇劳动力方面存在代理成本,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代理成本越高的国有企业会雇用更多的冗员,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雇用冗员的机会成本非常大时,国有企业会解雇冗员,甚至会比私营企业解雇更多的冗员,因此,系数d不应该显著为正。

内生性问题是实证检验公司行为中最常见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回归中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一些不能被观测到的变量同时影响了公司冗员和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变化,而并非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国有企业管理者更替导致公司原来的劳动力雇佣政策发生了变化,如果新的管理者和政府有更强的独立性,较少受到政府的干预,可能比前任实行更严厉的劳动力雇佣政策,因此,所观测到的公司裁员行为并不是由于公司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而是反映了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劳动力雇员政策的影响。其次,同一时期公司的冗员和劳动力雇佣政策是同时决定的:公司冗员增加导致公司劳动力费用增加,为减少劳动力开支,公司进行裁员,但公司裁员可能影响了公司的经营情况,经营恶化导致公司产生更多的冗员。最后,是自我选择的问题。尽管公司存在冗员,但是公司管理者认为未来经济状况会变好,需求会增加,因此主动储备劳动力,保留这些过多的冗员;或者公司不存在冗员,但是公司管理者对未来经济状况比较悲观,因此实行更加严厉的劳动力雇佣政策。这种内生性问题使实证研究难以识别公司改变劳动力雇佣政策的真正原因。

为了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本章首先设计了一种自然实验的实证方法。外部劳动力成本突然大幅上升后,由于各个公司的相对冗员不同,各个公司劳动力成本增加幅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这一外部事件的反应也是不一致的。通过观测各公司的反应,本章能识别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公司冗员和劳动力雇佣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存在更多冗员的公司会承担更多的劳务费用开支,因此有更多冗员的公司会解雇更多的员工,如果存在政府干预,被干预的国有企业裁员的数量将少于不被干预的私营企业。其次,本章并不囿于从回归方程中推断因果关系,而是进一步在自然实验方法的基础上,比较在外部冲击发生前后国有企业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变化,明确识别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影响。同时,本章还比较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外部冲击前后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差异,明确识别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力雇佣政策差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