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风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第三节　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风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初始模型建立

本章实证部分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SEMs）进行研究。SEMs是一种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融为一体的、形式灵活的数据统计分析工具，是进行多变量分析的有效途径。并且对于明确及可检验的假设潜在的统计分析，在研究中能够有效地进行控制并进一步进行理解。本章实证中需要用到的许多变量都较为抽象，难以直接、准确地进行测量和获取——如企业文化差异、文化的适应性、文化整合的措施等，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一些可观察变量进行间接的替代。与多元回归分析相比，SEM模型没有严格的假定限制条件，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测量误差，可以接受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避免了在多元回归分析中难以处理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李怀祖，2004）。

本章使用SPSS 16.0以及AMOS 17.0软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文化差异、企业文化的适应性及整合效果的相关指标进行统计检验。首先建立研究模型的路径图，然后根据模型拟合出评价指标，评估模型拟合的好坏，并进行模型的修正，最终确定拟合模型，并对各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以得出结论。

初拟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图6-4所示。

图6-4　初拟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变量界定，利用AMOS 17.0软件画出初始结构模型如图6-5所示。图中椭圆形表示的是潜变量，而矩形表示的是显变量。图中有一部分路径的系数被设定为1值，是为了分析结果的测度比例考虑。

图6-5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图

图6-5中：（1）设置了14个外生显变量，分别为A₁、A₂、A₃、A₄、A₅，B₁、B₂、B₃、B₄，C₁、C₂、C₃、C₄、C₅，它们分别用来表示影响企业海外并购面临文化整合风险的3个内生潜变量，即LA——国家差异消除因子、LB——民族差异消除因子、LC——企业/组织差异消除因子。

（2）D₁、D₂、D₃、H₁、H₂、H₃这6个外生显变量的设立是被用来表示企业海外并购面临文化整合风险的2个内生潜变量，即LD——文化认同度、LH——同化的程度。

（3）3个外生显变量被用来界定内生潜变量，即LF——企业的文化学习，它们分别为F1、F2、F3。

（4）设置了3个外生显变量G₁、G₂、G₃，用来表示外生潜变量RCS，即有关并购后文化整合的实现的度量。

（5）设置了26个显变量的残余变量（error1，error2，…，error26）。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

通过第四章的因子分析，本章对最初拟定的模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调整之后的模型如图6-6所示。

图6-6　第一次调整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图6-6中，LI代表因子分析后新细分出的企业内部差异因子，LC则代表细分出的企业环境差异因子。根据软件的“Amos Warnings”提示，新增加一个潜变量的残余变量error27（e27）。

在AMOS Graphics中画出路径图之后，将相应的sav数据文件导入，经过第一次迭代运算所得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相应指标如图6-7所示。

图6-7　第一次调整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迭代运算指标

由AMOS Output中的显示结果可知，χ²＝458.9，自由度df＝271，P值为0.000，小于0.05，在拒绝区域内，且χ²显著。而χ²/df＝1.6934＜3，所以对于χ²不显著的要求是可以忽略的。因此总体而言，此模型的拟合效果尚佳，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调整和分析。第一次调整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统计检验结果如表6-16所示。

表6-16　第一次调整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统计检验结果

续表

数据来源：作者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对表6-16的观察发现，部分P值过大，非常不显著。这说明某些路径的设置不合理。分析导致相关路径设置不够合理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

与文化差异消除相关的大部分要素以及文化适应性要素对于企业海外并购后文化整合所面临的风险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企业的跨文化学习间接实现的，而直接作用则并不显著。而在企业海外并购中，民族差异因子的影响已经逐渐通过隐性的、间接的方式产生作用，对于无论是跨文化学习还是并购后文化整合都没有直接的实证性作用。此外，显变量F 3，即并购双方企业所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与潜变量LC——企业环境差异消除因子存在重叠，以不同路径同时对并购企业双方所处环境这一指标进行不同角度的重复考量，造成了估计系数不准确。

三、结构方程模型的进一步修正

对初始模型进行再次调整，删除P值较高的路径，即民族差异消除因子对并购后整合的影响路径、企业内部/环境差异消除因子对并购后整合的影响路径、文化认同度对并购后整合的影响路径、同化的程度对并购后整合的影响路径以及民族差异消除因子对跨文化学习的影响路径，并删除显变量F₃。将数据导入第二次修改后的模型再次进行运算，所得结构方程模型迭代运算指标如图6-8所示。

图6-8　第二次调整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迭代运算指标

调整后的路径统计结果如表6-17所示。

表6-17　第二次调整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统计检验结果

续表

数据来源：作者实证分析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第二次模型调整后的Amos Output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所有的因子载荷都已经为正，CR值也有一定的改善，模型整体的拟合状况有了上升。虽然仍然有部分P值较大，这可能与数据的质量存在一定关系，但考虑到采用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存在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模型运行得出的结果能够证明第三章中提出的相关假设，即

假设6　文化学习与整个海外并购文化整合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文化学习能够减少企业海外并购后文化整合风险。

其中，对于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后文化整合中面临的国家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主要的应对方法有：权利差距的消除、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规避、并购企业双方个人/集体主义取向的一致性、性别偏向的中立化（不存在性别歧视）以及企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导向等。

另外，中国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后整合时通过进行跨文化学习以应对文化风险的方式主要有：加强跨文化培训的力度、明确控制权的归属等。

但同时，也还有相关假设（假设2、假设3、假设4、假设5）并没有得到直接的验证。但相关因素对于企业海外并购后文化整合的间接作用得到了验证。具体来说：

对假设2有关民族文化差异因子的假设进行的修正为民族文化差异的消除并不能够直接对企业的文化学习乃至企业海外并购的文化整合风险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对其他相关因素发生作用而产生的。

与假设2相类似，假设2—假设4对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文化整合的直接影响作用也并不显著，但相关因素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消除和企业的跨文化学习有着直接并且显著的影响，虽然它们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后文化整合风险的直接作用没有能够在实证模型中得到直接的验证，但它们通过消除企业与海外并购目标企业的国家差异和推进并购企业间的跨文化学习而作用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风险。相关的假设可以修正为企业/组织文化差异的消除、文化认同度以及同化虽然不能够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风险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可以通过作用于其他的相关因素——如国家文化差异的消除和并购民营企业的跨文化学习等——从而对海外并购文化整合风险产生间接影响。