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方是王道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就是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并在此过程中让中国经济受益。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

回顾大国的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贸易二字频频出现。古今中外，对外贸易不仅带动了本国的经济增长，也为一国货币取得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

欧洲近代的历史源于海上新航道的大发现，从恩里克王子到伊莎贝尔女王的支持，从达伽马到哥伦布的探险，尽管目的并非想象的那样崇高，但也开启了的欧洲的富强王朝。英国用大炮和商品开拓了国外市场，成就了“日不落帝国”，将英镑推向全世界。法国携法郎，德国携马克紧随其后。

美国身处北美大陆，除了代表性的珍珠港事件之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远离了正面战场，本国领土得到了相比较之下和平和安全的环境，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发展的良机。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二战后的重建，美国都一直保持着欧洲和亚洲物资的供应国地位，积累了源源不断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成为了战后经济版图的领头羊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贸易立国的基础帮助美元获得了延续至今的全球霸主地位。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重建，迅速崛起。尽管在二战后初期，日本也出现过假货充斥市场、劳动密集、附加值低和员工工作环境恶劣等不好的情况，但这似乎是贸易发展必经的阶段。此后，日本的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并一度使欧美强国陷于恐惧和害怕之中。日本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了松下、索尼、日立、本田和丰田这些如今享誉全球的品牌。对外贸易为日本本国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也使得日元成为几乎可以与美元叫板的强力货币。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极不平衡且缺乏自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全面建交，对外贸易伙伴迅速增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外贸商品日益丰富，贸易结构逐步改善。

195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11.3亿美元，1988年突破了千亿美元，之后贸易总额增长不断加快，2010年已接近3万亿美元。

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28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43倍。1979年至2010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6.8%。

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7%，2010年达到50.7%，提高了4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我国从一个外汇极度紧缺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2010年已达到28473亿美元，为我国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资金。

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上升至第2位；其中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6%，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1位，进口总额也上升至世界第2位。新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到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等资源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加工贸易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新中国逐渐发展为制造大国，“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各地。1978年，广东省签订了第一份来料加工协议，我国加工贸易开始起步。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般贸易，并保持了快速增长。2010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加到11578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39%。

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也不断蓬勃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旅游、运输服务为基础，以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和广告等新兴服务贸易为增长点的服务贸易全面发展格局，服务贸易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82年的仅44亿美元上升到2868亿美元；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9.4%上升到11.5%；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6%提高到4.5%。其中，出口由1982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1286亿美元；进口由19亿美元增加到1582亿美元。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快速发展。2009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由1997年的仅0.84亿美元增加到65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0.3%提高到5.1%；咨询服务出口由3.5亿美元增加到186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4%提高到14.5%。

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可以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工业化战略。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战略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严重的三农问题；后者造成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工业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又进一步导致工业化战略的刚性。30余年的经济体制变革，延续了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但实现了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的转变。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赶超冲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导致民生抑制、市场分割和产能过剩；开拓外部市场成为这种增长模式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而地方经济多头对外、无序竞争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出口产业的短期成本优势。

中国制造业的蚂蚁雄兵打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这头衰老大象，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不断上升。但出口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负面效应：通过对发达国家就业岗位的挤压导致西方国家的全面恐慌和强烈反弹；严重透支了国内的资源环境、居民的教育健康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基础。因此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在于限制规模的扩张，通过产品质量和出口价格的提升来提高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未来中国需要从贸易大国逐步转变为贸易强国。

从金融小国到金融大国

金融业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其他新兴产业都要金融业发展来支持。贸易强国的目标会因为处于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双重身份”的困扰而使其代价越来越大。金融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1987年，纽约股市出现了崩盘，却给意大利艺术家狄摩迪卡带来了灵感。两年后，他的作品被誉为象征“美国人力量与勇气”的铜牛，出现在了美国华尔街。这条街道长不过1/3英里，宽仅11米，却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这里是美国大垄断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所在地，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政府和市办的证券交易商、信托公司、联邦储备银行、各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的总部以及美国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财团开设的银行、保险、铁路、航运、采矿和制造业等大公司的总部，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华尔街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脉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始于1653年的华尔街，经历了美国历史的浮浮沉沉，对美国当今强国地位的树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大萧条时期，华尔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美国政府。华尔街是美国金融的标杆和象征，浓缩了美国最伟大金融世家的发家史，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金融人才，囊括了现存近乎所有的金融工具，见证并帮助了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不只是华尔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与其说是为战后欧洲重建和维持世界金融秩序，倒不如说是美国干涉世界金融的有力工具。美国在两大组织中毫无争议的主导地位，也帮助美元在经历风雨后依然处于世界货币舞台的中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遵循了“先资本市场，再货币市场”的思路，尽管近几年货币市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市场依然无法达到一个成熟货币市场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弹性。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金融大国的建设，而金融大国要以各金融市场的建设为起点。

