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霸权的血雨腥风

当货币制度问题超出国界时，就成为国际货币制度或者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也称为货币联盟，指的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一战的爆发成为英国衰落、美国崛起的开端。通过为同盟国提供融资和战争物资，美国快速从债务国转变成债权国，并崛起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大国。

1917年美国根据特别条款参战，没有领土和殖民主义要求，其身份是合作者而不是作为盟友参战，因此它提供的是贷款而不是财政援助。1923年欧洲盟国欠美国的债务达280亿美元，而德国对同盟国的战争赔款债务则高达600亿美元。战争是摧毁而不是创造财富和生产力的过程，对战争的融资不可能创造其自身的清偿能力。但是美国要求清偿盟国的债务，并持十分强硬的态度，这超出了欧洲的支付能力，德国被榨干，欧洲盟国全都陷入经济紧缩的深渊。

美国于1922年恢复了1909年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ch Act of 1909），其“美国售价”条款的恢复意味着美国总统得到授权，只要现有关税不足以抵消其他国家在生产成本上所享有的比较优势，就可以提高关税。此后耐用品平均进口关税从1920年的16%提高到38%。比较优势法则由此遭到了美国法律的强制封杀，从而也堵死了欧洲向美国出口更多货物来清偿“一战”债务的途径。欧洲的唯一选择是向美国私人部门借新债带还旧债。这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资金循环链：美国私人部门给德国地方政府融资，德国地方政府上交款项给德国中央政府，德国中央政府向欧洲同盟国支付战争赔款，欧洲同盟国再向美国政府清偿债务。但是这一资金链在1928~1929年间出现断裂。

1926年以后，美联储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使英国等盟国的利率高于美国，以便帮助他们通过吸收美国私人部门的融资来偿还债务。但是低利率引起美国的投机性繁荣，美国民间投资者将投资从欧洲债券转向本国的股票。股价上升同时也诱使了欧洲资金进入美国市场。欧洲可以从美国投资者那里无限借入资金清偿其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幻觉由此破灭。1931年德国首先要求停止战争赔付。出于维护其私人金融机构对德国的债权人利益（因为德国全面违约将引起美国银行的破产），美国政府同意德国延期偿付，让德国脱身使压力聚焦在英国身上。英国发生清偿危机的风险导致市场上对英镑的挤兑，这使欧洲的汇率体系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而英镑大幅度贬值则削弱了德国的出口潜力。全球范围的关税与竞争性贬值的贸易战由此全面爆发。其结果是全球通货紧缩，既有的世界贸易体系崩溃。

一战结束后这些年，美国得到大量黄金，从而给美元以其他任何货币无法比拟的支持。同时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和有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使美国可以大规模输出资本。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交易媒介，不仅美元是全世界最稳定的货币，而且美国是唯一货币可直接兑换黄金、且不限制黄金输出的国家，另外美国也是唯一能够大规模输出资本的国家。一战后的美国已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债权国。

但是美国并没有接替英国充当世界的领导者，承担起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正常运转的职责。当时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仅为2%~ 3%，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拒绝接受国际主义，因为后者意味着承担并不能为自身带来利益的世界责任，意味着放弃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未能平稳交接，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结果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分裂（或全球化退潮）和大萧条，而且是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M.Hudson（2003）指出，美国“没有预见到世界经济问题牵涉的范围有多广，没有理解它对欧洲债务问题所采取的强硬路线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欧洲大陆重拾民族主义和独裁专制——这些对美国的强硬路线的回应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点”。

二战爆发后，美国财政部依据1892年颁布的一部老法令制定出战争物资的租借制度，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向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租借援助。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租借法案，它被美国看作是在战时进行战后规划的一个成功案例。作为租借的回报，美国要求除保护美国之外的某种利益，这就是英国和其他受援国对在战后多边贸易重建中进行合作的承诺。这种承诺由租借法案的第七条款体现，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受援国消除国际商业中所有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核心是终结英国的帝国特惠制（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会议上制定的英联邦成员国之间实行相对较低关税的制度）。另外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盟国必须以现金支付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英国和其他盟国虽然赢得了战争却再一次成为美国的债务人。

