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调整研究

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例如，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等）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一列出这些文章观点和结论。例如沈国兵和史晋川（2002）、岳昌君（2003）、李天栋等（2005）、黄海洲和Malhotra（2005）、邢予青和万广华（2006）、顾标和周纪恩（2007）、张卫平（2007）、刘晓辉和范从来（2007）、陈学彬等（2007）、王曦和才国伟（2007）、陈浪南等（2007）、李广众等（2008）、龚刚等（2008）、唐翔（2008）、张兵等（2008）、王自锋（2009）、王晋斌和李南（2009）、赵志君和陈增敬（2009）、谭秋梅和陈平（2009）、林伟斌和王艺明（2009）、杨治国和宋小宁（2009）、陈蓉和郑振龙（2009）、刘思跃和叶苹（2009）、王胜和李睿君（2009）、张成思（2009）、裘骏峰（2010）、刘尧成等（2010）、李成等（2010）、韩青（2010）、黄志刚和陈晓杰（2010）、袁伟彦和李文溥（2010）、孙华妤和潘红宇（2010）、黄薇和任若恩（2010）、张屹山和孔灵柱（2010）、路继业和杜两省（2010）、杨长江和任栋（2011）、梅冬州和龚六堂（2011）、张晓莉和刘啟仁（2011）、王广谦（2011）、袁申国等（2011）、徐建炜等（2011）、徐奇渊（2012）等等。

综观近些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人民币汇率会升值。但就升值的方式和升值路径选择以及汇率升值的经济后果上还存在争议，不同学者的观点差别也较大。

2.4.1升值方式和升值幅度的选择

我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金融体制还有很多缺陷，管理水平还不适应，因而固定汇率也许比浮动汇率有利，但可以调整，如从钉住美元改为钉住货币篮子(张曙光，2005)。关于调整幅度，张曙光(2005)的观点是：“升值的幅度要适当，过大可能承受不了，过小不解决问题，还要再调，就会陷于被动。不过，近几年内只能动一次，不能动两次和多次。根据前面的估算，也许在5%~10%之间较为恰当。5%以下可能太小，解决不了问题，超过10%，影响较大，可能承受不起。”而且汇率变动涉及整个相对价格体系的调整，因而风险很大。政府必须有多手准备，也需要其他政策配合。

成功的汇率政策调整必须依赖于确定明晰的汇率政策目标、设计适宜的汇率政策制度以及选择最佳的调整时机。所以，一次性升值加上缓步引入区间浮动机制最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一次性升值15%~20%比较理想中金在线，2005年3月30日。还可能的原因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时机已成熟，政府应该一次性调整汇率，并坚决抵抗投机资本，并彻底消除汇率升值预期。

然而，汇率调整只是一种支出转换政策，在中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时，不能推行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马君潞、吕剑(2007)的实证结果验证了该结论的准确性。以26个转型经济国家为样本，分别建立probit 和Logit 模型，对这些国家的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自1995年以来，我国实行硬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是最小的，远远小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明显小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所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因此，当前应该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制度，长远目标是实行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坚决杜绝中间汇率制度，以保证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并不一定会再增加多少升值预期，相反，由于消除了人民币汇率失调，反而有可能减少升值压力，从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创造条件，所以一次性升值10%是合适的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5月16日。而且，人民币汇率的单向升值不能解决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问题。中国面临着农民工问题，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国内政治问题。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导致大量的投资资金涌入，这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冲击。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则会形成一个升值的周期，并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目前汇率调整过程刚刚开始，如果采取稳定调整汇率制度，每次小幅增长3%、5%，再加上通货膨胀，人民币三年五年后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比重也是不小。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要取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和货币调控能力。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要考虑中国当前经济的可承受能力；要考虑我国目前还能进行“对冲”和调控的能力；要考虑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博弈”能力。

如果人民币选择较大幅度的价值重估，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冲击，从中长期看货币升值对于提高就业和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短期内可以采取财政政策等手段来规避货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在重估人民币汇率到其合理价值区间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一次性重估的方式。如果美元较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呈现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小幅渐进式升值很可能起不到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上升(甚至是下降)的作用，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将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可，并引起强烈的市场投机，从而不断增加货币当局操作的压力。这样做不仅起不到发挥汇率价格杠杆调节经济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短期内反而增加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解决上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服务业中市场化程度滞后的部门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服务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张斌、何帆，2006)。

2.4.2升值的经济后果

2005年，麦金农与邹至庄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有一场“争论”。麦金农认为人民币汇率显著持续的升值会导致出口和投资减缓，GDp增长下降，更可能出现类似日本当年出现过的通货紧缩。而邹至庄的观点恰恰相反：人民币汇率升值能降低通货膨胀，并且主张一次性大幅度升值(麦金农和邹至庄，2005)。

有诸多研究证明人民币升值会产生负面效应。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就业的增长，并加重就业负担。因此，人民币汇率不宜大幅上升，但有必要对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日益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万解秋、徐涛，2004)。何新华等(2003)借助于结构型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就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模型给出的模拟结果与经济理论相吻合，人民币升值将会产生的J曲线效应，升值将带来的通货收缩压力。政策模拟结果表明，为减小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进式升值优于瞬间大幅调整。不过，即使人民币升值15%，从长期看也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危害，因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大的负面影响仅发生在最初一两年内。

然而，有研究证明汇率升值可能会有正面效应。例如，孙霄翀等(2006)区分市场导向和成本导向两类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了两个汇率影响理论模型，并证明对这两类直接投资，汇率变动会有不同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会促进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抑制成本导向型直接投资。张曙光(2005)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短期压力源自内外经济失衡和双顺差的持续，而长期压力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竞争力的增强，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两个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通过测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GDp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发现三个季度后，升值的影响下降一半以上，七个季度以后，升值的影响近于消失。

汇率变动的会直接作用于进出口贸易。叶永刚等的经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没有因果关系，而与中日双边贸易互为因果关系。卢向前、戴国强(2005)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VAR)的分析方法，对1994-2003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的影响，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而杨帆等(2004)指出重工业化时期大量进口资源和技术，货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会打击出口，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反而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区分短期和长期效应，张正荣、顾国达(2010)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变动会调节贸易收支。但短期中，汇率升值会抑制进出口贸易。长期中，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持续时间长，且滞后效应的负向效果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