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应该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货币市场主要服务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大公司，为之提供短期借贷，同时为中央银行提供宏观调控的场合和机制。货币市场是为上述机构提供短期借贷的市场，因此中央银行可以使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直接干预货币市场，进而影响货币量、物价、汇率和资本价格等变量。使之成为连接和调控其他市场的枢纽。

细分货币市场，主要由资金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和短期国库券市场组成。所谓的资金拆借，更像是金融机构间盈余的互补，某金融机构由于临时的问题可能出现资金的暂时短缺，盈余方会贷资金给短缺方，以调节资金平衡。票据贴现是将未到期的票据根据一定的收益率折为现金，面值100元的票据，贴现后可能就是90元，具体由贴现的时间决定。贴现中一定的收益率即贴现率，由中央银行决定。国库券由于其收益稳定，成为老年投资者钟爱的对象，代发银行门口排长队的现象也多是为了购买国库券。短期国库券一般是指一年内的国库券，由于到期时间短，收益率低，老年人买的少，但却是中央银行调控的有力工具。三个市场，都会受到中央银行的操纵，在拆借市场注入资金，改变票据贴现市场的贴现率，买入或卖出短期国库券，都能够改变货币的供应量，进而影响经济生活中的其他变量，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标。

外汇市场是经营外币和以外币计价有价证券的市场，也是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外汇市场由一系列外汇业务组成，包括因国际贸易、投资、旅游等经济往来产生的货币收支活动；因各国货币制度差异，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发生汇兑问题，进而形成汇价或汇率；因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执行外汇政策，影响外汇汇率，经常买卖外汇；因商业银行、专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外汇经纪人、进出口商以及其他外汇供求者经营各种现汇交易及期汇交易而买卖外币。

外币同业拆借市场是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存在的交集，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建立和完善的市场之一，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主要功能是为金融机构间提供短期外汇资金借贷的场所，与本币同业拆借市场平行，是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密切的联系纽带。

由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和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我国金融业和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未能充分发挥动员国内储蓄、促进投资的有效形成和配置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级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和利用外资，导致外国资本对国内储蓄的部分替代，也导致了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两头挤压，造成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组织的不足。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同时又对外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以企业产权交换对美国财政部的债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投资主体的缺失。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表现

回顾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部分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都高估了自身金融体系的能力，开放了资本账户，并选择了并不牢靠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选择本意在于培育一个稳健而有效的金融部门，保持汇兑环境的稳定，并改变增长方式，以求在亚洲的竞争中重整优势。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中，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国际竞争力已经明显下降、本币明显被高估的情形下，许多国家仍坚守固定汇率制度。再加上他们不合时宜地放松了资本账户管制，特别是大胆地开放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这使得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本国原本脆弱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领域，过度自信和过早打开资本大门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1997年2月初，国际投资机构掀起抛售泰铢风潮，引起泰国经济动荡。泰国的外汇储备在对冲基金的冲击下很快耗尽，即使有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的联合支持，泰国还是没能支持下去。在同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放弃已坚持14年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随后泰铢便开始大幅贬值。

泰铢放弃抵抗以后，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就像多米诺骨牌，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下一个个倒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目标。1997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同月，菲律宾比索也遭抛售；就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最惨的是印尼，它虽然受危机传染最晚，却是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经济体。

1997年的货币面冲击仅仅是开始，危机在1998年深化并开始传染。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月21日印尼盾兑美元突破10000大关，IMF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以美元为基准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这种极不负责的举动遭到IMF及欧美的一致反对。IMF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导致印尼陷入经济政治双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兑美元再次跌破10000大关。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ASEAN-5（东盟五国）其他四个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货币汇率纷纷下跌。4月8日印尼同IMF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后，国际炒家们依然不依不饶，直到IMF最后的救市方案在7月底基本到位后，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不过，对冲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最大的误算就是中国，这也成为这场货币战争的转折点。香港回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里程碑式事件，代表着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这两个经济体的初步实质融合。对冲基金在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的时点附近挑衅中国政府的底线是很不明智的——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国两制”不会允许任何失败。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路跌破6600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HKD/ USD的水平上。为了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大陆向香港注入了大量的外汇资本，同时坚定地宣布人民币不会贬值。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当然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在股指期货策略的失误，使得投资者和保卫者胜负各半。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国际炒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终于，在1999年，这场历时两年的亚洲噩梦结束。