在对战后政策的讨论中，美国承认要求清偿债务并提高美国关税的做法是导致一战后盟国破产的原因，并达成不再重复这些错误的共识。新型战略要求确保美国进入外国市场，并为美国资本获得欧洲国家殖民地的原材料扫清道路。

1941~1945年是美英两国酝酿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时期。美国预见到了战争结束后为战争服务的工业将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和转型压力，工业需要6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美国经济需要出口拉动，美国在通往世界领导者的路上也需要扫除大英帝国这个障碍。因此有必要倡导自由贸易，并实现汇率稳定，从根本上改变两战其间世界经济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的状态，特别是要占领英联邦成员国的市场。英国当时债务缠身，急需外部融资应付其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同时也希望享有“用调整汇率来保护就业的权力”。

就此，美国出台了一个与英国的凯恩斯计划有着重大差异的怀特计划。

怀特计划是建立一个50亿美元（44国出资的实际股份是88亿美元）的国际稳定基金和一个致力于战后重建的复兴银行。目的是：防止国际汇率的破坏性波动以及货币和信贷体制的崩溃；确保国际贸易的恢复；提供救援和经济重建的资本。怀特的银行计划过于庞大，曾引发美国众多反对的声音，但稳定基金成为美国计划的核心。

虽然凯恩斯也希望避免30年代的货币战和贸易战，重建汇率稳定和贸易自由的经济世界，但他主张建立国际货币联盟，让国际收支平衡之外的贸易顺差和逆差交由一个国际清算银行去处理，各国中央银行在国际清算银行中拥有清算账户，成员国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进行买卖以应付亏空和盈余，这些盈余存放在清算银行中以银行货币“班柯（bancor）”形式保持。每个成员国拥有的班柯份额根据其战前最后五年年平衡贸易量的一半计算，是这个国家可以透支的数额安排，总额为260亿美元左右，国际收支通过在联盟账户上借记付款国并贷记收款国而实现。国际清算银行本身不涉及汇兑操作，只是记账。班柯的单位以黄金量为基础表示，各国货币则以班柯单位来表示。凯恩斯提出用黄金可以购买班柯，但不能把班柯兑换为黄金的“单向兑换”。其长远目标是让黄金与货币脱钩，而用班柯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最终储备货币。凯恩斯计划还设有一些辅助性机制：跨国警察部队、一个经济重建和救援的组织以及缓冲储备基金。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方面，凯恩斯认为，“金本位失败的原因是它将调节政策的重担强加在债务国的身上，即调节对债务国来说是强迫的，而对债权国则是自愿的”。

凯恩斯计划的核心是在不让债务国有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政策调节功能由债权国来担任，顺差国应当被强制性地花掉这些顺差额，在全球层面和国内层面都一样的核心问题是通过降低囤积货币的趋势来防止失业。凯恩斯还寻找办法对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国家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清算其账户：一个年透支额达到其指数份额的1/4以上的中央银行就将被列为受监督的银行，对这种银行不仅要求它贬值其货币（不超过5%），而且还要求它将多余的黄金卖给国际清算银行，同时还要禁止它向外出口资本。对透支额将征收利息，其利率跟着债务-份额比率的上升而上升。为了让顺差国承担调节职能，凯恩斯提出“稀缺货币条款”，即允许它的货币升值不超过5%，当其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账户盈余超过份额的1/4或1/2时，就要支付5%和10%的利息，超过份额的资金在年底将被没收，放进公共的储备基金中去。凯恩斯清算银行的模式来自于英国在1914年以前维持金本位的经验，其计划含蓄地批评美国未能像英国在19世纪那样担负起领导世界经济的职能。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的实质性差别就是“美国的银行存款原则与英国的透支做法之间的差别”。