这场金融危机其实是一场被西方对冲基金利用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窝里斗，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积蓄的国际竞争力和储备资本为基础，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下，挺过了那场危机，并真正成为亚洲的火车头。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在区域内树立了威信，东盟中的一些小规模经济体开始向中国靠拢。

美元崩溃的威胁：小岛的故事和斯蒂格利茨怪圈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热钱及其背后势力的舆论在拼命恐吓我们——如果美元及美元体系崩溃了，中国将深受其害，遭遇灭顶之灾，因此中国必须分担美国的损失。他们声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消费，中国的生产者将无所事事，企业将停产倒闭，股票将大跌——而潜伏国内的热钱非常“默契”地证明了这一点，在2008年年初的8个月内将上证指数打掉了55.9%，腰斩了一半还多，而美国道·琼斯指数才跌了16%。因此，中国必须买美国的国债，中国必须以人民币升值来分担美国的损失。

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彼得·D·希夫在他出版的《美元大崩溃》一书中，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让人在幽默中感受到上述的恐吓是多么令人好笑。

他写到：“在日常生活中，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调——没有美国，亚洲的生产者将无所事事。就目前来看，世界对于美国消费的依赖程度并不及中世纪农奴对农奴主的依赖程度，因为农奴主拿走了农奴全部所得的25%。如果对农奴来说，农奴主不榨取他们的这部分的劳动所得，那将是多么大的一场灾难啊。想象那些失业在家的人，这些农奴能不死心塌地地为农奴主卖命吗?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有什么事情可做吗?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为进一步说明它是多么的荒诞，希夫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假定6个落难者被困在一个荒岛上，其中5个亚洲人，1个美国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饥饿，他们一起商量后，做了分工：5个亚洲人中，1人狩猎，一人捕鱼，1人采野菜，1人做饭，1人拾柴看火，而第6个人，也就是那个美国人，则负责吃饭。

5个亚洲人整天忙碌，就是为了给这个漫步沙滩的美国人提供食品，美国人把吃剩下的残羹剩饭留给亚洲人，以便他们维持第二天的劳动。

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个美国人便成了岛上经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如果没有这个美国人及其永不满足的胃口，那么荒岛上的亚洲人都会失业。事实上，如果这些亚洲人投票把美国人驱逐出岛，他们可以分得更多的食物，进而有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也会过得更加富裕和幸福。

希夫继续完善他的比喻——有人说，这个比喻有不贴切的地方，现实中，美国人会为他们的“食物”支付现金，而亚洲人获得报酬——没有关系，荒岛上的美国人也像现实中的美国人一样为吃饭付费，只不过他打的是一张白条——美元。岛上的人都知道，他的欠条是无法兑现的，因为他不从事生产，也不具备从事生产的条件，更没有从事生产的意图。但亚洲人还是接受了，这些毫无价值的欠条越攒越多。亚洲人会因此变得更富裕吗?当然没有。

在希夫的比喻中，这时候一位亚洲的银行家（代表亚洲国家的央行）出现了，他被冲到这个岛上，并开展金融业务。这位银行家开始对岛上的亚洲人征税，也就是征收那个美国人留给他们的剩饭的一部分。然后，这位银行家与这些亚洲人达成协议，用征收的这些剩饭菜换取他们所持的美国人的欠条。当然，这也并不是全部交换，因为这位银行家也要吃饭。

这位银行家的出现改变了什么呢?这些亚洲人的食物有没有因为银行家的出现而变得更多呢?美国人的那些欠条有没有因可以交换食物而变得更有价值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希夫最后得出结论：对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过度消费并非他们的福祉，相反，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而这种消费的终止，短期内也会产生一些最初的不适应，但最终将是对亚洲最有利的事情。这就好像农奴从农奴主那里得到解放一样，他们有限的资源将全部用于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更快的提升。

同时，希夫还判断，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货币角度，美国都是一座不可靠的空中楼阁，虽然外表极为华丽，但却毫无根基，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坍塌。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个人和公司债务不断膨胀，储蓄严重不足，美元的贬值以及国内制造业的衰退。美国迟早要出现经济崩溃，它可能是突发性的，也可能是渐进性的。不管是哪种形式，美元和美国经济崩溃都将不可避免地冲击全球经济。但这只是暂时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全球购买力最终将转移到生产性国家（比如中国）。而，这一故事，形象地描述了被称作“斯蒂格利茨怪圈”的现象。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提出，把所有借债国的资产负债表合在一起看，就好像是新兴市场以较高的利率从发达国家借钱，然后以国库券和其他低回报率证券的形式把大部分钱再借给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斯蒂格利茨怪圈”。

斯蒂格利茨怪圈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一方面不断增加对美国国债的持有，另一方面大量美元资产流入中日两国国内市场，获得股市、房市的高额投资收益。

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出现主要缘于这几方面原因：其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国家普遍产生了对外汇储备短缺的恐惧，此后许多亚洲国家不惜采用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以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其二，国际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霸权让美国长期利率走低，亚洲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实质就是美元储备的增长。其三，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缺乏。从理论上讲，亚洲各国完全可以把外汇储备多元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因为各国政府往往最关注的不是外汇储备的回报率，而是它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美元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要求。

我国要想摆脱“斯蒂格利茨怪圈”的负面影响，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调整引进外资战略。中国是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自身本“不差钱”，差的是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上升的优良外资。二是调整进出口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升级，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的进口，提高外汇的使用途径和效率。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的进程，降低美元资产的贸易盈余。四是加强亚洲金融合作，积极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欧美债务危机的教训

“世界是平的”浪潮似乎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当全球经济发展向好时，大家都可以从中分一杯羹，而当经济下滑时，谁也难以独善其身。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市场因素的冲击和影响，而当前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致富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凸显两大敏感性特征：

其一是我们在前述部分所提及的高储蓄率。老百姓把一辈子的积蓄几乎都存在了银行里，以备不时之需。

其二是靠天吃饭，单纯地依靠比较优势。传统的经济学贸易理论讲求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于是中国凝聚力量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但是，仅仅靠老百姓省吃俭用、吃苦耐劳来创造和保护自己财富的模式已经难以奏效了，2011年的美国债务危机就给我们熟知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当头棒喝。

经济衰退和多年的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294万亿美元的法案。而到了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已达到了法定的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按照相关规定，美国国会必须在8月2日之前就提高国债上限达成一致，否则美国政府将缺乏足够现金，美国国债将面临违约风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国债危机。一旦最具信用的美国国债出现违约，那么国际金融市场将大乱，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将遭受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冲击。

尽管在2011年8月2日的大限之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了新的债务上限协议，即到2012年年初，美债上限将最低提高2.1万亿美元，最高提高2.4万亿美元。但美国主权信用的违约风险仍然若隐若现，2011年8月6日，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AAA至AA + ，这是标普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美国经济史学家戈顿曾这样歌颂美国国债对于美国经济、金融和整个国家战略的伟大作用：“1770年代，国债帮助我们赢得独立； 1780~1860年代，国债为美利坚赢得最高的信用等级，欧洲资金得以滚滚流入美国，协助美国经济快速增长； 1860年代，又凭借国债拯救合众国； 193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了全世界。”然而，对美国意味着福音的国债，却像一个巨大黑洞，吞噬着他国劳动者血汗换来的财富。

受欧美债务危机和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影响，截至2011年8月12日世界股市市值已蒸发掉约4万亿美元，中国沪深两市市值则损失约9600亿元人民币。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是14.29万亿美元，而其GDP的规模为14.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债务与GDP之比已经接近100%。《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中的减赤条款可能会令之前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停顿，甚至把美国拖入新一轮衰退中。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本次债务危机是美国的政治问题，是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结果，美国自身经济没有问题，把闯祸的罪名转嫁给国会，但这次危机的的确确给全世界人民敲响了一次大大的警钟。

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1960年到2011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八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次是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自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三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前任总统布什在两届任期内共七次提高债务上限。

2001年，小布什接替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时，美国财政状况健康，还颇有盈余。然而，在此后的8年里，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针对超级富豪的减税以及经济衰退，令这些盈余消耗殆尽。2005年1月，小布什连任时，美国国债为7.6万亿美元，而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已升至10.6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急转直下，税收大受影响。奥巴马敦促国会通过的7000亿美元刺激计划，将财政赤字推高至经济总产出的10%以上。目前，美国财政支出的每一美元中，就有0.4美元是借来的。更糟糕的是，这种状态并无改善之势。去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就已警告称，到2021年，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可能达到美国经济年产值的100%，而到2035年，可能达到近190%。