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经济实力雄厚，股份出资的方式帮助美国仅以不到30亿美元的出资在IMF和世界银行享有27%的投票权和否决权；通过美元-黄金直接挂钩保留了金汇兑本位制的基本秩序，拯救了美国占世界储备72%的黄金价值；投入基金的钱起到了美国政府的卖方信贷或出口补贴的作用；通过多边国际组织IMF的贷款条件和世界银行的援助推行华盛顿共识，倡导经济开放与私有化，为美国的全球扩张（出口和投资）扫除了制度与政策障碍；通过美国主导的、实施美国战略意图的多边国际组织作为放款人和逼债人不至于引起直接的反美情绪。而凯恩斯的“稀缺货币条款”被改头换面地重写，结果是长期收支盈余的经济体有义务听取IMF的建议，但没有必要按照这些建议去做。

美国运用《租借法案》、1946年的对英国贷款和借助多边主义概念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实现了美元取代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英国作为美国的债务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1945~1946年间，美国对英国发放了总额为5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并以英国放弃帝国特惠制、向美国开放其所有的市场为附加条件。在通往世界霸主地位的道路上，英国的英镑区构成其潜在的威胁。正是英国而不是前苏联构成了战后美国进入拉美和亚洲市场的最直接的威胁（1937年英国在世界制成品出口市场占19%的份额）。英国被迫接受这一贷款条件，并被迫解冻其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在战时积累的英镑和外汇盈余，本来这些盈余主要用于对英国出口产品的购买，现可以自由购买任何国家的出口，在当时条件下无疑被用于购买美国的产品。英国被迫加入IMF，被迫放弃其他成员国享有五年过渡期中货币可不自由兑换并可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权利。尽管英国经济已疲惫不堪，但它无法以英镑贬值来重建其储备，无法求助英镑区特别贸易协定。它必须支持国际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必须放弃帝国特惠制，而且不能对来自美元区的进口有丝毫的歧视。英国对拉美的出口从1938年占该地区出口的40%下降到1948年的8% ，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出现类似的下降。虽然英联邦整体占IMF的份额超过20% ，但实际上已不具有政治上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英国能否从IMF获得融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不行使否决权。英国只能俯首称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欧洲的抗争与失败

战后到6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相对平稳，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生俱来的一个根本性缺陷是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生的风险和不稳定性。而布雷顿森林机构代表性问题、国际收支调整中的双重标准和不对称性、汇率的不稳定性等缺陷都是与这一根本性缺陷共生的，已经是相对次要的了。《布雷顿森林协定》没有明确规定如何使国际储备的增长适应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将美元这种国际储备的供应建立在美国经济和政策的稳健性基础之上。蒙代尔（2001）指出，“就像任何单一纸币本位一样，美元本位制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延续：或者是美国在决定其自身的货币政策时优先考虑世界其他各国的利益，避免输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或者是世界各国忍受美国的货币苛政”。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美国既要扮演世界财务经理又要做世界警察。战后美国承担了世界警察的角色，这既是美国以战争起家的优势，也是其减轻军工产业转型压力所需要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大多数时间都派有军队驻守全球五大洲。其昂贵费用对十分富裕的美国来说仍然相当沉重。美国的纳税人不愿意送钱到华盛顿去支付战争费用，因此美国政府只有诉诸举债或干脆开动印钞机。

早在1963年美国海外的军事开支已对美元的黄金后盾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私人部门正在不断加大对欧洲的工业投资。欧洲经济学家将美国的这种对外投资与美国的总体国际收支赤字联系在一起，证明美国实质上正在无成本地接管欧洲经济。前两项国际支出再加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越南战争的巨额成本不仅崩紧了美国经济，而且使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大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政府间债务人。美国以纸币而不是黄金结算其国际收支赤字，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货币膨胀，成为60年代后期全球通货膨胀的发动机。黄金价格开始上升，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1961年12月，美国倡导并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一起建立黄金总汇联合干预伦敦黄金市场，稳定金价以保卫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官员制订各种计划，确保外国把他们的美元储备再借给美国财政部。1963~1964年欧洲国家对美国滥发货币引发国际性通货膨胀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法国敦促美国优先以黄金为将来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黄金是唯一不受政府行为控制的货币要素。

意大利是率先对进一步为美国赤字融资说“不”的。1968年1月意大利银行提出，美国与欧洲央行之间将来所有的货币互换都通过IMF来进行，让IMF的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从而迫使美国向欧洲保证，它会采取认真的措施结束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换言之，作为维持美国金融清偿能力的代价，美国必须让其国内政策接受外国债权人的审查。但是美国有能力拒绝偿还其海外债务而引发世界货币体系崩溃。意识到这一点欧洲只能退却。1968年3月17日黄金总汇因美国黄金持有量即将耗尽而解散。同一天，美国与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协定增加了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将货币互换网络的总额增加到200亿美元，外国央行同意接受其中105亿美元的美国货币而不将它们兑换成黄金。这是美元霸权确立后债权国第一次集体成为美国人质。另外，黄金的流失和欧洲的抗争也迫使美国总统约翰逊改变军事政策，并宣布不竞选连任。美国专家指出：“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将和平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的欧洲债权国已经强迫一名美国总统辞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黄金就是权力，如果美国的黄金不断流出，那么为了维持美国的外交和金融霸权，就必须改变世界金融权力的基础。于是美国决定改革IMF，将其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坚持的债权国导向的国际金融规则转变为凯恩斯在1943年提出时遭到美国驳斥的债务国导向的建议上来。

美国的理由是如果世界贸易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那么世界上的流动性成比例增长是必要的，由于私人窖藏黄金，新开采出来的黄金并没有提供流动性的这种增加，因此，增加的部分只能或者来自增加作为关键货币使用的美元，或者来自特别提款权。按美国的计划，IMF不再只是各国货币组成的货币池，而且将形成透支能力供赤字国使用，主要是供美国使用。欧洲人的回答是，国际流动性的功能与其说是为贸易融资，还不如说是为世界贸易和收支的不平衡融资。进出口可能成10倍地增长，如果它们保持平衡的话，就不会出现需要融资的赤字增加。特别提款权的构想实际上是允许美国等国际收支赤字国能够维持程度更高、时间更长的收支失衡，而不必遵从传统的国际收支调整过程。1969年10月IMF第24届年会通过了设立特别提款权的决议。这种不受IMF条件性约束的“纸黄金”的建立在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制度化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整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美欧在货币和贸易问题上的摩擦不断，1970年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的私人资本继续接管欧洲和亚洲的工业和公司，使国际收支资本账户上出现赤字，美国政府要求盈余国家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其进口额要相当于其资本输出的规模，否则就限制外国对美国的出口，并于年末实施了纺织品强制配额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欧洲则在国际金融和投资领域进行报复。法国重启1968年实施过的以美元兑换美国黄金储备的行动，德国也积极跟进来做出配合。这对美国而言是不可容忍的威胁。在美国官员的眼里，欧洲仍然是美国的附属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相比，欧洲显得渺小，日本更近似于零，而且美欧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此时市场关于美国能否左右其他国家政策的疑惑不断上升，美国居民和公司开始出现甩卖美元的货币投机。

美国政府自1945年来有一个始终不变的目标，就是为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打开欧洲市场。而欧洲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障碍了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这种农业政策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共同市场六国间固定汇率制度能否维持。因此美国政府默认美元的外流。投机资本的外流尤其是对德国马克的冲击成为美国破坏欧洲共同市场固定汇率安排进而撕裂欧洲农业政策的战略手段。马克开始向上浮动，荷兰也跟着加入货币浮动。欧洲经济和货币合作的脆弱性、美国在欧洲的强大军事存在及其分而治之的政治和外交手腕终于令欧洲俯首贴耳。1971年5月美国官方直接出面要求日本对日元进行重估，并威胁日元不升值就将对日开征特别的单边关税。日本虽然强调其贸易盈余是美日产业结构的差异所致，而非简单的相对价格问题，但还是就此取消了二战以来的资本管制，推进了贸易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这项掩埋在一长串毫无用处的经济政策变革中的关闭黄金窗口的行动，对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却是最大的挑战。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货币或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联系。它创造了无穷的套汇套利的可能性，并且为各种各样新金融产品的产生做好了准备”。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纯粹美元本位制的确立。