从历次美国上调债务上限的历史看，山姆大叔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经济发展及安全问题，而不是债务持有者的债务安全风险。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为了缓解自己的债务危机，使出浑身解数逼迫日元汇率上升。1981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约48亿美元，1984年上升到350亿美元，1986年则超过了850亿美元。日美的贸易顺差与美国负债上升，导致了《广场协议》出台，1985、1986年日元汇率上升40%。但美元指数的下挫威胁全球经济，于是，1987年旨在提高美元指数的《卢浮宫协议》出台，美元上升，全球资金回流美国。

当今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坐在家中却无故遭难的怪现象。欧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其他国家无端跟着倒霉遭殃。美国携美元以令诸侯，利用国际货币绑架其他国家经济为其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这，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诸国的梦魇。

美国虽然屡次遭受自身经济危机的伤害，但连带受伤害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实际受损更大。美国通过自己的印钞机源源不断地向全球输出流动性和通胀，又通过其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力量逼迫别国货币升值，神秘地消除了自己的巨额债务。

进入2011年，我们满怀疑惑地看到，美国还是美国，经济增长并未收到实质性的恶化，美国人的生活依然如故。其他国家却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股市惨淡、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原材料和资源品大幅涨价。美国依然过度消费，而世界却为美国买单。

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人把自己问题的部分负担转嫁到全球经济头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界经济和自己的美元垄断地位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四十多年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以更激烈的言辞谴责美元霸权：“用一钱不值的纸钞却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所说的“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正在被应验。目前我们有60%~70%的对外贸易是用美元结算，反过来我们又用美元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连锁反应。

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和金融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美元化的恶性怪圈，这是由于各经济体对于美元的依赖所造成的。以往人们戏称美联储是“世界中央银行”，而格林斯潘则是“世界中央银行行长”。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储备大量美元、公司持有大量美元，美国货币市场交易量每天达到几万亿美元，占全球交易量达七成，美国汇率的波动，美国宏观政策、汇率政策最终要影响到世界各国。同时，美国通过货币和债券发行以及金融创新等手段不断扩大其货币市场规模，加强其在国际货币市场、石油及铁矿石等关键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对货币发行国而言，铸币税意味着可以计量的有限利益，而掌握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则意味着掌握影响和控制别国财富的无限利益。

当前，考虑我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将面临美元超发贬值、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和对国际大宗商品购买力下降的多重风险。

首先，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一旦美国国债出现违约，中国利益无疑会受到价值缩水的重大威胁。截至2011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2万亿美元，接近外汇储备世界第二日本的3倍，而这其中三分之一多用于投资美国国债，综合考虑其他性质的美元资产则占到60%以上。更有媒体指出，中国购买的美债预计遭受的投资损失或高达20%至30%。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若以下跌最低20%计算，将会损失约23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亏损170多美元。此外，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美国市场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美国因国债违约而出现金融动荡和经济大幅下滑，人民币将“被升值”，对中国企业出口也将带来重大冲击。还需要警惕的是，一旦美债出现违约，美元将进一步贬值，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记载，当孔子的学生向他求教应当如何治国时，孔子强调了要做到三点：“足食”、“足兵”和“足信”，当弟子问到哪一项最重要时，孔子选择了“信”，说：“民无信不立。”于国于民，取得别人的信任都是至关重要的。

回顾近几十年来全球所发生的主要金融危机，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还是90年代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无论2007由美国次债危机蔓延至全世界的经济危机，还是本次的美国国债危机，究其根源，无一不是由于信用体系的崩溃造成的信用危机引发所致。我们需要提醒美国的是，丢失自己的信誉必将使本国的货币越来越有可能被替代。

现实生活的经济教训告诉我们，仅仅按照别人制订的“游戏规则”，靠自发的博弈远远不够的，那只能在“被动锁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亚洲地区要想摆脱这种美国咳嗽、自己无端吃药的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去美元化”，摆脱对于美元的依赖，加强亚洲地区区域内的贸易往来，构筑并完善自己的信用体系，对抗复杂动荡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而这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有三点决定了目前人民币或许正面临国际化的最佳时机。一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二是中国汇率的稳定，三是周边国家对于人民币信心的不断增强。

2010年中国全球贸易总量已接近3万亿美元，白俄罗斯、菲律宾和缅甸等周边国家已经纷纷给予人民币结算货币地位，中国台湾地区从2007年6月30日起将人民币与台币双向兑换正式扩大至全岛。汇丰经济学家预期，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流动在3至5年内将至少有一半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的未来强势地位并不在于其高汇率水平上，而是建立在越来越广泛的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地位基础之上。

同样，要在风云多变的国际资本市场中掌握主动，根本出路也在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建立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完整资本市场，包括覆盖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