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即在黄金储备即将耗尽的时候终于挣脱了黄金对美元的唯一束缚。M.Hudson（2003）认为，“美国不仅中断了黄金兑换，而且事实上拒绝清偿它的对外债务”。另外，“投资者可以通过以美元购买外国货币而赢利，因为他们深信美国政府会迫使外国提高货币汇价……事实上，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官方的国际政策。一旦黄金支付被中断，美元投机就不再（对美国）具有经济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全球热钱的大规模流动、国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与新兴经济体此起彼落的金融危机是根源于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的。美国独一无二的债务国地位得到承认和制度化，而且不会有任何限制和遏制。此后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元纸币维持其规模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并要求贸易盈余国家将其美元储备再投资于美国财政部债券，实现了政府主导的政治、军事的全球性扩张，并通过民间资本的跨国投资和并购实现对其他国家资源和核心工业等战略产业的控制和接管。而这一切对美国而言几乎是零成本实现的，因为它们都由国际收支盈余国家“埋单”。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已用历史事实证明了蒙代尔所说的两个条件是没有一个可以成立的。美国永远也不会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安排它的货币政策，即使哪个总统愿意，他也没有权力这么做，因为美国的政策并非由总统说了算而是由国会多数票决定的。虽然70年代的抗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但是它至少证明了“世界各国忍受美国的货币苛政”是有限度的。此后纯粹美元本位制的30多年中，美国对国际收支赤字保持着“善意忽视”，而贸易盈余国家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容忍和无奈。它们不情愿地不断增加着美国国债的持有，部分在于对美国明确的军事扩张战争目标的支持，部分在于避免世界政治的摊牌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其实在这30年中，积极的抗争和消极的抵制仍然是存在的。欧元的酝酿和诞生体现了欧洲国家对美元霸权的集体抗争，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2007年欧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已达26%，美元则从2002年的72%下降到64%。四欧元成员国极少持有美元储备，相对有效地避免了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对它们的剥削。我们发现日本外汇储备自2006年达到高峰后已不再大规模增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通过零利率政策成功地诱使了国际资本的日元套利交易，通过放出低息日元贷款而消化了美元储备的积累，实现了避免日元升值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目的，并将美国输出的通货膨胀压力转移给了澳大利亚等高利率国家。但是欧洲和日本仍未能逃过这一回美国次债危机的劫难，中国则因贸易依存度过高也无法独善其身，外汇储备贬值风险和产能过剩导致的失业压力如何化解无疑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

历史经验的几点昭示

我们从近百年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美元的霸权地位是由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高科技等硬实力以及由这些硬实力支撑的政治、外交和文化等软实力共同支撑的。

2.军事战争对美元霸权地位的作用具有两面性。美国通过海外大规模驻军为一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可以换来这些国家对美元本位制的支持。其中德国与日本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但是过于庞大的海外军事支出会使美国国民经济不堪负担，财政和国际收支的双赤字会损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稳定基础，并进而引起美元危机或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3.美国具有世界超强的战略研究和外交能力，地区货币合作只要存在国家利益差异和内部摩擦的可乘之机，美国一般都能通过政治压力和外交手腕予以各个击破和瓦解。

4.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受限制和遏制的美元本位制度，国际收支调节的不对称性、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国际汇率的内在不稳定性等缺陷都是从这一根本性缺陷中派生出来的。

5.国际货币的需求量不与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模正相关，只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程度正相关，这是国际货币需求与国内货币需求的根本性区别。因此世界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不应成为美国输出美元的正当理由。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持续和加深是美国持续输出美元并且拒绝国际收支调整的结果，也是各国抗争美元霸权失败的结果，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溃败的一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